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娜夜穿行在广场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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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读到娜夜的几首诗，她诗中的社会关怀和历史批判意识令人侧目。要知道这是一个诗歌在公开担当中缺席和在现实意志压力想象中噤若寒蝉的时代，诗歌除了在阳光明丽的春天里参与群文性的广场表演之外，深夜的广场上已很少有诗歌的脚步。娜夜的诗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她并未宣言过什么，也并未以先锋的姿态自居，而是带着对这个世界真诚的谛听，也带着对生命权利的叩问在深夜的广场上独自穿行，然后告诉我们她所发现的广场秩序的精神挣扎。 或许是当代诗歌已经在广场中逃离的太久了，许多诗歌已经失去了在广场中发言的能力，只有彻底退守到自己形式主义的穴巢里进行语言玩味。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广场并未因诗歌的逃走而发生立场的转换，广场始终在人群社会中制造着权力场域，只是在今天它并非完全拒绝与诗歌的对话。尽管如此，大多数诗歌似乎是心有余悸，或者已经完全失去了广场的关怀热情，只在炫技中等待招安、妥协，或与历史问题达成和解。娜夜发现诗歌的良好愿望并不能带来现实的愿望，尽管“而那复杂的风云天象/让我在仰望时祈祷：一个时代的到来会纠正一个时代的错误。”（《望天》）许多时候这种祈祷来自现实的作用机制，祈祷本身包含了对于现实的批判，这便是愿望与现实判断之间的距离所形成的对时代的正视：一个时代的到来并未完全纠正一个时代的错误，反而利用时代的错误经验来经营新的错误，这背后有一种巨大的自负的力量和利益机制。也许诗歌的介入并不能纠正这种错误，但介入的意义在于消解那种自负力量的话语霸权。正如娜夜所说：“它提供证据/遗言 被剥夺者的声音/与谎言相反的细节 提供政权/所恐惧的 乱哄哄的群众的怀疑。”（《一首诗》） 娜夜的社会批评在剥离我们的教育痕迹，因此她的批判是温和而理性的。这样表面看来有一种不彻底性，但实际上是一种传统批判话语的检讨，用暴力反抗暴力就失去了悲悯世界的机会。因为她发现“革命/就是废弃一些标语/就是一些鞭子/被另一些鞭子抽打/……就是一只绵羊和一阵北风/被追认为烈士/但 很快/就被遗忘了。”（《革命或动物农庄》）看来革命的历程中会产生恶，革命的激情中也会产生世界的荒谬，但没有革命者会去承担这些，还会因革命把自由逼出最后的界限，人的本性会遭到最大程度的扭曲。这并不像阿伦特所说的“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因革命而产生的历史终结将很难产生唯一的“神示”。如何走出这种“终结”与“开端”的革命循环，仅靠“绵羊”和“北风”是不够的，革命更不能陷入一种新的、既非凡又危险的独裁气质，诗歌在这里正寻找一种文化权力的内在控制。但世界的假象又与命名关联，娜夜只是用直接的感受从人类有限的视角接受恩典的力量，这恩典中包含着的是更高的自由。也就是说恩典中的批判不是革命中击败人的自由，而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以此减低了批判与自由之间的话语张力。因为“在社会契约中，人们所想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远非为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卢梭） 恶包含在更高的自由中，谬误也是真理的组成部分，因此，娜夜对于恶和谬误的态度才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愿意温和地与其在一个维度上形成对话。但是奥斯威辛之后祈求与愿望被证明并不能获得恩典。“有时候 一个疯子在大街上呼喊/并不会比一个警察的呼喊更让我们紧张。”（《有时候》）这样就给诗歌的有效作为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诗不能否定此岸世界存在的真理性，对于不断被此岸的经验理性束缚了飞翔的可能，诗歌必须在这里承担一种根源于上帝恩典的理性忏悔。这种前提是必须承认人的有限性，任何人的偶像都不能在权力和权利广场上永久矗立，如此一来，这种温和的愿望就有了一种认知硬度。娜夜在广场上路过时，已经发现“那个上世纪被雕塑的人/咳得更猛烈了”（《从报社出来》），一个世纪已经结束了，时间的存在取消了任何永恒的合法性，任何“理性的自负”都无法自我辩护。但是这种雕像并未完全退出人民的权利广场，作为一种“理性的自负”的精神遗产还在留下痕迹，只是在娜夜的提醒中，他的“纽扣”正在一个个地被“咳掉”。 娜夜的诗简洁中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像是棒喝中“开胸验肺”：原来我们的生存境遇里有着这样的精神撞击。基于灵魂平等的认识，娜夜并未把全部的恶关押起来进行审判和鞭笞，只是自己在广场穿行中与他们的一次遭遇，在遭遇的那一刻，娜夜讲出了自己的感受和让他们转换立场的理由。最终也只是一种劝说式的批判，而不是对恶的全面专政，因为她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 2010年9月11日 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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