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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果曾“恋上自己的姨妹”?(3)

  这一大段文字中的“沈从文对张充和爱欲的炽烈化大概发生在1939年5、6月间”、“至1940年夏,沈从文的恋情有变,张兆和此时拟携龙朱、虎雏二子离家赴昭通任中学教员一事,似亦与此有关”、“可能因为忌讳和流言,沈从文的爱欲似有所冷却。而很可能经此变故之后,张充和即离开昆明,远赴重庆,事情遂告一段落”,等等,都是极为轻率的猜测。

  1939年5、6月间,沈从文住在呈贡杨家大院,除了沈从文一家及张充和,住在杨家大院的还有杨振声、卞之琳、孙福熙,以及“音教会”的同仁,经常来杨家大院会聚的还有一批曲友和票友。常言道“人多嘴杂”,假如真有什么“流言”的话,是包不住的。可迄今为止,除了这篇《证》文,并未见到有关沈从文与张充和的“流言”。至于张兆和应聘赴昭通任中学教员的事,那是生活所迫,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绝不是《证》文所说的“恋情”。因交通受阻,张兆和的昭通之行未能成行,于1940年秋天到呈贡友仁难童学校教英文,沈从文也到该校上义务课;1941年秋,张兆和转到龙街的育侨中学教英文,沈从文也跟着去上义务课;1943年秋,张兆和到呈贡县中任教,沈从文也到这中学教义务课,“妇唱夫随”,反倒是有感情的见证。细读沈从文惟一一封《致张充和》的信也真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来。

  至于张充和离开昆明去重庆,她自己在《合肥四姊妹》一书中说得很清楚,“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重庆政府给她的这份工作很对她的胃口,一再为她在重庆生活得相当舒适、并与章士钊和沈尹默成了忘年交而庆幸。

  熟悉张充和经历的人都知道她在沈从文家长住过三次:

  第一次——1933年9月至1934年考取北大之前。1933年9月来北平参加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礼并留下作报考北大的准备,直到考上北大后才住到公寓,这其间一直住在沈家。

  第二次——抗战后到昆明,先是同沈家住在蔡锷旧居北门街的一个院子,后又住到呈贡县龙街(乡镇)的杨家大院,直至1940年去重庆为止。

  第三次——1947年2月至1948年年底,一同住在北平北大宿舍中老胡同。这是七、八间的长条房子,张充和与傳汉思住在最西头有单门的一间,直到1948年年底赴美为止。

  沈家是张充和的“娘家”,张充和是从沈家“嫁”出去的。假如沈在青岛时对张充和“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昆明时期又有过“爱欲的炽烈化”,那张充和1947年2月至1948年年底这将近二年的时间里还能住到沈家吗?从相关文章看,沈家四姊妹关系相当好,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对沈从文尤为钦敬,沈逝世时他送的挽联是: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仅从这副挽联也能看出傅汉思、张充和夫妇对沈从文的感情,作为研究者真的不该有过多的猜测。   也作诗文示“风怀”?

  《沈从文全集》在编选过程中,为减少重复删去的文字,编者均加注作了说明。可《证》文作者为了寻找更多的“证据”,对《沈从文全集》的“删削内容”,妄加推断,列举的例证就是沈从文1962年4月11日《复张充和》。沈从文在这封信中写道:

  新诗似在这里写几首下来,有意思还在长长的序跋,字太多,就不抄了。如有机会见到《中国文学》,还可看到一些。

  ……

  限于纸面,和其他忌讳,可惜不能将序跋写上。有些地方似乎得有序跋才好懂!

  《沈从文全集》编者有注云:“此处删节信中抄录的一组旧体诗,均为《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中作品,已编入全集第15卷。”

  可就这条注,引起了《证》文作者“探究”的兴趣,认为“有必要对此信稍加分析”,《证》文中写道:

  事实上沈从文这一时期所做的有序跋的诗,乃是《青岛诗草》中的《白玉兰花引》及《〈白玉兰花引〉跋》及《残诗》等诗文,它们才是沈从文《复张充和》所指的有序跋的诗,信中所谓“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玉兰花也极好……”绝不是随便叙说春景的,而是暗示风怀的。

  《青岛诗存》中的《残诗》,核心意象是三十年前良夜晚会上那个“红白如花脸,绰约小腰身”的青春女子令人歆羡的轻歌曼舞中不停旋转的姿态。这个轻歌曼舞的女子最有可能是约三十年前在青岛昆曲界的曲会上一展歌喉舞姿的四妹张充和。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沈从文对她已经产生了暗恋之情。《白玉兰花引》和《〈白玉兰花引〉跋》则一诗一文,互文共述了沈从文三十年前在青岛白玉兰花下与一位美丽女子的“偶然”遇合。诗中有句云:

  虹影星光或可证,

  生命青春流转永不停。

  曹植仿佛若有遇,

  千载因之成洛神,

  梦里红楼情倍深,

  林薛犹近血缘亲。

  此处的“星光”“虹影”恰可与《看虹录》和《摘星录》联系起来,作者似乎为后人暗示出一条隐微晦茫的小径。特别是“梦里红楼情倍深,林薛犹近血缘亲”一句,更具有强烈的暗示意义,暗示出诗人当年在两位“犹近血缘亲”的女性之间难于抉择的苦恼,所谓比“林薛”更近血缘亲的,不就是姐妹吗?而从性格上说,三小姐张兆和平实性近于薛,四小姐张充和飘忽情近于林。由于语言的有意含糊隐约,真幻兼有,加以诗文中的具体情事现今难以确考,但作者在遮掩之余又似乎想有所表露甚至给读者提示,如《白玉兰花引》的“跋二”云:

  星光虹影,虽相去遥远,海市蜃楼,世难重遇。公园路上之玉兰,玉立亭亭,又堪合抱。此人间细小变故,哀乐,乘除,岁月淘洗,不仅并未失去固有香色,反而使生命时感润泽。正若爝火微光,始终并未消失。人之有情,亦复可悯!适发现此旧稿于乱稿之中,因略有增删,作为永玉大画卷题词。文字迷蒙,势难索解,略作题解,转近蛇足,亦无可奈何也。或人将说此时此世,风怀诗有市场?其实屈宋二曹,由古至今又何尝有“市场”?

  这里的“风怀诗”就是一个提示。……沈从文自认他的《白玉兰花引》是“风怀诗”,其实也就是对读者的一个提示或者说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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