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因译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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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若对于人情世故,好像极精通,又好像浑然不知。她家的铁门内侧贴着一小张剪报,内容是空巢老人独自在家如何防止被骗,文末有几条提示警告,比如不要随便开门放陌生人进来等等。但每次门铃一响,文洁若总在第一时间用细脆的嗓子答应着,迈着细碎的快步过来,哗啦一声,干脆利落地把门拉开了。别人请她写幅字,她爽快地一口便应承下来,却又提醒人:“那你自己得记着提醒我啊,我从小就爱忘事。”当然,文洁若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的节约,外出应酬饭局,她会把每一道菜都打包带走,餐巾纸总要两面都用过了才扔。她笑着说,她的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后来没落了,所以省吃俭用,萧乾正相反,小时候很穷,长大了特别大手大脚。 是的,当文洁若还叫“雪子”的时候,她过着富足的生活。父亲是派驻日本的外交官,7岁那年,她连同姐弟六人被妈妈带去东京。她在日本接受基础教育,2年后的1936年,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二·二六”政变,全家才到北平,她继续就读于一所日本小学,以优等生毕业后进入天主教会的圣心学校,在英文班连跳两级。可惜当时她家五六个孩子读书全靠变卖家产支撑,文洁若因为贫穷辍学半年,在家自修初中课程,后考入辅仁女中,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1946年,文洁若参加高考,被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文专业和辅仁大学女校西语系同时录取,她选择了前者。文洁若一直是乖女孩、好学生,大学期间一如既往地“死心眼”学习,给自己规定的标准是87分才算合格。她的同学中有积极参与运动的,她却很少投入。同学回忆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她几乎都在图书馆,好像那儿才是她的家。她是在图书馆迎接新中国成立的。 毕业后,她顺利考入三联书店,次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历任整理科编辑、编审、苏联东欧组编辑、外文部亚洲组日本文学翻译,编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汉译稿,同时翻译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 文洁若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曾在父亲指引下,用4年时间将日文版的《世界小学读本》一套10本翻译成中文,100万字。也就是在那时,她对未来有了清晰的愿望:当翻译家。读大学时,作为练笔,她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与家灶》译成中文。可惜这批译稿都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到出版社工作后,翻译逐渐成了分内工作。她最初的身份只是文字校对员,却总是忍不住“技痒”,给焦菊隐看《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校样时,她就“多此一举”地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指出漏译错译处。除了“整理译稿”,她也亲自操刀翻译。业余时间翻译日文《活下去》、《日本劳动者》,从英文转译苏联小说。她翻译的西奥多·德莱塞近50万字的《黎明》,由萧乾校订完毕,可惜译稿毁于“文革”。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文洁若的第一个高产期,她的翻译风格开始凸现:精准、严谨,“一个零件也不丢”。 好景不长,文洁若陷入政治浪潮,转眼就是20余年。尤其是作为“右派萧乾”的妻子,她经历了批斗、挨打、隔离等种种苦难,还被逼对着自杀的母亲的遗体大声诅咒“死了活该”。萧乾也几度自杀。这些经历留下的痕迹是,文洁若至今还有一个习惯,一听到残酷的罪行,首先算算那人在1966年时多大。 但不管怎么难,文洁若从没放弃过翻译。无论是1958年作为业务骨干从下放地回到北京,调入亚非组,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还是“文革”期间从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她都处于工作高峰,完成了几百万字的翻译。不过,她那段时间翻译的作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怎么高。 早期以日本文学翻译为主的文洁若,是我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800多万字)的翻译家。她在半个多世纪里主编《日本文学》丛书19卷,翻译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100多篇短篇。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都是经由她的翻译被中国人所熟知。她的成就获得日本方面的广泛认同:1985年被邀请赴日1年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2000年,73岁的文洁若和盛中国同时获“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两年后,日本政府更是授予她“勋四等瑞宝章”这一难得的殊荣。 除了日本文学翻译,精通日、英两种外文的文洁若翻译生涯中的另一件大事,是晚年耗时四载翻译《尤利西斯》,这是她英文翻译的主要成果。曾经,父亲带小洁若逛日本书店,指着五册的岩波文库版《尤利西斯》说:“你看,日本人连这么难的书都译出来了。”而一个甲子之后的1994年,文洁若以衰病之躯,与萧乾合作,完整地译出了这部意识流天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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