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左春和：“羊羔体”获奖与文化占位(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8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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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并不是彻底否定诗歌的所有奖项，真正意义上的奖项应该是以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唤起人性的良知和悲悯为目的，奖励那些能够揭示生存秩序、抗衡威权话语和拓展个人自由的优秀诗歌。在此意义上，诺贝尔奖仍然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有普世价值的、最具人类精神本质追求的奖项，它的价值取向与我们的“羊羔体”是恰恰相反的。目前国内的各种诗歌奖项不仅失去了基本的价值信仰、精神追求和道德坚守，它的运行体制也早已世俗化了，必然也带来了更加庸俗化的评选机制。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的诗歌不会对此屈膝攀附，自然也就无法纳入它的奖励视野了，虽然这方面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也不在少数，由于当前机制的场域作用，他们可能会在历史过后才能浮出水面成为对这个时代的批判。别小看了那些善于获奖的诗歌，他们经营的努力不在诗歌的精神内部，他们的投机天赋决定了世俗的现实经营能力，本来凭着这样的本领可以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但他们还是愿意以诗歌的外表把自己的职业身份进行风雅包装。按道理说，无论何种职业的人从事诗歌都应该是美好的，更是无可置疑的，遗憾的是一些人把一些社会化的运营经验带进了诗歌内部，那些身在评奖机制上的人无论如何还没有练就金刚不破之身。经验证明，消费语境中的中国文坛早已经商业化了，许多方面，他们的精神硬度还不如那个修脚的邓玉娇。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守护鲁迅的名誉呢？其实，许久以来，读者（严格地说应是大众，因为诗歌早已没有了诗歌写作者之外的读者）早已遗忘了国内还有什么文学奖项，任何文学类获奖的消息远不如房价、环境污染、暴力拆迁和屈打成招更能牵动人们的神经。关于什么诗歌奖之类对于大众来说似乎是隔世之语，新生代的公民中他们只注意韩寒，因为韩寒较少在利益计算中自恋自己的羽毛。当代诗歌自从它进入技术主义的修辞自媚以来已经成为丧失了政治责任的形态之恶，对于责任的拒绝已经是它成为恶之帮凶的充足条件，它的外在功利化的空间占位实质上是对前卫思想的扑杀。在这种威权主义和消费语境的双重作用下诗歌的评奖活动早已沦落为梁山体制的占山分赃和势力割据，任何虚张声势的联谊活动都可以成为少得可怜的象征性资本。虽然公众早已对其冷漠，但由于奖项与各种世俗利益的现实勾连照样还能使一些人对之膜拜，唯一的机会成本便是放弃真正的道德判断和伦理共识，何况这类诗歌根本就不想拥有什么独立判断。最后的结果是在文学的梁山体制下获奖者则以当地的文学权威或文学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以自己的“羊羔体”来匡定文学的扶持或准入标准，以此形成体制之恶的占位循环。本来，作为任何一种奖项并不是诗歌的动力追求，像西塞罗说的那样，诗歌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经验正义，这种正义既不要求任何报酬，也不要求任何赏金，从而是为其自身的信仰而追求，为了自身的道德实践宁愿把自己燃烧成行走的火炬。

     “羊羔体”获奖的文化占位还是当下所有文化占位活动中的一种，在一个权力主导文化的发展时代，文化早已由“自然秩序”的生成机制扭曲为“规划”和“打造”，在这样的“打造文化”时代，任何文化、文学形式和艺术精品都可以根据一种模具进行计划性“打造”。今天“羊羔体”的获奖正是“文化建设”政策的当下胜利，因为技术打造的成功使之一夜闻名，与河北大学撞人事件中“我爸是李刚”成为这个秋天深处南北合奏的对口相声。“羊羔体”的打造出炉也使许多网友得到灵感，激活了自己潜伏已久的才情，然后借这种诗体模式写出“我多想/我多想/我多想我爸是李刚/不但撞飞了青春少女/写出诗来还能争取鲁迅奖”。这可以看作是“羊羔体”带给民间社会的唯一思想硕果，“羊羔体”一夜之间成了声讨撞人主角的批判武器，也因此使每一个在此事件中发言的网民成为了诗人，这可能是那些鲁迅诗歌奖的评委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功绩。“羊羔体”的出炉使公众兴奋的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人、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发现自己原来有着的横溢诗才，有人在一夜间可以制造出上百首这样的诗。这种诗歌制造事件打开了更多人的未来想象，使他们不无理想地都在“向往幸福”，尤其向往那种灯光辉映下、万人注目中、捧着金灿灿奖杯的“幸福”，然后见到梦想中的“徐帆”。这种“羊羔体”带给我们的想象也并不孤独，使我们在一个全传媒时代又看到了国家主义诗人的复活，一个替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诗意化描述的获奖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奇。在权力主导下的文化体制必然造成庙堂与江湖的二元对立，庙堂者成为走红线的艺术家、专家或诗人，他们在革命红灯的照耀下已成为现实赢者然后可以通吃天下，并以现实中的世俗胜利僭越成为历史的胜利。而江湖者只能作为孤魂野鬼游荡在狂风吹散的荒野成为历史的失踪者，只有当人重新打捞起这些曾经天地之间的纽扣才发现一个时代的羞耻。朱学勤说，历史向来都是这么势利，只关注了文字形成的历史。现实更是如此，在一个势利化的文化语境中还能催生更多的“羊羔体”横空出世，它将以自以为是的价值迷失挂满国家主义的枝头，他可以“多想”见到领袖和明星，唯独不愿见到那些被逐出家园的自焚者，更不想对舟曲惨死的冤魂投上轻轻一瞥。约翰·密尔说，人们很可能并不需要诗人的恩惠，但都始终需要别人不伤害自己。这种“羊羔体”本不是诗人送给人们的精神恩惠，但他在对于国家主义的颂歌中，对于强势力量的赞美中，对于古典情绪无聊的重复中已经构成了对人们的情感伤害，他没有替个体的生命说话，只是把自己的道德选择全部溶入到文化机器中进行“诗歌春晚”。

     比较起来，人们更热爱郭德纲的光明磊落和掷地有声，因为郭德纲的体制外生存坚守了自己的道德判断，维持了自己的话语力量。他与“羊羔体”审美客体的不合作是因为他知道艺术必须坚守阿伦特说的那道“界线”，所以他从不强调艺术的私人领域或其他借口而是从拒绝日常的恶开始。但是作为应该最具先锋意识、前卫姿态和颠覆力量的诗歌怎么在今天就沦落到如此地步？“羊羔体”的光鲜出炉更是以山水风光、田野乡情、明星想象、幸福意淫的伪诗歌美学代替了它自身应有的价值硬度和社会伦理诉求。从这种诗的精神本质上来看与王兆山的“幸福鬼”并无二致，对于“幸福”的“向往”并不是建立在对于当下的权利维护只能是一种明天的虚幻，像王兆山要让我们在人间悲惨地生存，只要有太阳照耀，死后就能成为幸福之鬼。什么是幸福？边沁说，幸福就是从焦虑和痛苦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脱，也就是应该享有基本的人的权利和自由。诗人之诗本不是限制他人幸福的手段或工具，而是开启人们心灵自由空间的钥匙，是在暴力丛生的现实语境中带来力量和勇气的精神风骨。从“羊羔体”的金光闪烁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由现实权力设置的任何诗歌奖项早已与真正的诗歌精神无关，最多是用人们的税赋组织的一种形象工程和现实利益各取所需的舞台表演，只能说明这种文学体制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临界，但愿“羊羔体”是这种腐烂评选机制生产的最后一炉产品。
    
     201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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