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左春和:泥石流一来,诗歌就逃跑(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8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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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新时期以来，诗歌是最早摆脱了权势支配和集体概念的文学形式，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体现在自己的诗意自由和价值解放之中，并完成了对公共话语的形象转换。但在1990年代之后却以自己的私密性逐渐关闭了与公共空间进行信息交换的通道，更多的兴趣在于自我精神层面的自慰和释放，诗歌越来越成为社会难以识读的“专业”面相。偶有进入公共领域的诗歌话语也都是一种自身反讽或表演性事件，在整个文化格局中被看作是已经不再具有对话能力的正在被淘汰的“古老剧种”，让人心酸的是最让公众注意到诗歌这一词语的竟然是汶川灾难时的王兆山丑闻。从近年来的“诗歌公约”、“春天送诗”及各种广场性活动来看，诗歌并非是真正地失去了公共空间的兴趣，相反的是许多诗人则以获奖、作品研讨、博客、印刷诗集和资助出版诗刊等形式来期望获得公共空间的世俗席位。每天都想进入公共空间，成为这个空间被单向注目的“专业”人员而又不愿承担公共领域的批判责任，显然有背于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分析：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参与其中的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因为现实意志场域以权力和权力配置的方式来确定稀缺性政治资源的分配格局，其所驱使的每一种行为模式都对应着一种资源配置格局，以调整由现实意志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与相对方所代表的民众私人利益之间的客观关系。这一客观关系的互动关系就是利益，就是现实意志场域的结点。本来现实意志及其集团应该如其承诺的那样是相对方民众利益的忠实代表，而一旦他们以稳固的集团形式将自身利益从单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分离出来之后，便成了一种不为单个社会成员所控制的独立利益并由一定的组织形式来代表。这种组织被拟制为一种抽象的人格化主体，在代表共同体成员的承诺中照样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使用“合法化的语言暴力”，以此平衡由自身利益攫取所产生的社会震荡。一般来说，诗人同所有民众一样并不能真正进入这种现实意志场域的上层建筑，只是参与其中的一种话语力量，在利益博弈中诗人应该保持自己的天生敏感从而代表私人利益进行发言。在一种社会性灾难事件中第一时间的合法行为当然是无可争议地施行救助，但接下来的环节不应该是论功表彰，应该是对一个社会灾难事件形成的权力场域的反思和评估，以此为了最大化地降低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知识缺陷，减少灾难事件中的权力行为失败色彩。对灾难反思、评估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的收集、信息的判断和综合的过程，诗歌虽然不能进入严格的运行机制进行知识性干预，但是它的发言能够唤醒权利的热情，形成人与社会、人与公权力的平等对话，减少日后因权力的单向性形成的暴力反弹。有专家早就指出，舟曲作为“亚洲第一大泄流坡”是滑坡、泥石流的强烈发育区，历史上已有过数次惨痛的教训，“除了搬走，没有其它办法”。为什么在一个公共场域中这种涉及到生命安危的专业话语被权力机制所阻隔，不在乎自然的灾害潜伏构成的灾难风险，而是政治社会学效果决定了决策选择和利益取舍。权力的私人化选择往往在一瞬间决定了千万人的命运，权力的傲慢伤害导致的生命痛苦已缕见不鲜，最好的办法是把权力关进民主的笼子里。恰恰在这个时候的诗歌，不是去歌颂那些政治装饰行为，就是集体失声，或者为了小范围内扩张“象征资本”而进行世俗化的占位活动。诗歌在今天已经相对宽松的公共空间尚不能去担当社会关怀，只能成为“社会性灾难”的参与者和合作者，成为丧失了基本对话能力和“政治责任”的语言之恶。

     “社会性灾难”的直接表现形式即是生命的价值被粉碎，曾经生活在我们共同体中的生命个体成为被掩埋的死亡，被掩埋的死亡又成为被压抑的死亡。诗人能做的应该是把这些压抑的死亡解放出来，不仅是一种哀悼中的为死亡而悲伤，更应该让他们还原曾经的生命尊严和权利。西蒙娜·薇依说：“遭到不幸的人面对十字架，几乎离上帝最遥远。”因为有罪恶挡住了被压抑的死亡向圣的通道，罪恶对真理的斜视应该看作永远是诗歌的魔鬼。按照博伊于斯的提示，只有艺术和诗歌能够消解一个衰败的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制度安排的压抑效果。但是没有这种承担的诗歌肯定不是好的诗歌，坏的诗歌不仅是能力的缺席，还意味着诗歌的解体。从个人的感情谱系来讲，无论如何都不愿看到这种事实，还是愿意让它能在一个灾难性的新闻事件中更广泛地介入普遍的权力场域，即便不能构成对于权力结构性垄断的消解，但也会给社会认识提供一种精神鼓舞和诗歌的伦理方向。目前，当代中国诗歌的整体危机已不是什么审美困境问题，而是长期的工具理性造成的精神迷失，能否突出重围，也不是什么修辞效果的问题，关键是勇于对泥石流这一恶的象征物的抗争和阻挡。

     2010年9月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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