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我如何写出《雨天的棉花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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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夫”来了。“二姐夫”和美国的空军机场彼此毫无关联，可是，他神秘地降落在了我的记忆表面。他的面貌比当初的那个深夜还要生动，还要鲜活。他的身边没有母亲，没有妻子，他的身边没有老布什。他的身上布满了疼痛的痕迹。我知道我可以写点什么了。 一切都是假设，但是，如果假设让我也疼痛了，我就有理由认定，假设离地面只有二十公分，一阵风就可以把它吹落下来。 真的不复杂，《雨天的棉花糖》写了一个战俘。它是一个悲剧。我当然知道悲剧的硬指标：眼泪。 然而，读《雨天的棉花糖》可以流泪么？ 我的答案是不能。说到底这不是答案，是我的希望，是我对《雨天的棉花糖》的一种预期。 悲剧无非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解决”的悲剧；一种是“尚未解决”的悲剧。已经解决的悲剧必须让人流泪，流泪说到底是一件痛快的事；另一种悲剧是，它在我们的现存生活中依然不可能得到解决，它只能是欲哭无泪。——这是美学原则么？不是，是我的一相情愿。 我的一厢情愿并不成功，事实上，《雨天的棉花糖》发表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它甚至连发表出来都是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994年读者朋友们才能够读到它。人们可以用成败来论英雄，父母却从来不用成败来论孩子。对我来说，《雨天的棉花糖》永远是我最特殊的一个“孩子”，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在我和“红豆”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深深地爱上了他。到现在为止，在我小说人物谱系里，红豆是我最喜爱的一个人。不是我塑造了他，是他帮助了我。他为我替换了精神上的软件，因为红豆，我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他让我长大了，“成人”了。如果允许我说得大一点，夸张一点，我想说，通过《雨天的棉花糖》的写作，我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蜕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 《雨天的棉花糖》，是我小说写作的一小步，却是我人生的一大步。我一再对媒体说，我感谢写作，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句话说清楚，现在，我想把我的“感谢”说清楚一些—— 因为人生经历的局限，我其实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我的每一次精神上的成长都是在写作中完成的。无论你怎样批评我自恋，我都要说，我真切地爱着我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他们从不让我失望。我希望有这么一天，他们能对我说，我们也爱你，你从来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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