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耜：近期散文创作的三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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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一年中国文坛的散文创作，我们无须讳言它存在的某些问题与缺失，但更要看到它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一大批具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依然专注而痴情地仰望着精神的星空，坚持进行着既呵护心灵又滋养社会，既立足当下又不弃终极的艺术追求。在我看来，出自他们笔下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凭着丰沛的人文内涵、精美的艺术表达，以及积极大胆的探索精神，不仅支撑起了2009年散文创作的整体厚度与高度，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期散文创作的独特景观与个性亮点：国庆散文、历史文化散文、乡土散文硕果不断，喜获丰收，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历史与美学价值。以下，就我个人的视角和阅读感受，归纳出近期三类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以供讨论。 国庆散文：历史宏大叙事与个人生命思考相互融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是2009年中国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构成了该年度散文创作必然面对的一个重要主题。要把这样一个重大主题转化为一系列灵动鲜活、质文兼备的散文文本，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过去我们读同类作品所留下的印象，便常常是思维大于形象或理念压倒艺术。令人欣喜的是，围绕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出现的一批散文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同类作品常见的缺憾与不足，取而代之的是充盈着新质与新变的审美风貌，以及由此产生的较强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其中有两种创作取向值得总结与肯定。 首先是个人经验对宏大叙事的自觉介入与有机融合。以散文的形式切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话题，无疑属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范式，近乎天然地追求着社会含量的丰厚与精神指向的高迈。不过，许多作家已不满足于抒发空泛的国家情怀，而是注重以清醒的历史意识为导引，精心选择生命经验中那些牵动着时代风云的事件或场景，作为切入历史的契机，进而展开高度个人化和心灵化的讲述。不妨读读林非的《渡过长江去》(《人民日报》5月23日)、肖凤的《战火，擦肩而过》(《北京晚报》4月13日)、尧山壁的《志愿军哥哥》(《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和马晓丽的《婆婆的接收北平记忆》(《人民文学》第10期)。这几篇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笔墨对准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渡江战役、北平解放、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虽然经过多种文艺样式的一再搬演，早已脉络清晰、意义彰显，然而当它们进入上述作品的叙事空间，却由于作家以见证者的身份，融入了记忆中储存的表象、思绪与情感等等，所以其画面和氛围不仅立见新鲜、活泼和真切，而且平生出一种信史植根于世道人心的深远意味。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人民文学》第10期)，裘山山的《且看车轮滚滚》(《海燕·都市美文》第12期)和毕星星的《在乡下坐公共汽车》(《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同样是以个人经验折射国家风貌的作品。这些作品所依赖的个人经验不仅更加单纯具体，而且融入了世俗生存，书写的或是回家路途的今非昔比，或是交通工具的兴衰替代，或是乡下乘车的新鲜感受。然而，就是这些俗世经验告诉人们，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并非单单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人民物质生活的有效提升与巨大改观，正因为如此，它值得我们献上由衷的热爱和祝福。在喜迎新中国六十华诞的日子里，贺龙元帅之女、将军作家贺捷生一连写出了《故里桑植帅魂归》(《人民日报》8月1日)、《仰望国旗》(《光明日报》9月24日)等多篇抚今追昔的散文。这些作品时空邈远、背景开阔，但笔力最为集中也最见情致的是早已铭刻于作家心中的两个方面：父亲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家乡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对亲属的严格要求；家乡人民包括许多前辈亲人为革命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显然，这也是个人视角支撑起的宏大叙事。它不仅透过一个家族和一方红土展现了中国革命的神圣与悲壮，而且很自然地揭示了新中国长治久安的力量所在：执政党以其先进性和廉洁性，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恒久的血肉联系。 其次是独立思考对历史空间的深入拓展与强力支撑。新中国走过的六十年，既是辉煌壮丽的，又是艰难曲折的。这种历史进程的“复调性”，使得许多作家在以散文回顾新中国往事时，不再只是简单的讴歌，而是在讴歌之中掺进了必要的反思与内省。且看王蒙的《歌声涌动六十年》(《人民日报》8月26日)。这篇作品以新中国成立后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为线索展开作家的记忆，其穿越时空的讲述，固然不无万象更新、继往开来的豪情，但也不时穿插着补偏救弊的哲思警语，使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国家情怀趋于深沉和立体。乔忠延的《虎头山上的灵魂》(《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从留在虎头山上的陈永贵、贾进财、孙谦、郭沫若等人的坟墓说起，通过梳理和评价这些人生前与大寨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寨精神、同时也是对新中国命运的一次辩证解读，其中饱含的悲壮与苦涩，因为更接近历史的本真而越发具有感人的力量。袁鹰的《天安门见证》(《人民日报》4月29日)和张守仁的《从无我到有我》(《文艺报》7月18日)，都是集深情与深思于一体的篇章，它们一边陈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边清理历史的疾患与旋流，努力让读者在对比与变化中走向时代的纵深思考。而梁衡的《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海燕·都市美文》第7期)、司徒杰的《拜谒韶山》(《广州文艺》增刊第2期)等，则立足更为宏阔的背景展开有关历史大事件和大趋势的思辨，其种种说法尽管未必都是定论，但却足以让人感受到建国大业的风云变幻和任重道远，进而确立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 历史文化散文：精神追寻与文体实验齐头并进 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文化散文，经历了十年左右的轰动与火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趋疏淡与沉稳，总体上呈现出调整、积蓄与酝酿的态势。这种态势遵循着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最终形成了创作上的新一轮冲刺与喷发，一系列精神高蹈和艺术精致的文本，不仅为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而且又一次展现了这一文体所包含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 纵观2009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一些学养丰厚、准备充足的老中青作家，推出了一批立意、行文新颖，显示着沉潜与进取精神的出色篇章。如熊召政连载于《美文》杂志的“明朝帝王师”系列、李国文连载于《文学自由谈》杂志的透视文人与文学系列，车延高连载于《十月》杂志的“醉眼看李白”系列，以及乔忠延的《记忆李自成》(《散文海外版》第4期)，谢宗玉的《阮籍三哭》(《随笔》第2期)，杨闻宇的《萧何后十年》(《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刘慧儒的《〈后出师表〉的尴尬》(《读书》第9期)，陈启文写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那一袭洗得发白的长衫》(《广州文艺》第1期)，李元洛写大文人苏东坡的《生死两西湖》(《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冯伟林写湖湘名臣胡林翼的《擎天之翼》(《散文海外版》第6期)等。而在全年度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最见思想光彩与艺术功力，同时也最能反映这类创作的新探索与新成就的，则是几位实力作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辛勤笔耕，最终推出的散文专著。它们是张炜的《芳心似火》、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钱红莉的《诗经别意》，以及王芸的《穿越历史的楚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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