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戏剧:奠定北京人艺现实主义风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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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上演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一系列的剧作之外，在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也演过他的两出戏:一出是讽刺喜剧《西望长安》，描写了一个当时震动全国的政治大骗子；一出是《神拳》，是老舍先生完全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来歌颂义和团运动的。从老舍先生的话剧剧本和根据他的小说所改编的话剧剧本来看，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是我们必须认可的也应该推崇的:一个就是平民视角，我们从《龙须沟》到《茶馆》，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另一个就是紧跟时代，我觉得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今天我们很难见到有多少作家愿意从平民视角来紧跟时代。老舍先生是永远值得像我们这些从事戏剧事业的人应该记住和学习的典范。 作品聚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 从1958年《茶馆》在北京人艺首演到今天已经超过600场了。《茶馆》的出现是在20世纪“大跃进”的那个年代，演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认为《茶馆》是“为旧时代唱挽歌”，要求为《茶馆》“加红线”。即便这样，《茶馆》能否继续演出仍然还是问题。后来是周恩来总理表态认为老舍先生这个作品不错，可以演出，这才使得《茶馆》得以保存下来。当时为什么会认为《茶馆》是“为旧时代唱挽歌”呢？那是因为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对于王利发、秦二爷等是有肯定的东西在内的，并不是一味地、完全不科学地去否定旧时代这样一些人物，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这些人物都作为革命的对象。老舍先生写这些人物的出发点是“爱”，正所谓“爱之深才责之切”啊！这是属于老舍先生的一个特点，他不是那种表面化地、十分功利化地进行所谓的正面歌颂，而是将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展现出来，以此告诉观众那样活着不行。 《龙须沟》里的小妞子和所有其他人物，哪个不是爱心所塑造？56年后重演《龙须沟》，时过境迁，仍旧能够为今天的观众激赏，就因为他们在这里感受到剧作者的爱心，对人和人民的尊重，爱是永恒的。我琢磨，再过56年，《龙须沟》也过不了时。这爱是仁爱大爱，绝非眼下时髦流行甚嚣尘上的性爱情爱乱爱滥爱，高下文野存废自明。 曾流传过老舍先生说过“动我一字，男盗女娼”，这似乎不像先生的话，从他在自己种种创作经历的自述中，从他与各方人士交往的谦逊友善随和的态度中，都无从印证；可又似乎像先生的话，那一定是动了先生的心肝，动了他非要说非要那样说的话，这时候一个字都是要命的，不容擅动。开骂是客气的，真正的文人视文为心血生命，不容亵渎。 老舍先生以他众多的作品聚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龙须沟边的苦人们，王利发那一大家子，一个月三两杂银钱粮的旗人舒家，洋车夫、老马、小马、祥子们……作者满怀深切的爱写出了他们和她们金子般的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而又并不隐瞒他们和她们的缺憾，短处，毛病乃至愚昧落后，这才是真爱，是真稀罕，是真当亲人。 人民艺术家当之无愧，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时间愈久愈加认识其伟大。去年新版《龙须沟》演出期间，观众留言本上一位上海观众的留言令我印象深刻:“今天太需要昨天了！”可谓知音，今天太需要昨天些什么呀？好像清楚又好像说不清楚，目前我能说的也许就是坚守，坚守该坚守的，该坚守什么？人民，学习老舍，坚守人民，爱人民、写人民、为人民。 《茶馆》让我们知道为什么革命 我曾有幸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茶馆》剧组去欧洲演出，欧洲观众和戏剧界对《茶馆》的评价有些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从艺术层面上来说，他们把《茶馆》称为“东方戏剧的奇迹”，对此我们除了要祝贺导演、演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祝贺戏剧文本的提供者——老舍先生。另外，德国、法国、瑞士的观众和舆论界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看了你们演出的《茶馆》，我们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革命！这在我们是没有想到的，没想到这个戏会得到欧洲观众这样的评价，也促使我们翻回头来再想老舍先生，他并没有离开他愿意服务于这个时代、甚至于说是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理念，但是老舍先生的做法是非常高明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是一种倾向性的表现。 作为戏剧而言，要为戏剧提供环境是剧作家应该有的任务。在《茶馆》中，第一幕老舍先生写的是比较兴旺时候的裕泰大茶馆；到了第二幕时茶馆单靠卖茶已经混不下去了，后面已经开公寓了，大茶壶也变成了瓷茶壶了，大长板凳改成了新式的椅子了，所以才引出了李三的“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句精辟的台词；到了第三幕，茶馆已经切除一半做仓库堆满了美国汽油桶，咖啡座也摆上了，连女招待都准备用了，因此王利发最后才能说出“我一辈子没忘了改良啊”，可到临了还是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在《茶馆》中，“莫谈国事”的标语贯穿始终，其原意是为了避免惹祸上身，可结果又如何呢？两个大兵娶一个媳妇、太监娶媳妇等，看起来很怪异，但这是那个时代的怪异，真正老老实实靠本事、靠自己的能力的人甭想有好日子过。所以没有对那种生活的深刻了解，老舍先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他是把自己的倾向性用非常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了。 老舍先生对北京的民俗、对旗人的生活习惯和毛病，都是带着一种半含着温情半含着眼泪的心情去表现的。例如北京曲剧《正红旗下》是根据老舍先生未完成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老舍先生在这部小说里所体现的而又不是明白说出来的宗旨，是如此的一个大清朝怎么能不从根上烂掉呢。但在具体表现上，他对旗人的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是通过——就像曲剧中的唱词所写的那样——这个大清朝就是在玩鸽子、吃烤鸭中玩完的这样一种艺术手法完成的。 2005年北京人艺演出的《开市大吉》是何冀平以老舍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说为主，参考了老舍先生其他三篇小说改编成的一部讽刺喜剧，他写的是屠夫、卖假药的等居然也能够开医院，然后“治病”骗钱。我觉得老舍先生的作品深刻之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穿越时间，因为那出戏演出的过程当中，观众会有一个感觉:现在的“假”原来早就有，早就被老舍先生白纸黑字地钉在书上了，这就是他的深刻之处。所以才有可能在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小说大部分发表在20世纪30年代——至今还有人把它改编成话剧来演出，而且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老舍先生对于北京戏剧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原因我认为在于他的剧作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而且其中的人物形象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戏剧来说，他的语言本身就有戏剧性，就像舒乙先生说的，有很多老舍先生的作品是很适宜改编成戏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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