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明：格式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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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词的常用中获得一种陌生的力量 张玉明 张玉明：在博客上看到你的简介，格式，本名王太勇。前产科医生，后单身父亲，中间代代表诗人，非学院批评家。结集有《不虚此行》《盲人摸象》《本地口音》《后单身时代》《十作家批判书》《看见什么就是什么》,系第十三届柔刚诗歌奖获得者。简单给大家勾勒一下真实“自画像”吧？日常生活中的王太勇和诗歌世界的诗人格式有什么区别？你觉得“王太勇”和“格式”这俩家伙“相处”的还好吗？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兄弟之间是否会“搏斗”、“撕扯”和“分裂”？现实生活中你对自己的“诗人”身份怎么看？家人、朋友、同事他们怎么看？在这个镀金时代，是不是经常遭遇“诗人”身份的尴尬？ 格式：博客的简介基本属实，至于那四个称谓都是别人给予的，虽然后两个称谓多多少少有夸大其词的意谓，但毕竟部分地指认了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事实。王太勇与格式，既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又可以说是同分异构体。生活中的王太勇，多情，冲动，暴烈，一方面得饶人处且饶人，另一方面又乐于尝试花花绿绿的各种小恶。诗歌中的格式，冷静，克制，苛刻，表面上时露理想主义的破绽，骨子里奔涌着完美主义的一往情深。王太勇世俗而不恶俗，格式纯真而不单纯。格式经常与王太勇较真，特烦他那种没心没肺似的大大咧咧，二十四个不在乎般的通吃。王太勇私下里并不反对格式，有时特羡慕他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般的从容。王太勇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即便是触及到了个人利益；而格式则喜欢提刀而来，面对诸多优秀诗人和优秀诗歌文本，一阵狂砍之后，总不忘注上“杀人者格式”的梁山好汉字样。日常生活中，王太勇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诗歌世界里，格式属于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王太勇特反感有人当面叫他诗人，他以为这样的称呼是那些没有归属的人用以自嘲的最佳手段。格式特敏感有人在字里行间是不是称他为诗人，他以为这样的命名是对自己艰苦劳作的一种价值认定。在“我”眼里，“诗人”从来不是一种身份，也不应该成为一种身份。如果说作为一种行当的识别，其本己的特殊性又不能完全独自构成，那么“诗人”所遭遇的尴尬，其实是“诗人”这个命名本身先在的一种尴尬。当然，这里的“我”，是王太勇和格式，不容分裂，一致举手通过。 张玉明：你曾经对中间代诗人、70后诗人做过系列评论。你对更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同样关注吗？能否推荐一下80后、90后的代表诗人与作品？ 格式：关注是必须的，但做到“同样”比较难。你知道，我虽然对中间代诗人、70后诗人做过系列评论，但并非一个职业的评论家，因而在批评目标的选择上，自然要比那些他们的涣散度高一些，说得好听一点，是性情所为；说得本真一些，还是个我的专业精神不够。再说了，我与中间代诗人同生死、共患难，其生活处境、诗写情境比较相似，所以在感受的共敏度上容易找寻到入口，在表达手段的更新上容易发掘到个我的伤口。80后、90后诗人近年来确实写出了一些令我瞠目的作品，但我总觉得他们的花样年华确保了他们的诗写花样有着极大的不稳定。他们放弃了我们坚守的一些东西，但他们确实给当下的汉语诗写带来了类若柔韧的灵异。 张玉明：2009年，你的诗《我爱的人变成了灰》入选韩作荣主编的新中国六十年大系诗歌精选。你如何看待类似的选本？对目前各式各样的诗歌选本，包括年度诗歌选本，你有什么看法？你对文学史、诗歌史有很虚无的想法吗？另外，你对诗歌民刊怎么看?你收藏最早的民间诗刊是那一本？ 格式：任何选择都是一种删除。由于选家的眼光迥异，所以任何一种选本都难逃以偏概全的嫌疑。目下，是一个价值失衡的时代。因此，任何一种选本，若想获得某种所谓的权威性，几乎是徒劳的。从这个意旨上看，所谓的文学史或诗歌史，均属于一种人工制造；而真正的文学史或诗歌史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显学。诗歌民刊作为诗歌野史的支撑性质素，曾经对诗歌正史的去伪存真起过相当大的修正作用。然而，随着其独立立场的日趋丧失，诗歌民刊与官刊的视界融合，已经进入了暗渡陈仓的悲凉境地。我知道，官与民是可以转换的。然而，官与民一旦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形成的所谓共识，之于双方不是一种双赢，而是刻骨的相互磨损。我收藏最早的一本民间诗刊，应该是《现代汉诗》。其中所载的宋氏兄弟的《家语》以及《下南道》，刷新了我对古老汉语的基本认知。 张玉明：你喜欢简单的诗，还是复杂的诗？换言之，你喜欢“看见什么就是什么”的诗，还是喜欢大量使用“变形”“通感”“陌生化”等修辞手法的那类诗？或者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这么问，你喜欢杨黎的诗还是臧棣的诗？或者说他们你更偏爱那一个？我发现你的诗歌既区别于知识分子写作那一派，又对民间派口语诗保持一定距离。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诗歌？ 格式：简单与复杂是相对的，是技术层面对诗的指认。我更喜欢用“直接”与“间接”来对诗进行分类。“看见什么就是什么”的诗，无疑是直接的；而某些过度使用技术障眼法的诗，自然就显得不那么直接了。杨黎的诗和藏棣的诗，是不一样的风景，我都是部分的喜欢。杨黎有时像部分的李白澄澈，简直，但不像李白那样纵情，任性；藏棣有时像部分的杜甫，精准，粘滞，但不像杜甫那样湿润，率性。我喜欢杨黎的不过分，以及诗人合一；也喜欢藏棣的剥削，以及工笔中的大写意。我的诗既有杨黎似的废话，又有藏棣似的盘剥。前者彰显了我的某种自失，后者匕现了我的个别超逸。我的诗写一直十分注重使用口语，但我所使用的口语大多来自农业文明发达的乡村，有比较丰富的人文积淀；同时，我的诗写也不放弃诸多修辞的演练——在我的眼里，修辞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修辞，它是诗写者个我创伤的特殊记忆。我的诗有担当，所以它有见证的力量；我的诗有无奈，所以它有融众的功能。 张玉明：以你的重要作品《单向街》为例，谈一下你对关于现代诗的“叙事”“反讽”“寓言”手法的运用好吗？优秀的诗人都会建立自己独特“意象”、“语言”系统，甚至在诗歌中有自己独特的“语调”、“节奏”、“呼吸”。你认为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语调”、“节奏”和“呼吸”了吗？或者它们根本不用寻找，与真实的生命相联，与生俱来？你好像曾经谈到现代诗的“异质”介入，这方面能不能稍微展开谈一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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