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巴尔塞：重要的是你在不断地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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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给这位导演写的剧本，没有一本被拍成电影，因为时机不对。1980年代好莱坞不再欢迎小型电影，而开始偏爱大型昂贵的幻想剧。马丁·斯科赛斯失宠，斯皮尔伯格大行其道，好莱坞的电影越做越大，也越做越笨。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我的这位导演朋友就到好莱坞以外的地方去找资金，希望找到资金拍我们想拍的那一类电影。这是一出荒诞离奇的“追钱记”，我们碰上了一箩筐的坏蛋和骗子。有一年圣诞前夕，我们去巴黎，在旅馆的套房里等待一个德国金融家，后来才发现，他是在逃的纳粹战犯，企图用我们的影片清洗过去的纳粹债券，把他们换成真正的金钱！ 在那8年间，我一共写了14部电影，制片厂付钱给我，但电影却从来没有拍出来过。这样的经历，让我受尽了煎熬。其实从理念的形成到拍成电影，只需要两年就够了，但到1980年代末，这几乎要拖上10年。电影合同无限期地拖下去，令人失望。 就在那个时候，发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一次我把我的想法卖给一个大制片厂。正在等候律师们谈合同的时候，制片人问我要不要给电视写一个短剧——关于一所精神病院里的青少年患病者的故事。我从来不想给电视写剧本，可是那个题目挺吸引人的，所以我就答应了下来。这件事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律师们在谈判电影合同期间，我就把短片写出来了，结果也拍好了，还上了电视，有2000万人看着这部戏。这个电视剧很受欢迎，它说明了一个社会问题，因为真实并且感情真挚。 通过这件事，我被上了可贵的一课:如果要有观众看我的那类的作品，非电视莫属。 通过电视剧思考美国社会 制片方常常有很多要求，大电影要拍小，预算要少，工作时间要短，这些我都能接受妥协。就这样，一扇门打开了，我跨了进去。那是1989年，美国电视开始涉足好莱坞已经放弃了的社会故事。 电影和电视存在的一个重大区别，也是我走上电视编剧这条路的另一个助推力。电影导演是创造的主力，被称作“大师”，而编剧的地位却较低。好莱坞的人说，编剧不过处于导演和门房之间。电视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作家是创造的主力，编剧兼制片人，创立新剧的风格，从选择演员到剪辑都由他决定，导演要遵从编剧的意见。从我成功地撰写了那部电视剧以后，又过了几年，我就成了今天大家知道的这部《法律与秩序》的总管与主笔。 《法律与秩序》系列故事一般是以某个“罪行”开始。比如其中一部仔细观察美国自杀俱乐部现象的短片——年轻人在互联网上面相识，然后决定集体自杀。在这段故事里面，有人利用自杀俱乐部骗人入局，然后谋害他。在每个这样的故事里面，我通过“罪行”这个窗口去洞察美国社会的各方面，包括人的行为和心态、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甚至司法及伦理的性质。在刑事调查的过程中，我随着侦探们进入我的未知领域，也是公众的未知领域。所以我的这部电视剧，是在思考、解释、评论美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包括美国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就是文化本身 我觉得“流行文化”其实就是文化本身，无论文化是否有高雅与流行之分。我认为一些自命清高的人物创造了“流行文化”这个词，以便保护一些可能已经过时或者不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有真人演出的舞台就是一个例子。 自古以来，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到莫里哀，剧院和舞台剧一直是西方的流行文化。那时老百姓经常看戏，因为门票便宜，这种情况在美国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的早期。此后，人们便开始待在家里面看电视，剧院的观众越来越少，票价也只好越来越高。再到后来，只有高层人士才上剧院，作家们只好放弃舞台，投奔电视、电影。1979年，我与著名剧作家阿瑟·弥勒的一次会谈中，他抱怨美国舞台新的剧本都是一些没头没尾的轶事趣闻。他说得对，讲故事的人都离开了剧院，走向有更多观众的地方。目前美国剧院上演的不是一些五彩缤纷的大型歌舞剧，就是一些扭扭捏捏的小剧目。有一些人把这种发展归罪于商业，好像商业是一股邪恶的力量，其实艺术家历来都关心商业，不论那些商品利益是来自于教皇、帝王，还是富商。问题在于，身为艺术家的我们面对商业该有怎样的反应？某些艺术家，成名之后不断地画同样一幅画，这些艺术家其实是停止了成长，停止了学习…… 网络在塑造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正在进行基本的全球性的变化。通过互联网建立社会网络，改变了的不仅是接受、发送、交换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对我们自己和世界的看法。这些变化在多方面影响着艺术家，最为明显的是艺术家能够直接接触观众，显示及销售他的作品，更好地控制他个人及作品对外的形象。而没有那么容易看得清楚的，是如何利用网络作为媒介艺术，或者这些网络及互联网本身会不会变成一个新形式的艺术呢？像音乐，电影，或者电视一样，变成流行文化的新因素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在《法律与秩序》的一个故事中，一个女罪犯和侦探的关系很复杂，几个回合之后该给故事做结尾，她是死亡还是活下去，让我拿不定主意。于是，我拍了她逃跑和被杀两个结局，播映的那一天，半个国家的人看一个结局，另外一半人则看另外一个结局，我们请所有的观众上网去表决，网上表决的结果是让她活。我想，即便大多数的观众并不喜欢那个人物，但他们还是选择让她活，这等于是对虚拟的死刑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电视加上互联网，这是网络作为媒介艺术的一次有意思的试验。 我的艺术是一种自由的探索 在美国，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金钱，如果你的电视节目、制片厂和电台赚了大钱，有很多的观众，就有很多人会支持你。 比方说，3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有关美国政府和酷刑的故事，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鼓吹起诉布什政府官员，告他们犯下战争罪行等等。电台执行当局看到我的剧本之后，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弄清楚事实的准确性。这种工作安排给了我很多自由去探索我喜欢的题目。我经常利用戏里的人物向权利讲真理，比如在下一个视频剪辑里，我的英雄，一位律师想说服一位有权的政治家，这位年轻的政治家过去做过一件好事，有了权势之后则开始了腐败。这位律师设法唤醒他善良的一面，去做正确的事，律师对这位政治家讲到他多么担心贪污引起的各种可怕的后果，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担心。我的故事就是这样，往往围绕着道德的冲突，在不同的问题上给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不受欢迎甚至互相矛盾的立场，探讨他们如何按照那些立场去行使自己的权利，造成推动故事发展的各种戏剧性的冲突，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 我通过我的工作与社会挂钩，这种互动本身充满着活力，滋养着我的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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