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左春和:“羊羔体”获奖与文化占位

     《马太福音》中说:“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的诗歌奖设在什么标准,获奖诗歌的水平也就在那里。这便是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无法仰望到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无法与世界的诺贝尔奖接近,只能拿中国的鲁迅开涮。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诗歌也只能以这种恶作剧的形式引起外界的一点点儿可怜的关注,以此来证明这种古老的文学品种还没有被时代彻底逐出历史舞台,今天的诗歌早已停止了自由的歌唱只能以自己的反讽形式进入公众视野。近年来,每一次进入公众关注的都会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的诗歌事件:从诗歌公约、梨花盛开、地震诗诵、兆山做鬼到今天的“羊羔体”无一不是诗歌的外部活动和形式化特征来引起一场诗之外的文化声讨,有人说这是当代诗歌苟且生存的唯一面相,只有如此才意味着喘息。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文学的体制和评奖机制出现了严重的病态,才造成诗歌闹剧事件不断、归来者衣锦还乡、梨花体遍地开放和羊羔体独霸鳌头的文化占位,健康的文学体制早已扭曲,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正在被文学体制的病变挤压和排出体外。

     今天诗歌写作者之外的人们对于“羊羔体”的哗然并不是过多挑剔作者的职业身份,职业身份如何应该是与诗歌的文本没有必然关联,而是以鲁迅的名义命名的诗歌奖项应该代表基本的价值方向和艺术水准。我们知道假如鲁迅活着肯定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去奖励那些“歌德”派诗歌,这是最低的价值尺度,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鲁迅正是歌德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缺陷来自他的时代,而他的美德和伟大则属于他自己。”相比之下,我们在不过于要求“羊羔体”诗艺水平的前提下审视一下他的价值取向已经明了这不是鲁迅的方向性标准,“羊羔体”属于那种青春期症候的情绪化呻吟,缺少基本的个人经验与主流话语的空间博弈。也就是在个人情绪化的经验表述中仅仅体现出了个人情趣的飘浮与泛滥,整个诗歌文本中缺少一种基本的价值硬度,顶多只是一种文艺化的修辞操练和青春化的空洞想象。严格地说这种诗歌应该是一种部队或厂矿的工作宣传性种类,或者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回车分解,根本不足以进入严格的文学批评范围。但是这毕竟又是以鲁迅的名义命名的诗歌奖项,引起如此之大的诗歌群体之外的反响实际又是与鲁迅有关,反映了人们对于鲁迅尊严的维护,同时又是多么希望鲁迅能够在当下的文学中复活。人们的愤怒也主要是因为鲁迅是不容玷污的,因为在一个扭曲的文化空间中人们更需要的是鲁迅铮铮铁骨的精神支撑,而不是郭沫若激情澎湃的赞美和抒情。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寄希望于当代诗歌能够以自身经验的创造性或前卫性去唤醒集体经验中的集体无意识,在文化权势、殖民话语和集体经验的深层发生碰撞,从而达成与公共空间对话的可能。鲁迅当年以个人经验中的深刻虚无撞向一个时代的巨大黑暗,人们并未过多注意鲁迅的命运遭际和个性的情绪化张扬,而是在鲁迅撞击的地方看到了历史被遗忘的经验和未能意识到的自我人性中的丑陋。所以,我们今天期待的鲁迅奖虽然不能完全与鲁迅归置在一个精神维度,但应该是与鲁迅的精神方向一致的、能够唤起文化权利、文化良知和文化责任的公共担当,不应该是那种青春抒情的或犬儒主义的自娱自乐自恋,更不应该是现实责任缺失的遗忘了基本的现实干预的古典修辞的技术重复。或许是由于我们在文化中已经忘记了鲁迅的历史经验,鲁迅又以各种名义被大量请出了中学课本。然而,我们对于鲁迅的依赖使我们必须守卫这最后的边界,否则,我们只能重新陷入阿伦特所说的“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的现实文化漩涡之中。

     追求奖项是当代诗歌一种深刻的奴性,与其他文化种类相比在诗歌已经不具有公共言说能力的时代,追求一种外在的承认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写作目的。这也是“羊羔体”类与真正伟大的诗歌的本质分野,伟大的诗歌从不会屈从于任何一种机构或名义进行的各种方式的奖励,他的写作仅是完成一种生命经验的开放,任何对于奖项的追求可能矮化了他的价值追求。而“羊羔体”类则会是为发表、为获奖而努力写作的,获得一种奖项是他们写作的全部目的,这里不存在任何个人经验在公共空间的价值分享,只是一种从功利出发的利益计算,所以也才以获得什么奖项为最高光荣。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诗歌先后在威权话语和消费语境中失去了现实能力之后,唯一的生存动力就是追得什么奖项,君不见,在那些诗人的诗集中、博客中大都先亮出自己的各种奖项和头衔,以此来掩盖自身文本的虚弱。在文化的生成机理中这种对于奖项的膜拜和追求会形成一种占位,也就是这种病态会加速自身的恶性膨胀从而挤占文化的公共空间,排斥任何个人经验在公共空间的释放。这种占位活动不仅在加剧整个文学体制的病态,还以自己获得的占位优势形成话语霸权,阻挡住多元价值判断的公共出口,扼杀了文化生成中的创造性活力。在诗歌活动方面,这种占位活动不仅追享公共空间的世俗化承认和社会传播效果,还念念不忘攫取诗歌本应淡化的物质利益,运动的极致会成为广场性的群文活动,以此进行权力的空间宣谕从而与利益媒体形成互动。在诗歌形态上,这种诗歌占位最看重的是纸质的发表和出版,通过诗歌之外的社会化手段垄断一些诗歌报刊版面,这种诗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势利传统,他认为纸质的发表和出版才是正规和合法的。在诗歌实践方面,这种占位诗歌最多只进行一些技术性的改良,或在修辞方面完成重复性的练习,他不会把价值取向伸展到真正的文化担当,他会强调诗歌独有的艺术规律决定了诗歌只是一种私人经验的封闭式记录,从而拒绝任何可能伤及自己现实利益的公共发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代所有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唯独听不到诗歌的声音的原因,不仅是现实能力的缺失,还是现实兴趣的逃遁。不是那种在古典情趣上的现代把玩,就是深陷在殖民话语语境中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在诗歌理论和批评方面,这种诗歌的占位活动只是进行一些友情互媚而从不容纳严肃的文学批评,在诗歌外部资源的调动下拉入一些亲友团组成拉拉队,然后以“作品研讨会”的形式宣告文本的价值合法性,再以某种商业性专版的形式通告天下:“羊羔体”类引起了国内大师们的高度评价,并以此荣登辉煌的领奖T型台。在活动策略方面,他们在进行了充分的利益计算之后会与现实威权紧密合作,不但进行新闻话语的诗化图解,还会以诗歌内部的名义对真正的诗歌话语形成围剿,成为挤压思想伸展的来自文化内部的和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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