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诗与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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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世纪，父母才不认为我投身写作是一个错误，但不能理解写作是痛苦与欢乐的相逢相聚，他们把生活的幸福视为文学的必要。当然，对我在写作中尽职尽责的平静态度，他们似乎也表现出感激：他们的儿子没有因为遥不可及的永恒，而把自己弄得疯疯癫癫。长期的探寻使得我与语言的关系变得微妙。一方面，我要克服语言的愚顿，使它能像我的心一样身临其境，另一方面，我又必须在某些瞬间忘掉语言的记录身份，就像遭遇到了惊世丽人，只为她的容貌、音调、气度而迷醉。语言的双重使命实在是一对亲密的敌人，这个事实恰恰容易被许多写作者遗忘。当我积攒的生活经验足够多时，我开始能直接感到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形态，即那些形象而微妙的比喻和意象。我的工作就像在进行挑选，面对一满船的收获我必须挑选，哪怕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珍珠。当脑子里有了和经验相连的诸多意象，我就不难写出《蝙蝠》、《二胡手》，直到有一天又写出《中年》。每次回忆写作《中年》的过程，我都惊讶于诗歌内在的推搡力。写作中，我始终被一种声音推搡着，某个音总能激发出下一个比喻或意象，每个比喻或意象又能恰如其分地测量主题。时时刻刻在变化的20年，我只用半小时就亲历了一遍。这首诗也让我意识到，新诗中存在着一些经验或体验，它们和最准确的比喻、意象一一对应，一旦被某个诗人发现，其他诗人就再也无法为那种经验或体验，找到更有表现力的比喻或意象，只能把与那种经验或体验相关的其它比喻、意象弃之不用。由于表达平平，其他诗人实际上还不得不放弃表达那种经验或体验。我能感觉，无数经验或体验对应的准确比喻或意象，构成了一个伟大的仓库，聪明的诗人应该找到这个仓库，并去取拿珍贵的库品。因为这些库品拿一件就少一件，别人每拿走一件都会迫使你转向别处，使你想表达的经验或体验也少了一种。也许我道出的这个秘密会让大家目瞪口呆，但新诗确实进入了“跑马圈地”的时代，经验和准确形象的对应关系虽然隐得颇深，但已经被一些诗人发现。聪明的诗人开始对它们跑马圈地了！ 一旦写出《中年》，我就明白，中年感怀和准确比喻、意象的对应关系被我发现了，这种关系也就可以在诗歌中永远维持，人们以后会成百上千次地发现它们关系的准确。当然，这类关系也出现在当代不少优秀诗人的诗中，以及我其它一些诗中。我和不少优秀诗人一道，正把白话短诗带入到一个可以享受的阶段。但我们的前面还有更勇敢的事值得去做，那就是怎样了结一直伴随我们写诗历程的长诗情结。与短诗相比，新诗中的长诗几乎多灾多难，长诗既让我们神魂颠倒，也像烈马一直没有被驯服。我们给予它的重视并没有明显的收获，汉语的直觉天性赋予给短诗的优势，似乎加剧了长诗创作的难度。问题不在于新诗能不能写长，而在我们赋予给诗的硕大无比天不天然，勉不勉强？就在优秀诗人为短诗找准了穴位时，我们拥有的一些长诗却毫无效果，暴露出对德国诗人早就发现的动静之分的无知。就如长篇与短篇的任务在小说中是清清楚楚的，就如魅力其实也是长篇得以推进的原因，就如无损于短诗的形式也许有损于长诗……总之，一谈起长诗这个庞然大物，我们这些自诩能驾御短诗的人，也颇感学业不精，又不甘忍受外域长诗带来的隐隐压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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