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翻译家高莽:相遇“诗歌的月亮”阿赫马托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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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译作《爱》的前言里，高莽同样写道：“阿赫马托娃十分讲究诗学。对每首诗，长期推敲，反复修改，不到满意不罢休。我在翻译中深感能力有限，难以表达她的创作中的全部艺术特色，包括诗的形式、韵律、音响，甚至辞组。好在国内还有几位同行也译过她的一些作品，可以相互补充对方的不足……” “文学翻译很难，不仅流汗，还要倾入全部心血，还要有独立的思考。”高莽对记者说，翻译的年头愈久，他愈发感到“非常艰难”。 “裴多菲那句诗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我最佩服和最欣赏的，译到这个份上，是我梦想中的境界。” 在俄罗斯，他看到李白的诗“8句中文翻成20几行俄文，变成一个故事了，让人失去遐想，全部堵死”。这引发他的思考：“不是一句俄语一句中文都对得上就是好的翻译，翻译不可能真的把一切原作的意思都表达出来。好的翻译就像重新创作一样，按原著的思路往下走，可以自由游走，但不能离开主线。” 退休后，高莽“一手画笔，一手译笔，自由痛快，酣畅淋漓”，而今随着步入老年，他不得不放慢了工作的脚步，但吟哦在嘴边的句子更加深沉、凝练、优美。 阿赫马托娃与“来自未来的客人”之一，她的中国译者，在梦一般的诗国里，轻声漫话。 (注：本文中所有引诗来自《爱——阿赫马托娃诗选》，乌兰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左手画画 右手翻译 “文革”以后，高莽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时期，有一位读者写来“抗议信”，质问编委会：“偌大的中国有那么多杰出的外国文学工作者，贵刊为何选择了一位画画的人当主编？” 高莽哑然失笑。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高莽绘”的《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画传》和《外国名作家传》，难怪读者认定这是个“画画的”。误会已经产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编的刊物上配插图再也不署“高莽”，直到退休后。 至今，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画画的高莽就是翻译的乌兰汗，翻译的乌兰汗就是画画的高莽。一次，在一列火车上，两个乘客吵了起来，一个说，乌兰汗是我们蒙古人，乌兰就是蒙语“红色”的意思，还能有假？另一个恰好是高莽的朋友，他急忙说，我认识乌兰汗，他是东北哈尔滨人，千真万确！ 要问老先生，为什么搞出这么混乱的“双轨制”，他瞪大了顽童般的眼睛，显得很无辜，“我一生中究竟用过几个笔名，记都记不全了”。 其实哟，连“高莽”都不是他的本名。 初译屠格涅夫 解放前的哈尔滨，是一座各种势力渗透、各国侨民混居的大城市。10岁的宋玉楠入读位于南岗区花园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校，语文使用的是帝俄时代的俄语课本，英语课本则寄自美国，同学多为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哈尔滨的俄裔，中国人不多。 在这里，“宋玉楠”这个名字几乎消失了，同学们亲昵地以“四儿”来称呼他(在家排行老四)，语音一转，听上去像英文里的“Sir”(先生)，挺尊重。 少年时代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班上和睦的“联合国”气氛，每届毕业典礼后举办的“白色舞会”，为纪念普希金去世100周年举办的侨民集会，黄昏苍茫时南岗教堂的钟声，寒冬飘雪下东正教的圣诞夜，每年丁香花开时，俄罗斯同学领头去抢着找代表幸福的“五瓣的丁香花”……环境使然，少年对俄国文学的痴迷也越发加深，17岁那年，他以“雪客”为笔名在当地《大北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 “雪客”这个笔名，寄托着少年对家乡的眷恋。“哈(第三声)尔滨”，光是舌齿间轻轻发出这个声音，都让他感到“无比动听”。 从学校毕业后，年轻人来到《北光日报》做翻译，也编副刊，改名高莽。他用“小四”发表了一些译诗和漫画，用“肖儿”为笔名译来的苏联诗歌和歌词，还由音乐家刘炽配上曲，在哈尔滨大唱过一番。 一个人的座谈会 “哈尔滨那时候的情况，现在的年轻人都难以想象。”老先生回忆说，拜日本奴化教育“所赐”，人们讲的都是一种不中不外、东拼西凑的语言。 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的高莽渐渐对翻译产生了动摇。“敌伪统治时代，翻译官就是日本走狗。我不想当走狗，可是又放不下俄罗斯文学的魅力，陷入矛盾。” “何焉”就成了这一时期他主要使用的笔名，像是不断地反问自己：这是何苦来哉？ 这之外，“野婴”、“野炬”、“竹马”等都是他的笔名。1948年，戈宝权途经哈尔滨去苏联，他从地方报纸上搜集了一份俄文译者的名单，准备召开一个苏俄文学翻译座谈会。 高莽提前到达会场，看见身穿一套西装的戈宝权先生在会场走来走去，不时看表，“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间？” “还有谁？”高莽怯怯地问。 戈宝权拿出名单，念了一遍，递给他看。 “这些人都到了……那名单上写的都是我的笔名……”他颤颤悠悠地对戈宝权说。 戈宝权大感意外，对这个才能突出的年轻人十分器重。在“一个人的座谈会”上，针对高莽的烦恼，他启发道：“看译的是什么作品，是为谁而译。”简单的几句话，马上解开了高莽心里的疙瘩。 从那之后，“何焉”消失了，一个新的笔名“乌兰汉”出现了。 “乌兰”是蒙语中红色的意思，“汉”是中国人的意思，“我想当一个红色的中国人”。 后来，高莽又把“汉”改为“汗”。“我想表明，翻译工作之难，需要付出很大心力，如同流血流汗。” 从此，他翻译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用的都是“乌兰汗”这个名字。其它还有“秀公”、“海子”、“谢桃”等……皆各有所本，有一段寄托，但随意性也较强，没有沿用下来。 两样都舍不得 画画是高莽的兴趣和天赋。“拿起笔，我就想画，有时候就像着了魔，不知不觉就画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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