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身体：为什么写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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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文学的生活与作为生活的文学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实是幻觉，是类像，是仿真。“我们生活在一种形象文化之中，一个景观社会里，一个由相像和类像构成的世界上。”我们以为生活在现实中，而实际上却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隐蔽物之下，生活在烟雾弥漫的城市里。现实的一切都被面具掩盖着，都被裹尸布缠绕着，都被符号笼罩着。只有当作家把所有这一切都剖析之后，把这一切的遮蔽都剥去之后，世界才见其本来面貌，生活才变得真实起来。所以，对德勒兹和普鲁斯特来说，文学也许是所有事物中最真实的。 普鲁斯特认为，大多数人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的过去就这样堆积着无数的照相底片，一直没有利用。因为才智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对大部分人来说，记忆是一个暗室，其中的许多“底片”还都没有“冲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人就像一架照相机，眼睛就是照相机的视窗，当你走进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时候，你把见到的一切统统拍摄下来，但究竟有多少能经过你的头脑或意识而“冲洗”出来呢？绝大部分都落入了无意识的炼狱，它们只能潜藏在那里，只能在梦中，只有在遮蔽之下，才能部分显影。所以，普鲁斯特认为:“真正的艺术……其伟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所闻远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来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越稠厚，越来越不可渗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这个我们至死都不得认识的现实其实正是我们的生活。” 普鲁斯特实际上暗示有两种生活:普通的日常生活，如果不经过改造就不能成为文学的素材；另一种生活就是文学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加以改造的文学创造，文学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生活的过程，于是日常生活就被文学化了，艺术化了，审美化了。这种艺术的人生属于那些能够发现从而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创造新世界的艺术家，而被世俗生活和日常琐事所羁绊因此不能走出自我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艺术的人生。 文学的医治功能 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文学能够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文学观时曾提到文学具有健康的心理作用，而就悲剧而言，它能清除过度的恐惧和怜悯。朗吉弩斯也认为文学能够培养读者的崇高情操，升华和纯化他们的感性。而在德勒兹看来，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这样一个出口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首先，人的记忆是由无数的虚拟形象构成的。所谓的虚拟形象指的是记忆中有可能成为意识的部分，虚拟不仅仅是对真实的模仿(如“虚拟现实”)，而且可能从“虚拟”变成“现实”，从而产生新的结果。当这些“虚拟形象”被实际显现(冲洗出来)时，纯粹的记忆就暴露给意识了。这个虚拟形象得以实际显现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形象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变成新的东西而有别于原来的自我了。 然而，作为健康机器的文学就仿佛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创造:作为一种潜在的或隐藏的游戏，无意识潜伏在意识之下，在黑暗之中，没有规则，没有秩序，任意地选择，任意地玩耍，充满了邪恶的冲动。艺术家就像儿童一样，拒绝道德伦理的约束，不顾一切文化的禁忌，追求童年的快乐和天真，追求创造带来的快感和满足，也正因如此，艺术家(尤其是创造性艺术家)必须付出代价。为艺术、快感和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痛苦。而如此创作的作家也便成了“问题作家”或“病态作家”:刘易士·卡罗尔由于善写小女孩的故事被谴责为恋童癖；福克纳、麦尔维尔和塞利纳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者；亨利·米勒和威廉·塞沃德·巴罗斯被谴责为厌恶女人的男人；普鲁斯特是“壁橱里的同性恋者”；卡夫卡则具有单身汉的欲望。 但作家的“病态”以及作家所描写的病态并不是个人的，而永远是集体的。因此，有益于健康、具有诊断和医治作用的文学就必然是对民族的诊断和医治。文学家既然是文明的医生，那就必须对病态的社会予以诊断，找出病症或症状，提出医治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于梦的工作；具有一种梦的缓解作用。精神的紧张，神经官能症，甚至身体的疲劳，都可以通过梦的工作得到缓解。同样，民族的安危，局势的紧张，矛盾的冲突，历史断裂的时刻，都可以进行这种有选择的重新安排或编序，从而达到一种艺术的拯救。 这种艺术的拯救其实就是艺术的人生，但这大可不必是庄子的艺术的人生，也不是莎士比亚的艺术的人生，而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叶芝、里尔克、马拉美、艾略特、沃尔夫和福克纳等现代派作家的艺术的人生。他们的作品不是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总结，不是对生活的经验主义描写，更不是从过去生活中进行的唯美主义提炼。文学写作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不是凭技巧做出来的；作品就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创作是出于自身身体的需要，自我表达的需要，自我体验的需要。这些作家生活的时代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悖谬，饱尝了存在的艰辛，体察到了人类自身命运的悲惨，因此把艺术家的最终关怀定位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结构”，而写作的真正动机则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要说话的自由”。这种激情，创作的激情，要说话的激情，是作家通过作品向世界发出的伦理呼喊，是通过受难(英语中大写的Passion 在基督教神学中是“受难”的意思)而达到拯救和超验永生的境界，从而激发每一个读者去理解世界，去履行个人在世的职责。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所要达到的对身体的救助，或许也是写作的终极目的。 (原文有注释，因版面有限略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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