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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格:进行“衰年变法”的可能性小(2)

  伯格在《母亲》中提出:“自传始于一种孤独感。它是一种孤儿的体裁。不过我还不想写它。对我的过往,我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时刻。”这话是1986年说的,也许将近20年后,他改主意了,于是出版了《我们在此相遇》,而这无疑是一种自传,尽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我们不是不喜欢自传,我们想探究的不过是这自传是否皆由“具有普遍性的时刻”构成,或者退一步讲,是否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时刻”。《我们在此相遇》中有许多私密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私密的时刻。比如关于少年时期的精神导师肯,《克拉科夫》中“在被泪水濡湿的床上,睡意迅速朝我俩袭来”之类的记述,其涵义不明,在我看来,它们也未必具有普遍性。当然,具有普遍性的是伯格与母亲之间既不无龃龉又难以割舍的母子关系,是伯格与精神导师开端热烈、收梢怅惘的师生关系。然而,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在《我们在此相遇》中却是个别的,是不普遍的。假若内容删汰一半,我猜它会成为一本更精悍有力的书,而不是一本略嫌耽溺、未免矫情的书。

  至于在《讲故事的人》和《我们在此相遇》反复出现的旅行主题,我个人是无法给予正面评价的。尽管伯格成功地营造出一个“欧洲(大陆)知识分子”而非“英国评论家”的形象并试图借此在一定限度内打破他山村生活的封闭性,但在我看来,里斯本、克拉科夫、马德里……的单纯循环,已经失去内在于漂泊中的那份重量,甚至捋平了地理原有的起伏差异。也许,在冷战结束前,这些地名还分别有其独特的意义,而在今天这个又平又挤的世界上,这些地名听上去就像一个个巴士站的站名。

  强调晚期作品的弱点,绝不等于抹煞它的价值。至少在我看来,伯格的遣词造句还是那么优雅,那么深沉,只是有些失去焦点,找不到目标了而已。

  在那个时代,伯格还没有那么多机会来享受自己的孤独感,还没有那么多余暇来玩味自己的记忆,那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时刻”……

  2002年12月号的《美国艺术》杂志发表马克斯·科兹洛夫的文章《约翰·伯格的信念》,对杰夫·戴厄编选的《伯格文选》进行了评论。我认为,科兹洛夫的立场偏右,强求他理解伯格的马克思主义追求不大现实,而他的文笔造作得很,整体上看,不能说是篇好文章,不过,他的确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而这些意见是每个认真思考伯格写作意义的人都不能回避的。

  科兹洛夫提出的第一个意见就是,伯格的批评更多的是以奇妙之力让人入迷,而非以充分理据去说服人。我觉得这一点在早期表现得并不明显,而在晚期,伯格的主观性日益强烈,表现得就相当露骨了。伯格谈委拉斯开兹的《伊索肖像》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一开始,他就说:“这幅画像,在我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它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我们早已熟识,仿佛我在儿时就曾见过这么个人,在门道墙上的画框里。”伯格对这幅画像的描述、分析是以他深厚的艺术史知识为基础的,但是从表现来说,他跳过了推导步骤,直接得出了计算结果,而这一结果却是普通读者难以领会、无法信服的。最终,他甚至讲道:“他不再是一个陌生人,恕我大言不惭地说,我已经将自己等同于他。”《送给伊索的一个故事》(收入《约定》)以最赤裸裸的方式把伯格的主观带入感暴露出来,对于一个艺术评论家来说,没有带入感,评论可能会干枯冷冰,而带入感这么强,则是可怕的。

  伯格面临的第二个指责是,他过多地从艺术家个人的性格、观念出发去审视艺术品,而非从技术上对其展开剖析。当缺乏足够的史料来证实艺术家的性格、观念究竟如何时,他不惜以自己的观察和想象为根据,构建出它们。当然,伯格的艺术评论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恰好来自于这种思接千古、与人神交的能力。问题在于,首先,这种“神交”的可靠性难以验证,其次,性格与观念仅在有限的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我们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写上“极美的美女”几个字,就让观者领略到美女之美了,它要仰赖艺术实践的过程,而这实实在在的过程本身往往是莫测的。伯格笔下的艺术家几乎个个沉浸在某种精神的求索或困境里,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扁平化。

  科兹洛夫的有些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比如他说《伯格文选》里评的艺术家没有出生于1912年以前的(1912年是美国画家波洛克的生年),言下之意是伯格只关注那些有定评的大师,却对当代艺术视而不见。事实上,在与《伯格文选》同年问世的《抵抗的群体》中,伯格分别评论过赛明斯和巴塞洛的作品,而他们的生年分别为1938年和1957年。2002年,伯格在接受《旧金山纪事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自己的艺术判断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比如对罗斯科,一开始只觉得“有趣”而已,晚近才意识到他是“极富原创性的大师”。

  从译介、出版伯格作品的现状看,“厚今薄古”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可是,在我看来,这未必是对的,当然,我不是主张“贵远贱近”,我只是感觉,《永远的红》、《立体主义的时刻》、《事物的样貌》这些早期评论集,对那些渴望得到向导指引的艺术爱好者来说,也许更有用处,也更容易进入。在那个时代,伯格还没有那么多机会来享受自己的孤独感,还没有那么多余暇来玩味自己的记忆,在那个时代,他还得凭理据去说服别人认同他的看法,那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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