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科尔姆·托宾:偏好感悟小人物的命运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2-09-28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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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部作品——《大师》和《布鲁克林》，就为他在中国赢得了诸多粉丝，包括王安忆、苏童、王刚等“名家粉丝”——他，就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其短篇小说集《母与子》，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第十七届图书博览会期间，托宾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自叹，唯恐忘记的时候，就是自己提笔的时候。

　　■喜欢苏童小说《河岸》

　　记者见到科尔姆·托宾时，他怀里揣着一本中国作家王刚的《英格力士》。此前，他还读过苏童的《河岸》——他喜欢苏童这部小说超过在西方知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他看来，中国作家和爱尔兰作家的经历有类似点，“革命”与“巨变”，是重要的历史记忆——“爱尔兰人也是经历了革命，父母一代经历了革命，下一代去质疑父母的革命，但他们不知道上一代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只能通过书来了解上一代人的事情” ——这是他书写的理由。

　　托宾记得，1922年独立的爱尔兰，在进入1969年后，“图书出版行业非常糟糕，他们不愿意让作者讲太多话。我有一个很好的作家朋友约翰，他四年前去世了，他是一个在爱尔兰非常有名的作家，在1966年的时候他的作品被禁，还失去了他的教师工作。变化非常快。突然之间，爱尔兰人可以读任何的书，突然之间，大量的外国书涌进爱尔兰。在我小的时候，就可以读到卡夫卡、加缪这些作家的书。”

　　■偏好感悟“小人物的命运”

　　把持着书写记忆的理由，托宾也坚持认为，只有少数人能书写“大的痕迹”，他自己则偏好感悟“小人物的命运”。“我对一个人物的命运和不确定的因素非常感兴趣。我生活的爱尔兰，经济上存在波动，有非常好的时候，也有萧条的时候，萧条的时候年轻人就会离开。我们所要寻找的是其中的戏剧成分，而不是去给出意见。”

　　而《布鲁克林》，写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爱尔兰小镇出生的普通女孩，随着上世纪50年代爱尔兰移民潮落脚到纽约生活，她在异乡经历了一段从彷徨、寂寞、思乡到寻找到自信和魅力的过程，却最终面临责任与自我解放之间的抉择。之所以写她，是因为“40年前，我偶尔听到家人讲起这个故事：一个女人去了布鲁克林（美国的一个底层居民区），没有结婚，后来又回来了。我这种对小事的记忆力快把家人逼疯了，他们总是喊道：你记那些东西干嘛？后来我去了美国，早晨醒来觉得很陌生，就想起她。”

　　■写作对我有时是心理瑜伽

　　托宾告诉记者，当他害怕忘记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不得不动笔的时候，“写作对我有时是心理瑜伽，也许没有让我更幸福，但不写，肯定会更不幸福，至少会后悔”。第一次造访中国，是去年冬天，从上海飞北京之时，他因为大雪被困在机场好几个小时，头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关于《转型》的故事。“1977年，一个女人从伦敦去了巴塞罗那，她太紧张了，结果没有去看望她的家人，反而住进了一家古老的、衣柜上满是灰尘的酒店——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但她是带着背景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西班牙从弗朗哥独裁政权向民主转型的过程。”

　　18岁时，被19世纪戏剧家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的肖像》打动，30年后，托宾以此为原型创作了小说《大师》。“读《贵妇的肖像》时，一开始没感觉到詹姆斯的存在，但慢慢地，我发现，他的内向、没说的话、孤独、自省很吸引我。跟我许多时候的状态很像，身处热闹，头脑却在别处。我的故事不一，主题都关乎迷失和孤独。”

　　托宾曾经作过记者，访问过无数个“别人”，现在成为作家，被无数个“别人”访问。人生转折，出现在35岁。“当时，我必须抉择了，关于被动地书写和自由地书写。”但记者经历也给他留下遗产。“虽然我不在意书的销量——这个世界，没有哪本书是给每个人的，但是记者经历让我知道，你是为读者写的，你写的东西是被读的，所以要使用简单的，而不是非常复杂的方式去表现。有作家说只为自己写作，我会奇怪。”

　　■文/本报记者 朱玲

　　科尔姆·托宾,1955年生于爱尔兰东南部，曾任爱尔兰新闻月刊《麦吉尔》编辑，现为爱尔兰文学艺术院资深院士。199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南方》，其三部长篇小说《黑水灯塔船》、《大师》、《布鲁克林》先后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获2006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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