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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托芙访谈:一个诗人的告别辞(2)

  有些诗歌写出后,不需要修订,它们从无中产生,你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完整的,没有丝毫的混乱。当然不是每首诗都会如此,但假如你认为每首诗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你就大错特错了。写完一首诗后,必须过一段时间,你才能找到确定的技巧。
  
  奥:你对诗歌形而上学维度的强调是否使你的诗歌区别于威廉姆的诗歌?
  
  莱:威廉姆诗中的形而上学意味比读者和评论家们注意到的要丰富得多。他们总是滞留于那辆该死的红色手推车,那些愚蠢的梅子,却没有更深入地去读他。
  
  奥:在《内容的相似性》一文中,你说你对西北岸的诗人们那种超越自我、投身外在世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即投身于自然)的诗歌宗旨极为推崇,你的诗歌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吗?
  
  莱:我希望我做到了。我厌倦了关于“我”、“我”“我”的诗,以及莎朗·奥兹的那种“寻找并挖掘灰尘”的诗,这些诗歌导致人们总是在生活中寻找恶,不管这些恶是否真的存在。这要追溯到以罗伯特·洛威尔和安妮·塞克斯顿为诗歌榜样的时代,那时一个人必须进过精神病院才有资格成为一名诗人,而现在一个人必须受过虐待才有资格做诗人。我相信许多人真地受过虐待,但是如果将这种受虐待的经历当做诗人的合格证,那就是一种不幸。我极其厌烦这种自我中心主义。
  
  奥:超越自我的这种渴望是否包含着一种精神追求,虽然其不一定是宗教性的?
  
  莱:我想是这样的。它存在于空气之中。当我开始明确地写基督教主题的诗歌时,我以为我会失去一些读者,结果却并没有失去。我对宗教的兴趣出自对新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对工具理性的疯狂乐观主义的反思。这种乐观主义与19世纪对20世纪的想象如出一辙。当时人们认为蒸汽机、电和电话正在制造一个乌托邦,今天,人们过分依赖技术,对它带来的环境问题视若无睹,人们不愿意面对这一事实:技术有可能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开始。精神的匮乏感是对那种技术乐观主义的一种反抗或无意识的反应。
  
  奥:你对诗性的理解促使你设想确立宗教信仰将是一条出路?
  
  莱:这是一条途径。当你真正开始写一首诗时,它可能就是一种祈祷的形式。我不大会祈祷,但是当我写一首时,我希望它近似于祈祷。并非写每首诗时都会如此,但我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在某些方面,写作是一种祈祷。
  
  奥:祈祷近似于诗歌的灵感,因此你不能强求它,你只能等待并期盼着?
  
  莱:你必须集中你的注意力。我很诧异,伊格内休斯的灵修方式与诗人和小说家对一个场景的想象如此相似。你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耶稣生命的某些特定场合,你设身处地地想象那个场合。如果它是苦难之路,你必须自问,我是使徒之一呢?还是一个过路人?或者是一个喜欢观看绞刑的旁观者?如此,你便确定了你是谁,你置身何处,然后看到了你眼中所见的。
  
  (选自尼古拉斯·奥康奈尔,《田野尽头:与22位太平洋西北岸作家的访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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