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门前一树马缨花：怀念季羡林先生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作者：杨牧之
2012-09-28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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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中学读书时就记住了季羡林先生的名字。那时，我偶然读到一篇散文，题目叫《马缨花》，作者就是季羡林。说他有一个时期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傍晚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还说往往在半夜里，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声音很大，很强烈，不得不起来看一看。我就觉得有股《聊斋》里那些空旷老宅鬼狐之气。再往后读，季先生写道：“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了。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我眼前一亮，仿佛也看到了细碎叶子上红雾似的花。可能是我起先就有“聊斋”之想，见到季先生说院子里的马缨花，我就想到《聊斋》三汇本中有一篇注释里引了两句诗，诗说：泥土作墙茅作屋，门前一树马缨花。我觉得实在太美了，便移情于此。我那时是个中学生，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季羡林是谁，只是因为文章写得像《聊斋》，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后来，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又知道了写《马缨花》的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教授。后来，又知道北大知名教授之多数不胜数，我很激动，一下子感到自己做一个北大学生真是太幸运了，不自觉地就有了一种自豪感。但那时我从来没想过当面去向他们请教，认为距离太大，没有资格。

　　今天，怀念季先生对我的帮助，内心里升腾起对先生的无限感念。从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所做的两件大事都有季先生的支撑。

　　季先生支持我们办《文史知识》

　　第一件事情是我在中华书局办《文史知识》。我们从1981年起办起了《文史知识》。因为办刊逢时，又得到师友支持，再加上我们办刊的几个人卖力，真办得如火如荼。

　　1986年，我们看到杭州灵隐寺烧香求佛的人十分多，不但有老者，还有青年学生，甚至国家干部；看到普陀寺道场整日香雾缭绕；看到大学里选修宗教课的人越来越多，便决心编一期“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为此，我们请季先生写一篇他研究佛教的心得。他慨然应允。不久就送来了《我和佛教研究》的专文。这篇文章真让我震惊，季先生写道：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我刚从日本回来，佛教寺院和所谓神社，到处可见，只在京都就有1700多所。我所参观的几所寺庙占地都非常大。日本人口众多，土地面积狭小，竟然留出这么多的土地供寺庙使用，其中必有缘故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

　　这篇文章写于25年前。那时作者就能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很不容易。这种突破传统、科学分析，敢于逆潮流而上的大无畏精神，是一个伟大学者的风范。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探寻出真理吧？从此，我对季先生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季先生也对我们夸奖有加。他说：“现在《文史知识》——一个非常优秀的刊物——筹组了这样一期类似专号的文章非常有意义，非常有见地。”

　　1989年10月，《文史知识》出刊100期，季先生特地撰写了《百期祝词》，文章中说：“我对《文史知识》有所偏爱。但是我的偏爱不是没有根据的。”又说：“我对《文史知识》的印象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严肃、庄重、典雅、生动。”

　　季先生的老朋友臧克家先生曾说自己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朋友”。季先生说：“那我就是《文史知识》的第一号读者。因为几乎每一期的文章我都是从头读到尾的。”

　　9年之后，1998年1月《文史知识》出刊200期时，季先生又特别写文章祝贺。他说：“《文史知识》是我最爱读的学术刊物之一。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我想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严谨而又清新活泼，学术性强而又具有令人爱不释手的可读性。” 　　“出版这样一套书太必要了”

　　第二件事是有关“大中华文库”的编纂工作。季先生还有任继愈先生、袁行霈先生，以及杨宪益、沙博理诸位先生，可以说是这件大工程的精神支柱。他们除了到处介绍夸奖这项工程，还不断地给我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萌生编辑《大中华文库》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我在中华书局做编辑的时候。我那时想，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但国际上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研究不够，评价不充分，甚至连大哲学家黑格尔都认为，中国虽然有完备的国史，但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处在哲学史前状态。真是不幸。这样的大学者却说出这样大失水准的话，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车载斗量、灿烂辉煌的古代文献没有全面系统准确地介绍到西方去。

　　我是学中国古文献的，又长期在中华书局做编辑，我觉得，把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介绍到全世界去，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但那时中华书局没有条件。我和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辑李侃同志谈我的建议，他表示无奈，说：“中华没有那么多资金，也没有外语力量。”事实也确是如此。正如任继愈先生说：“为什么今天能够出这么一套《大中华文库》，过去不行，20年前行不行啊？我看也不够这个条件。现在我们‘沾光’在哪里？我们国家经济力量上去了，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上去了，文化也就跟着上去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及时，很得力，也做得很合适。再晚，就耽误了；再早，也不可能。我感觉，国力的昌盛，是我们有力的支持、支柱，让我们今天能够出这么一套好书。”

　　有了经济实力，还得有人的精神、人的信念。这项工程难度太大了。一是外语人才；二是古文献人才；三是出版资金；四是编辑、印制、装帧水平。那是1992年，当时正在策划筹办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我得以见到我景仰已久的季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当面向季先生请教。他是一位瘦瘦的老者，脑门有很深的皱纹，眼睛十分和善，再加上白白长长的眉毛，和邻居家的老爷爷毫无区别。穿着一身蓝色中山装，洗得已经有些发白。一说话，语音缓缓的，很和蔼，顿时让我消除了紧张感。

　　我说了想法，我说请季老给我们出主意，季老十分和蔼、又十分坚决地说：“出版这样一套书太必要了。我们这一辈人，都希望做这项工作，但那时没有条件。鲁迅讲‘拿来主义’，‘五四’以后我们拿来的不少，送出去的不多，而且有些工作还是外国人做的。今天你们要做，我举双手赞成。”

　　我们不能辜负先生“招之即来”的深情

　　季先生成了《大中华文库》的学术顾问，有问必答。什么时候请他来开会，他总是提前到达，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丝毫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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