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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果曾“恋上自己的姨妹”?(4)

  前面已经说过这《残诗》中“轻歌曼舞”的“青春女子”不可能是张充和。至于《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诗都是一般性的诗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沈从文在信中所说的“有意思还在长长的序跋”,指的是诗作后面的解释,如《匡庐诗草》中的《庐山含鄱口望鄱亭》、《庐山“花径”白居易作诗处》等诗作后面的确有“长长的”“跋”,联想到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沈从文在寄往美国的信中所说的“限于纸面,和其他忌讳,可惜不能将序跋写上”,是可以理解的。1962年正是所谓的“冷战时代”,为收信人考虑,淡化诗抄的政治性,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做法,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不难理解。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沈从文1962年4月11日《复张充和》“信中抄录的一组旧体诗,均为《匡庐诗草》和《井冈山诗草》中作品”,并没有《证》文中所大谈特谈的《青岛诗存》中的《残诗》,《证》文作者对《残诗》作了随意曲解后,又把沈从文信中说到的“序跋”说成就是《白玉兰花引》和《〈白玉兰花引〉跋》。《白玉兰花引》初作于1962年,1975至1976年改定的,全诗共有103行,另有小注共约400多字;《〈白玉兰花引〉跋》写于1975年,共有四则,约3000字,仅这二项加起来就将近4000字。且不说《白玉兰花引》和《〈白玉兰花引〉跋》与《复张充和》写作年月有出入,单就字数而言,沈从文会写这么长的信吗?《证》文作者从《白玉兰花引》摘录出来的六句诗在沈从文的信里是没有的,《证》文作者所揭示的“一条隐微晦茫的小径”,简直是痴人说梦,至于沈从文“当年在两位‘犹近血缘亲’的女性之间难于抉择的苦恼,所谓比‘林薛’更近血缘亲的,不就是姐妹吗?而从性格上说,三小姐张兆和平实性近于薛,四小姐张充和飘忽情近于林”,以及所谓的“风怀诗”,也全都是乱说。

  岁月悠悠,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们再怎么说他们,他们也不可以从地下爬出来与我们争执,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逝者理应多一份尊重。傅汉思和夫人张充和都还健在,在论说他们的为人及品格时应该格外留意。去年10月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看到97岁高龄的张充和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书写院名的报道,称她写的大字“挥洒自如,不带半点烟火气”,请她题写院名的刘东教授受到感染,当场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充和先生,见到你才使我想起中国文化之可爱!”而《证》文让我们想起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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