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淳刚：生活贡献和文本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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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贡献和文本贡献 “2010中国江油太白诗会暨70后诗歌论坛”发言稿 “70后”这一命名更多意味着一种文学力量的在场，而非集体在场，所以，我听说过“尴尬的一代”，从未听过“70后裁缝和木匠”。在文献性刊物《后天》中，“70后”以“1970-1979中国先锋诗歌档案”这一命名出现，应该说这是一种理论反省的自觉和矫正。 作为始终在场的文学力量，和60后相比，70后没有那种透彻的历史虚无感，生活和责任是始终的命题；和80后相比，70后又有着对自身的怀疑，对物化社会的游移和反叛。在历史的罅隙中，70后生活在一个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这也便决定了70后诗歌的日常性和反叛性，它的日常性标画出反叛的冲突特征或理想的宁静，它的反叛性又检测着日常生活的深度或拒绝深度的纯净，正是这种日常和反叛构成了70后文学的集体面孔。 作为在共和国从红色走向经济这一大背景中长大的一代，70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中坚，然而在文学的肖像长廊上70后并没有集体亮相，或显在，或隐藏，或只露出相框。这在于消费社会生产的是认同自身异化的一代人，而非70后文学集体。所以，70后的民刊历史和反叛精神将更具历史意义。 “70后”这一命名在诗人和批评家中更多是一种集体幻觉，表现为“儿时玩伴”、“这些娃们”的文化心理。然而，作为反叛的认同性文学力量的“70后”始终存在。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真正考察“70后”诗人及其诗写。 消费社会的认同使“70后”这一命名不断凸显，这在最初并非是文学的意愿，或者只是纯文学推广的一厢情愿。而“70后诗人”的重要性在于时代认同中的反叛性认同。正是在这意义上，70后诗人与诗的道路才会渐趋清晰。 70后诗人有着足够的自信和耐心，有不少已经有了不俗的成就。这不仅仅体现在写作上，更有着自我生活的孤独坚守。假如足够幸运，70后诗人的责任将是通过个人和一代人的力量影响甚至重塑消费时代的生活和文化价值，亦即“生活贡献”和“文本贡献”将是这一代人独特的历史使命和命运。 就文本批评的常识而言，任何批评都不会割裂生活与文本来谈诗歌。任何一代诗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文本，但就文化社会批评，摆在70后面前的出路必须是通过生活贡献来检阅文本贡献。单面地比较文本体现为历史精神的单薄，仅从“文本贡献”的层面探讨“70后诗歌的方向和价值”将陷入理论的蜘蛛网和马蜂窝。而生活贡献和文本贡献则意味着诗人与诗的觉醒，历史责任不再简单地体现为语言中的关怀和担当，更有生活的自察、自觉和自树一帜，生活和文本的自然一体。 假如我们足够清醒，那么首先请让我们检验属于一代人的生活。70后诗人更多是寄居在这个嚣张的消费社会里。消费思想或猪肉精神的宏大映照诗歌价钱的低廉，甚至这代人在内心深处难以克服对消费时代的暧昧和暗恋。如此以来，自我的批判和反省尤显重要，生活和文本的一体将凸显其意义。 “70后诗歌”是一代人的反叛性认同，“70后生活”则作为迟来的却早已存在的命名。生活始终走在前面回望着写作，70后诗人能否像梭罗、施耐德那样遗世独立有着卓然的思想？或者像卡夫卡、史蒂文斯过世俗的生活却坚守最高的绝望？或者像杜尚“每一瞬间，每一次呼吸都是一个作品”那样自由地生活？在一个统领物质和物欲的“物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的杀猪刀或净化器，70后正过着的生活和想过的生活将弥足珍贵。有谁能在心底严肃地说：“钱也是诗歌，它有着玫瑰的气息”？有谁能“遭了雷劈依然彬彬有礼”？这更像是玩笑。而我们想过的生活将是最公正的生活，诗歌仅仅是看守这样的生活。 生活贡献和文本贡献意味着诗人的彻底自觉，同时也将带来一代人面目更为清晰的写作。不考察以往的历史，仅仅盯着过往的文本贡献，而不凝视五角星、自行车、缝纫机、老虎钳子、螺丝刀、胸罩、砖头、卡车、沙发、电脑、手机、小汽车，不探讨这些消灭了明月、修竹、李白、清泉、柴房、镢头的过往的生活贡献，诗人将很难具有广阔的胸怀，很难给出打上一代人独特标记的卓越的文本贡献，新瓶装旧酒，文学的放羊娃，羊毛只是羊毛衫。 中国新诗100年发展，摆在诗人面前的问题其实同样。作为现代汉诗语言的三大泉源，古汉语、翻译诗和方言是我们最茁壮的传统与未来。然而，这三种语言在其最深刻之处也预示着我们的生活：士大夫生活、现代派生活、民间生活，三种被时代的花环所萦绕、祭奠着的生活。“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要生活在城里？为什么不回到乡下去种地？”如何分辨出自我的永恒肖像，分辨出我们自己所使用的语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寻找到诗歌的弦外之音，同时又执着于独属于自身的生活的重建，至为关键。“重建”，不只是重新建设，它的看似意外的意义是“双重建设”。诗与诗人双重道路的重建将是值得一代人始终探索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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