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文学如何去面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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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书写的是革命历史，革命历史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人们称之为红色资源，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对红色资源表现出浓厚兴趣。 革命和浪漫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作家们在处理红色资源时更愿意从爱情故事入手，这些小说总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浪漫的、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渡江》同样如此。它从一个奇特的爱情故事入手，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到解放战争暴风骤雨中的一个惊世骇俗的浪漫场景之中：大家闺秀出身的朱金枝在大街上看到解放军骑兵营长张子腾飒爽英姿策马而过竟一见钟情，就带着保姆去投奔革命军队。为什么作家们都要选择爱情的角度来重新处理红色资源？我以为不单是为爱情而爱情，也不是要以爱情来吸引读者，而是因为我们过去书写红色资源时，往往忽略了爱情，或者说把爱情做了革命化处理。而今天从爱情的角度去看革命，会看到一些过去被遮蔽的东西。 今天的作家在处理红色资源时，都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新意，这就涉及一个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烈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字：正。思想定位正，观察历史的视角正，立场正。烈娃并不是历史的参与者，但她自觉地将自己纳入革命历史之中去反思，她是一种正说历史的书写。在颠覆性书写的潮流中，坚持正说历史的书写对于作家来说非常不容易，因为你不仅要顶住潮流，而且要做到你的正说不是在重复旧说，而是站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高度的正说。 《渡江》以一对革命战友在新中国的风雨经历为主要情节线，但作者显然不是在单纯讲述一个革命历史故事，因此在结构上就不是采取时间逻辑的客观叙述，而是采取了以菊红女儿“我”为视角的主观叙述，并穿插进“我”在现实中的经历与历史进行对比和调节，仿佛是一位后来者面对历史的问卷一一作出自己的回答。于是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里，就包含很多的思考点。比如菊红始终追随革命，她的很多行为让作为女儿的“我”很不理解，也促使女儿思索：为什么今天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却越来越差了。问题也许就出在心态上，出在信仰上。比如菊红与张子腾的坎坷之爱则让人们反思怎么去正确处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等等。作者面对历史有太多的收获，她急于把一切都与读者分享。因此这篇小说能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思索，但也带来信息太密集的毛病。各种思索纠结在一起，没有从容地展开。 如果把革命历史资源比作一条浩荡的大江，那么这篇小说也是一次在文学意义上的“渡江”。这次“渡江”是美丽的，希望作者的下一次“渡江”会更加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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