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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和:泥石流一来,诗歌就逃跑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8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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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时，一些诗人开始喧哗登场，替在地震中的死难者哭爹叫娘，并以大量“以爱为主题”即兴咏叹的地震诗歌选本来宣告诗歌的复兴。这时候有严肃的批评家已经警惕地指责了这种灾难中的文学化想象，或者说这种加盟新闻暴力话语的诗歌行动不仅使悲伤失去了正的方向，还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道德失败，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诗歌。检验诗歌的当下对话能力不仅在天崩地裂之际，更在于它能否进行在所有的社会事件和身边的偶然经验，能否不再重复新闻话语而找到新闻话语背后的话语真相，这个时候恰恰需要诗歌对于事件本身的还原立场。从汶川时诗人们的哭声一片到舟曲灾难时的万诗齐喑，果然使我们失望了当下诗歌的话语能力，诗歌未能与集体情绪脱离开来，又未能保持对真正社会性灾难性事件的关怀热情。

     虽然在舟曲泥石流灾难时也有一些眼泪诗歌，但已不是汶川时那番热闹的诗歌景象。本来汶川时不需要诗歌泪水的浇灌，舟曲时更不需要虚假的悲伤，但一些诗歌除了悲伤之外并不能有其它的兴趣和发言能力，或者是这种非完全自然事件的出现使他们惊呆了，成了新闻背后深度分析的失语者。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当下的诗歌一直在对新闻话语和集体话语屈服，不仅深陷于一种“专业权力”的修辞自恋中，还使自身的社会行走能力得了严重的溶肌症。由于阅读局限，在我见到的所谓主流媒体、或诗人们普遍看重的诗歌报刊中，很难见到对这一灾难进行独立诗歌立场的分析，有的也只是对于事后权力话语的功绩渲染和赞美。本来，在任何灾难中悲痛是一种人类权利，但不是充分的心理需要，一味在悲痛中进行哀伤则是在关闭对于灾难反思的理性通道，社会性灾难中的悲伤根本不是封闭的事实接受，它仅仅是一种恶的逻辑结果。如果只把灾难看作灾难，“灾难的灾难的灾难”就变成了伟大的关怀和福利，就会在一种政治无意识中抚平意识形态的失败痕迹，最后与自己的灾难关怀形成悖论。其实许多诗人已经长期生活在这种悖论之中，稍有批评家指出，他便认为是别有用心地“诱导青年”，甚至更加愿意用自己的“专业写作”去替制度问题打扫战场。这些诗歌一方面在灾难中表演才情，或者涌出几滴烟熏的泪水，一方面又为自己构造安全的撤退之路，或张扬自己的盛世美德。灾难中的悲悯是必须的，但不是唯一的，如果没有穿透现实意志话语的愿望和能力，这样的诗歌话语不仅不能表达真正的悲悯，还会以此葬送诗歌在现代以来创立的批判资源。诗歌不能混同于勒庞所看到的群众性情绪，不去渴望真理，而是面对不合自己口味的证据拂袖而去，然后去崇拜那些对自己有诱惑力的谬论。因为群体性情绪是用形象、类比来思维的，形象思维又会立即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这种情况下，这些诗歌在表达了最初的惊恐、无奈和眼泪之后便开始对各种关爱行动进行歌颂，会让雕塑伟人时代的集体颂歌在当下平移，以此完全否定了诗歌仅有的一点善良证据。直接的形式便是灾难之后铺天盖地的诗歌朗诵、地震诗歌的大量出版，以及所谓的诗歌赈灾行动，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在救灾还是在宣扬诗歌的伟大功绩。《马太福音》中恰恰有过这样的警告，我录下来与这些诗人们共勉：“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的天父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你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为什么这些年诗歌在增强语言命名能力的同时又不断失去了话语能力，表面看来是命名能力和关怀能力之间的一种张力，有些顾此失彼的意味。其实是多年以来诗的命名方向出现了偏差，在技术主义的不断鼓噪下，诗歌已经成为一种训练有素的“特殊专业”，已经深陷于语言崇拜的乌托邦想象之中。当诗歌在自己的语言镜像中不能再感受到每一个新闻事件的背后温度时，它也自然就失去了解蔽权力话语掩盖事实真相的能力。我一再说，这并不是什么热衷于当下意志话语的问题，而是一个诗人有否承担当下的愿望，有否承担当下去蔽暴力话语的能力问题。如果在承认有一个“社会性苦难”的前提下，谁来把这种“苦难”背后的逻辑和运行机制揭示出来，然后给人们一种提示，这应该是一个有着“专业”训练的人最基本的道德行为。假如诗人是“专业”的，又是具有道德愿望和道德能力的，最起码不应是混入民粹主义的道德哄抢之中。应该是一块界碑，而不是广告。应该“力求被人爱戴，而不求被人羡慕”（维特根斯坦）。在汶川和舟曲中，恰恰是这些诗人没有看到“社会性苦难”的深层机制，看到的只是上帝对灾难者的不公，然后把所有灾难的根源化约为自然灾害。这便是诗歌的令人失望，也是诗歌对灾难的二度伤害，因为它完全成了与现实意志和新闻话语的利益交换，隐藏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度冷漠。舟曲虽然是以显性的自然灾难进入新闻话语的，但已与汶川有很大的不同，舟曲灾难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场域的行为效果的失败，这里掩藏不住的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所造成的生命权利的中断。更多的资料显示，多年前已有专业话语提示过这种灾难的潜伏，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利益拒绝了生命与个体权利的迫切诉求，生命再一次服从政治效果的美学修辞最终弱化了生命的本来意义，从而彻底违背了我们全力构建的“和谐”承诺。灾难之后，诗歌的哀悼已没有意义，为了权利而进行责任清算显然又不是诗歌的长项，但诗歌的社会批评和问题意识并没有成为话语禁区，何况它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修辞策略，起码是不应该如此沉默。与汶川天灾时诗歌的众神喧哗和兆山做鬼来比，舟曲灾难给诗坛造成的是一片死寂，虽然一些“日人民”（郭德纲语）类报刊上也有一些对于救援群体的英雄人物的颂歌，但这与那个我所关注的诗坛无关。我所期待的是有着专业诗学训练的、技术纯熟的、有专业对话能力的诗歌能够不再围绕语言问题口沫横飞，能够以基本的人性良知来澄清新闻暴力污染所加给事件本身的政治油彩，把灾难还原给社会性灾难。这样诗歌才进入一种与权力的对话，才具备承担社会角色的可能。这种进入公共领域的责任担当并不会耗损诗歌所担心的诗意，如果没有基本的生命尊严要那些诗意何干？衡量社会的进步根本不能用什么幸福的指数，只要有一个生命还承受着社会性痛苦，这个社会就是不完美的，就需要批评话语的出现并使制度安排进行不断修正。网络时代以来，理性的、公开的言说空间已经扩大，社会批评话语并不完全是什么现实意志的敏感禁区，社会进步的愿望正在进入结构与能动的理想场域，这个时候只是曾经最具先锋姿态的诗歌陷入了关怀当下的合法性困境。当代诗歌在最初完成了自己的技术转身之后莫非也在进行立场的转换，从而为自己找到一个体面的、梁山式的着陆方式，成为一种观赏性的“语言春晚”？但我怎么也难以相信，诗歌会彻底失去了社会的关怀热情和关怀能力，最后成为权力场域喂养的语言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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