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张玉明：格式访谈(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玉明
2012-09-28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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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在《单向街》，我叙述而不叙事，预言而不寓言，其介媒就是反讽，而且是循环的。我以为，单个的反讽有讨巧的成分。而循环的反讽，则试图通过磨损有意为之的“聪明”，来拖垮受众的的承受力。如此，语词反讽、事件反讽以及情境反讽，都在混搭中，既显得无助，又显得无辜。双无酿成了无能，而无能自身就能产生一种力量。变“无能为力”为“无能有力”，表面上是涂抹技巧的突兀性，事实上是诗写者个人的修为变身为修辞。修辞可以肉身化，但不可能行为化，因为有心的行为往往就是语言呈现的破绽。

    张玉明：冈居木在《小城大诗人——格式印象》称“格式的诗歌语言诡异、惊句突起”，我也注意到你对“词”和“句子”的特别关注。请你谈一谈多年来你对现代诗语言问题的思考。另外，问一句，你有语言偏执吗？

    格式：诗歌语言呈现的是诗写者的一种生命状态。这个状态，是有来路的，也是有去处的。也就是说诗歌语言是对个我来龙去脉的一种交待。这种交待清楚不清楚，清澈抑或暧昧，直接关乎诗歌语言的质量。由于现代诗生成的短暂性与复杂性，其语言不可能是成熟的。这也意味着现代诗的语言眼下具备更多的可能性。无论是从古汉语中汲取原初生动气息，还是从外国诗里找寻对应现代生活的节奏，抑或从口语中吸纳当下经验的温度，现代诗的语言承载个我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的综合反应能力，越来越像那么回事。就此而言，我对个我的诗写语言有一种基本的信念。词和句子作为构成语言的两个重要质素，曾经是个我诗写寻求突破的关键点，但现在我更看重诗写的整体能动。我使用的字、词，都是非常日常化的。我想在常用词中或者词的常用中，获得一种陌生的力量。词与词、句与句的互文性如果不强，或者说彼此的映照动能不足，就说明个我诗写的掌控能力太弱；同时也说明我的内心对题材的吞噬能力还不够强大，对事物的感应还不够精准。我在写一种有把握的诗。我对那种心里没底的诗写不感兴趣。

    张玉明：我发现你不动声色的诗有一种外科医生般的“冷酷”，譬如，“孩子/我必须把你做了/你死，我活/那么多盲流的人精/哪知道你在我的身上停住”（《人工流产》）。你在生活中经常感受到莫名的绝望吗？你怎样面对和抵抗现实的“水深火热”以及日常生活的混乱、平庸、琐碎？“诗意”是从“非诗意”中榨取的吗？

    格式：我的诗写与其说是“冷酷”，不如说是“客观”。客观就是光摆事实，不讲道理。从“意象”到“事象”再到“语象”，从“冷抒情”到“零度抒情”再到“客观”，对于许多八零后、九零后诗写者来说，这几乎不是什么问题，或者说根本构成不了什么问题，但对于四零后、五零后、六零后诗写者来说，却是一个个必须用个我的灵肉炸掉的坎儿。每迈过一个坎，我都要付出很大的心力。这是中国现代诗写在当代演变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命运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为后来的诗写者扮演的不仅仅是“铺路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担当着“清道夫”的职责。不管后来者承认不承认，这都是历史。

    诗肯定从非诗来，“诗意”自然从“非诗意”中榨取。我的日常生活很日常，上班是一杯茶、一枝笔、一张纸，下班后是一壶酒、一副牌、一个老婆。偶尔灯红酒绿一回，也是替“人民”分享一下改革开放的成果。当然，我的日常生活也有不日常的时候。前些年，我的前妻因为身患不治之症放弃了我和儿子，我的后妻因为我又把生活迅速日常化。奋不顾身地求生，不顾一切地安抚，以及生产关系的重组，令我不止一次地感到，生活就是一台搅肉机。在类若五马分尸般的撕裂中，来路不明的绝望接踵而至，并且拆不开，赶不走。规定动作完成之后，我时常一个人莫明其妙地发呆。也许是我被生活的无常折腾得疲了，常常视非常为日常，将日常看作奇迹。因此，你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混乱，在我这里成了“多样与丰富”；你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平庸，在我这里成了“常规与程序”；你所谓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在我这里成了“随意与投机”。现实是一个庞然大物。一般情况下，我除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公器来面对它，更多地是靠阅读与写作来消化它。或许只有在阅读与写作中，我才有可能拥有对这样那样的它进行折磨的机会。现实是露出来的冰山，我诗写的注意力可能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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