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运：杨克诗歌略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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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在介入现实的时候，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生活现场的鲜活与丰富，而且在内在价值观念上也显示出高度的历史理性。比如，曾经有多少人在诅咒“资本主义”的罪恶！又有多少人怀着小农经济的价值观念去诅咒城市文明！好像金钱、财富都是“不义”的，好像商品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肮脏的血淋淋的东西。而杨克对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所展开的历史想象，没有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不是单纯地评论生活，而是以诗意的方式、心灵的方式进入生活，阐释生活。《天河城广场》中政治功能的消退与市民功能的强化，无疑客观地映现出历史的转型。《在商品中散步》里，他以诗意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话语里受诅咒的“商品”予以正名： 不过，我也发现了他的内在情感上的分裂，也就是说，他在拥抱城市文明的同时，并没有丢弃农业文明时代长出的尾巴。在《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和《北方田野》等作品里，我发现，他的生命之根仍然在于农业经济时代。他说： 我最近曾与杨克讨论过一个问题：“非安全写作”与“安全写作”。所谓安全写作，指的是那些无论精神深度和高度还是诗艺的开拓与探索上，都严重匮乏的写作，虽然没有致命的缺点，但是也没有为诗歌史提供任何新质，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庸诗”。而“非安全写作”指的是对现实的深度指涉与介入，体现了诗人对历史的洞察与良知，揭示了历史被遮蔽的某些侧面，这种揭示会带来非安全性的因素。“非安全写作”另一方面指的是诗歌技艺上的“非安全因素”，也就是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因素、探索因素，有时带来一些“骚动”，产生争议，这种“非安全写作”如果不发展到极端，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因为文学史需要不断的拓展诗歌自身的元素，“非安全写作”是文学史的重要动力与活力。因此说，我们有必要适度把握“安全写作”与“非安全写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的时候，诗歌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会使得被指涉的对象和那些负面形态，产生激烈反弹，不愿意让诗人揭示真实面相的那些“权力”因素会干扰诗人。比如杨克的写作和年鉴的出版。他的《人民》这首诗，虽然在官方的杂志和出版社出版的重要选本里被多次发表或转载，但是，由于它在深层指涉了严峻的生存现实，仍然会被一些媒体排斥。《中国新诗年鉴》的编撰、出版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杨克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型诗人的人文立场。他的写作中彰显的独立品格带来的不同程度的“非安全写作”和“安全写作”之间保持了饱满的思想张力和诗学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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