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克：中国诗歌现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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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原创性、先锋性和在场感，体现汉语自身活力，是为逐步形成的与《年鉴》艺术精神相对应的选稿原则。《年鉴》从一开始就是一部具有方向感的文献性的选本，它张扬艺术的直觉美和诗性快感，强调诗应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人心的，也是诉诸于每个读者艺术直觉的，它主张诗与当下人的生存的真实性息息相关，与中国的语境相关，恢复诗歌对诗人遭遇的世界的命名能力，让诗回到诗的本义，即黑格尔早就说过的诗是“关于世界的诗歌”，使诗歌这只包罗这个急剧变化时代的万象和当代人复杂情感的“胃”更加强健。 早在《2000中国新诗年鉴》工作手记中，我就指出需要警惕对《年鉴》艺术精神的庸俗化的理解，它正在伤害年轻一代的写作，以为随随便便写几句琐屑的“自然生活”就叫诗歌。其实我们早已阐释，《年鉴》所理解的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诗歌美的力量指向生活的内部，灵动鲜活的口语绝不等于“口水化”和市井俚语，而是要探索将新的日常语言转化为新的诗歌语言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五四”开辟的白话文方向在中国是不可能逆转的，“口语”写作的意义和贡献是要把胡适、刘半农们使用的幼稚的现代汉语变得成熟起来，而非朝肤浅化发展。尽管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但生活并不取代诗歌。诗既是敞开的，也是自足的。一个真诚的诗人既要忠于生活的感受，也要忠于自己的内心。 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编选完毕即将付梓之时，当时的策划发行人杨茂东建议在封面上草拟一句话，起“画龙点睛”作用，因为那时好些书都喜欢在封面上有一句“广告”词。我便写上了“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一行字。谁知出版社对此有异议，经过协商，最后加了“艺术上我们秉承”的限制词。想不到《年鉴》作为诸多导火索之一，引发了诗歌界自朦胧诗以来的又一场大论战——“盘峰论争”，而这句话，成为命名与“知识分子写作”对立的另一个诗歌集群“民间立场写作”的关键词。 尽管《年鉴》提倡直面切入当下生活，以简洁的表达与事物相遇，把事物复杂的内在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年鉴》原则上从来是包容的，不排斥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实际上，《1998中国新诗年鉴》也入选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当年度的作品。 论战中个别言论也许过于激烈，有的话题甚至脱离了诗学范畴，有相互攻讦之嫌，但有幸的是这毕竟是发生在诗歌界内部的艺术之争，不能将它视为“场域”话语权纷争。就写作而言，论战涉及的现代汉诗的资源和语言问题；原创性与互文性问题；诗的感受力深度和理性深度的问题等，对论战双方和其他诗人都是有启发的。“民间”是个原有的词，但“民间立场”作为一个诗学概念的提出，它对中国诗新的价值有目共睹。好诗在民间成为常识，而这，显然也对其后“70后”诗歌一代的冒出、网络诗歌的兴起与兴旺起到了刺激与促进作用。然而，不得不承认，“民间”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词，我个人理解，它当然属于那个为这一观念的创立而“付出”过的诗人群体，但同时也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或别的“旗号”的写作，更属于广大的“无名”的写作者，正是诗人相互间的碰撞，激活丰富了“民间”的内涵。使大家都涵盖在“大民间”之中。 民间立场呈现的秩序就在于它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也代表了民间自身的冲突和分歧，只不过这种冲突是敞亮的，分歧是挑明的。真正的民间还要有反对自己的勇气。民间立场意味着艺术上的自由主义，尊重诗人的实验精神、探索方向、价值选择、表达方式和写作的个人尺度。也就是说，意味着坚持写作的独立性。民间的指向绝非身份认同，它甚至与诗人的现实身份无关。因为民间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不是同一种话语方式的衍生物，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诗歌成品，“民间”是一种艺术心态与艺术生存状态，其实它只是返归从《诗经》开始的千百年来中国诗歌的自然生态和伟大传统。它呈现的是个人的真正独特的经验，在这个敞开的、吸纳的、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没有人能独占它的含义，也没有人能够说出它的全部真理。民间的存在天然的是“一盘散沙”的存在，复杂而含混，这恰恰是诗歌生命活力的源头所在。那种把民间立场概括为一个流派，一种可供集体仿写的风格的企图，也从根本上离开了民间这一命名的初衷。 《中国新诗年鉴》最高印数2万册，之后有所反复，有时几千本，有时又达到1万多本。它之所以有影响力，首先不在于商业发行量，而是因为广为赠送。从《1998中国新诗年鉴》出版至今，每年的《年鉴》都赠送了中国近百家文大学的图书馆、中文系资料室、外国一些著名大学的亚洲文学系图书馆，以及中国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不仅是诗评家）、西方汉学家、中国报纸读书版编辑和文学期刊编辑等，还赠送给了许多中国诗人。 每年《年鉴》赠送掉的码洋高达人民币3万多元，还有高额邮资，寄往国外按水陆运印刷品这种最低邮费，每本就高达人民币30多元，高出书的定价。这就注定了无论《年鉴》如何在商业发行上努力，都面临亏损的窘境。 这三十年来，中国诗歌在艺术本体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在这个全球消费时代，并不是文学的创造力降低了，而是文学的世俗成功率降低了。《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自组成之日起，就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脚踏实地的、具有现代民主价值观念和协作精神的开放组合，它不仅由诗人组成，而是集结了从策划到编辑、发行各个环节的专才。正是人员搭配的铿锵错落，一开始，《中国新诗年鉴》编委会才有“野心”要拆掉诗歌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樊篱，力图让诗选由“输血工程”变良性循环。 我们想象的诗歌繁花没有开放便凋谢了，原因在于中国现有图书发行机制等问题阻碍。图书市场并没有真正放开，作为主渠道的新华书店，只跟国营出版社结算，而且要等待很长时间。作为民间第二发行渠道，更适合畅销书运作。一本诗歌年鉴，既不能像最畅销的图书那样叫下游发行环节先付款，也只适合城市的少数“精英”书店售卖，若拖欠书款，因为也就是几十本书，派人催款的话，可能讨回的回款连路费和住宿都不够，变得没有意义。也无法像做畅销书的书商对待下游发行商那样，你不结算我就不给你另一本火爆的书。其间还有一些卖掉了《年鉴》的私人书店倒闭了的。诸此种种，尽管也有佛山新华书店那样某年度的《年鉴》一家就销售2千多本的“奇迹”出现，却只能做到减少亏损而无法盈利。《年鉴》的这种的状况一再昭示了当代中国诗歌出版的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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