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英国：帮朋友翻译《金瓶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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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教务虽然很忙，舒庆春在东方学院教授的课程有官话口语、翻译、古文和历史文选、道教文选、佛教文选，以及写作。不过东方学院有一个好处，就是假期较长，加起来一年中有五个月之长。假期对舒庆春来说，并不完全自由，因为有的学生利用假期也要学习。只要有学习要求，老师就必须执教。所以，在假期，舒庆春只可能做短期的离开伦敦的安排。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学校课堂中和学校图书馆中度过的。 图书馆是他看书和写作的地方。他在五年之中先后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成了一名业余作家。 经过五位英国学者和教授的倡议，经过中国驻英大使馆、中国作家协会的积极配合，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决定将St.James's Gardens 的老舍故居列为“英国遗产”，以纪念这位杰出的中 国作家，他在这栋房子里居住了三年，并创作了他的前两部半长篇小说。他开始使用“老舍”作他的笔名。 2003年11月25日，伦敦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这是700多处英国遗产中唯一一处为一位中国人挂的牌子，也是第一块上面有中文字的“英国遗产”牌子。牌子上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写着“老舍”的字样，并注明他是一位中国作家，1925年—1928年曾在此居住。中文字体是按他的夫人胡絜青书写的毛笔字放大复制的。我应邀出席了挂牌仪式，并和查培新大使一起为牌子揭幕。我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特别向英国朋友，向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表示感谢。我特别说明，老舍先生在长篇小说《二马》中曾经着力描写中国因落后而被人瞧不起，他为此痛心疾首，因此将小说的主题定在了“救国救民”上。现在，过了七十多年，英国人决定为这位中国作家挂牌子，标志着中国人被人瞧不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不仅仅是这位中国作家本身的光荣，世道也真是大变啊。 老舍的三部小说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老张的哲学》，写于1925年，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半年，由1926年7月到当年的12月止，开始时署名舒庆春，从第二期起改用“老舍”笔名。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第二年，1926年，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赵子曰》，是《老张的哲学》的姊妹篇，连载于1927年3月号至8月号的《小说月报》，前后六个月。 第四年，1928年，又写了第三篇长篇小说，叫《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了八个月，即1929年5月至当年年底。 老舍是1929年6月离开英国的，在欧洲旅行了三个多月，主要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意大利。于1929年秋坐船抵达新加坡，在华侨中学教书半年，于1930年2月起程回国，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家，把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写完，于5月返回故乡北平。 这样，老舍离家五年半，自1924年秋至1930年夏，带回来四部长篇小说。 当年，当老舍先生走上文坛时，在整体上长篇小说的创作量非常少，以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为例，虽然它的篇幅很大，是一本厚厚的杂志，但一年也就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到1929年也才增加到一年发表两部，除《二马》外，另一部是巴金先生的《灭亡》。他当年正在法国巴黎从事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小说月刊》的编者曾在编者的话中说：“巴金何许人也，我们也不知道。” 正因为如此，老舍先生刚一步入文坛，就名声显赫，有点物以稀为贵的味道。所以，老舍先生后来获得了一个美称，他被誉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体文，不同于古典的文言文。这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对中国社会的进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舍先生属于“五四”新文学阵营，而且是其中重要的一员，进入现代文学史中公认的文学巨匠“鲁、郭、茅、巴、老、曹”行列。 老舍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语言。 老舍是北京人，出身旗人，是满族正红旗人。这个出身，让他在语言上占了天时地利。 中国的方言多达千种，当人们决定推行“国语”时，即选一种方言作母语，全国的人都学着讲这种话，再用这种话作文字的表述体，推行“语体文”，取代文言文，这种被选出来的方言就成了全国人的“国语”了。经过激烈的竞选，北京话被推选为国语的母语，候选的提名还有南京话、苏州话、广州话、武汉话。 恰在此时，讲北京话的老舍走上了文坛，他的语言仿佛成了全国人都正在学习的国语的范文，这还了得！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风。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先阅读，奔走相告，老舍作品成了知识分子读者的新爱。 老舍先生走上文坛，确实是一件大事，多少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道。 这三部小说的问世大体上已经构成了老舍独特的文学风格，而这种风格从此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他的一生。这种风格是如此明显，以致一眼就能把他的作品和其他的同时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品区别开来。这种文风里既有北京人的机智、诙谐、包容，满族人的多才多艺、礼貌、时代烙下的悲凉，穷苦下层人的悲悯和冷眼，又有英国人特有的幽默。 除了语言的特点之外，三部小说的主题也十分抓人，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作品，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图强图变，救国救民，一片赤诚，虽然很幽默，很逗笑，但却都是含笑的泪。正像茅盾先生在阅读《赵子曰》之后所说：“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热望。” 《二马》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书，作者在书中除了描写两名到英国的中国人之外，大量描写了英国人，大量描写了伦敦，都用真实的地名，大量描写了伦敦的四季自然气候。书中有名有姓的英国人一共九位。书中提到的伦敦真实的地名一共三十九处。《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先生在编者的话中曾对《二马》有这样的评语：“到过伦敦的人，见他所写的伦敦，以及伦敦的人，都将为之叫绝，他写的是那么真切！”用真实的地名作自己的创作的人物和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二马》是一个辉煌的例证。有一位叫李振杰的中国学者用了许多时间进行了实地考证，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老舍在伦敦》，对这个文学主张以伦敦为例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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