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两岸文学的坏年代其实并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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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 文学的坏年代，其实并不坏 骆以军。被普遍认为是台湾最重要的当代小说家之一。1967年生于台北，作品包括小说、诗、散文及文学评论，出版有小说集《遣悲怀》、《月球姓氏》、《第三个舞者》、《红字团》。2010年7月，他耗时四年完成的《西夏旅馆》，“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首奖。 大约半个月前，第三届红楼梦奖的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这一华语文学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三年来聚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前两届的获奖者，贾平凹和莫言，都是华语文坛久经沙场的老将。相比起来，这一届的得奖者显然资历并没有那么深，他的名字叫骆以军…… 获奖 换个视角看华语文学 我希望通过红楼梦奖，让内地的读者或者评论家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整个华语文学，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文学。到了这个时代，故事写作很难变得出花样了，而且我们的故事也不可能比得过莫言、王安忆、韩少功、余华、李锐，他们是黄金年代的一批人，20多岁赶上下放，赶上社会大变革，然后像现代性摄影机一样，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在华人5000年历史里，很难再有一批这样的人了。 台湾不太可能出现大叙事，国民党跑到台湾以后，大陆的鲁迅、沈从文、茅盾一度都是禁书，直到解严前两年我们才看得到，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正在接受文学启蒙。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像张大春、朱天文、李渝、李永平这批台湾或者马来西亚非常好的华文作家我们在读，另外我们又同时读到莫言、王安忆的东西，这种混在一起的感觉，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拉美文学狂飙的时候。 后来我们也听大陆读者说，为什么台湾小说写得那么复杂却没故事。西方20世纪定义的现代小说，本身就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观看的方式，是如何透过小说这样的媒介去感知呈现人类存在的状况，人并不只是故事里的配件。 台湾 新一代小说比大陆好 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背景，所以台湾我们这一批书写者在30岁左右出的第一本书，其实都很像，都是内向的，在处理孤独的个体，同时都有认同的困惑，我们从台湾这边承接下来中文的现代主义，然后来处理这些。 台湾下一代有非常好的书写者，不久前莫言去台北我们有一个对谈，还谈到了这个话题。我当时说，我觉得30岁这一代，台湾长篇小说的写作者要比大陆好。比如童伟格，写原乡题材。他这个人很沉默，不太讲话，在台大教书，可以一个学期只讲卡夫卡，吓死人了。 还有一个作者陈淑瑶，也很好，陈淑瑶写一本书花了10年时间，写得非常淡非常淡，很像看《海上花》，清眉淡眼的，笑着讲话，可是后面有很恐怖的创作者。我觉得这些创作者的作品，不比我或者朱天心同年纪时的作品差，童伟格的高度已经非常高了。 到我下一个世代，莫言这批大陆作家对他们启蒙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他们直接在写的就是台湾经验。但同时他们又非常辛苦地在写作和生活，像张大春那批作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大市场，虽然也萎缩了，但是新书起印量可以到1万册，我们这一批刚出来的时候，起印量是2000册，现在童伟格他们是1000册，大家已经觉得很寒酸了。 大陆 关注边缘上的作家 另一方面大陆这边的新一代书写者，我觉得莫言的小说语言是没办法传递下来的。现在面临的这个世纪就是卡夫卡、卡尔维诺的那个状态，你们大概是第一代。可是在第一代的过程里，大陆动得太快了，没有一个静静的时光，可以静静地生活。台湾反而没有遭遇文学的崩坏，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还有一批人在做实验。大陆这边突然好像很怪，60后的作家好像就不见了，也许是我理解还不够。70后好像也还在摸索铺垫过程，直接讨论起来怎么就是80后了。 而且大市场的诱惑太大了，有些作者不练基本功，不进行小说本身的反省。现在世界上又出现一种中国热，中国热让一些作者很容易就可以到国际上，变成一种东方欲望的课题。可是整个的东方主义里，我不认为他们可以同步于西方最好的小说家。 今年我去复旦大学参加新世纪10年华语文学的研讨会，得到一些新的讯息。比如原先以为大陆80后的东西就写得不好，其实有些科幻小说家写得非常好，很有意思。他们没有大故事，但是作品里同样能感受到变动中国的焦虑。他们不是进入到作协系统或文学杂志，但他们存在着。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没必要一棒子打死，告诉他们说你不行。现在整体环境当然不是文学的好年代，但是反而说不定可以回归文学的基本面。文学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的市场，反而是更多样性的物种之一。 抵抗 期待青年论坛 现在引进到大陆来的作家，本身就有巨大魅力，某部分是可以跟莫言、王安忆PK的。可是我不觉得文学就好像是一个白玉翡翠，做到LV就是最棒的出路，消费消费就没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可以有一个论坛，汇集北京的、台湾的、香港，马来西亚这些文青，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同样面临全球化，但是他们又有很多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大家一起对话。 文学是要流动的，像博尔赫斯那帮人当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群朋友就是混PUB，聊天、谈恋爱、吵架，当然其中很多人后来写着写着就不见了，可是那是一个复杂的城市。小说家就像城市底下的打包者，要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文明，所有的什么，可能是纳粹宣传手册、伪造的《圣经》、屠宰场的血、车票戏院票，等等，像是食梦兽一样全都吞下，包括所有人脏污的梦，我觉得《巫言》就是这样。 我们这一代作者刚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机器人制造工厂里的产物，大家都是得文学奖出来，然后大家花很大工夫苦练，看福克纳看卡尔维诺，但是都是各自独立的世界。后来台湾有一些小说家自杀，包括邱妙津等等，邱妙津是我非常好的哥们。大家参加葬礼的时候觉得好冷，好像挂号一样，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大家都看着我。我后来写《遣悲怀》就是在抗拒那个黑洞，我不要被吸过去。 我很喜欢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他就是个虎烂王，在咖啡屋、酒馆、二手书店里面混。他不是靠小说家来讲故事，而是小说里的人，可能是个老板、可能是个GAY、可能是个计程车司机，都是城市的歪斜者，其实他们是被某个时代伤害了，这几个废物常常在一个剧场的舞台上讲故事。 - 记者手记 最被期待的骆以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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