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到达天堂的张继鑫不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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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部分的人类迎来上帝恩泽的欢乐之时，平安夜的前夕，在中国孔孟之乡的山东临朐，一名14岁的初一学生张继鑫，被老师“舒坦”地罚站冻死。毫不奇怪，“冻死舒坦论”的前面，这片土地上有过“幸福鬼”的雷人之语，张继鑫只不过是因为被老师罚站而死。比起王兆山的“幸福鬼”来既被动又缺乏光荣，还少了季羡林所羡慕的被打成的右派们所拥有的名誉。 生前的张继鑫得到了在室外零下十几度中的体罚，他的心中埋藏了老师的威严，使自己最后成为倒下的雕塑。他的身后被补偿为“死得很舒坦”，头还朝着他从小热爱的东方，脚踩着那个“腐朽没落”的西方，成为现行教育体制下被温柔地宰杀的羔羊。面对这种“冻死舒坦论”，每一个观点不同、立场相异的中国人可能都会被拨动神经，只是疼痛的层面有所不同。个案论者将其归为偶然的不幸事件，归责为个别老师的责任疏忽。疾病论者认为张继鑫有着潜在的原发性疾病，“冻死”只是一种巧合，就是不冻也死。教育杀人论者认为是当今的教育体制杀死了他，他的死不是一种偶然。显然，个案论是想切断事件的外在联系，仅是“个别教师的疏忽”便可为身后的屏障辩护，进而使屏障牢固再得以保护自己。因此“舒坦论”的惊人之语才显示出如此少有的创造才华，逼走了国人的想象，原来体制教育中的官方话语也并不都是照本宣科。在特殊的自我利益的突围中，如此大手笔的天才之语已经使死去的灵魂没有怨言，能有什么让我们的死也如此“舒坦”？看来，谁都没有错，张继鑫活着是一种受罪，学习差、逃学、罚站、受同学欺侮，被冻死后能这样“安详”，岂不是学校和老师的功德？疾病论者连切断事件外在联系的耐心也没有了，由于潜在性疾病，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任何情况下都会死去，只是张继鑫还没有机会死在高谈阔论的主席台上。这种疾病论则出于天然的护主敏感和反射能力，任何责任归属的可能都被踢出追究的范围，人有病，又岂能不死？看来，这名少年的冻死并不是冻死，而是自然地病死。这种病死无责论便是学校、老师及其身后教育体制最佳的撤退路径，也是持此论者惊世骇俗的贡献。看来教育杀人论者已经接近了真相，但真理的入口处往往还荆棘丛生、火轮转动，自从失乐园以后人类回归真理的路途已经十分艰难。因为我们蔑视常识，所以必然受到惩罚。教育杀人的根源远非教育体制能够承担，对教育体制的指责并不是出于我们对教育的爱，而是对自身的防护。一方面我们用愤怒来划开失败的教育与我们的联系，这是出于对自我伤害的敏感，这里没有任何力量，只是一种道德躲闪。一方面我们没有能力将伤害和问题对象化，反而用自己的世俗实践又构成了伤害和黑暗的行动部分，成为力量的主角。 张继鑫的确是被现行的教育杀死的。但凶手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魔鬼，抓住凶手放走了魔鬼，或者惩治了凶手反而去歌唱魔鬼，我们只能继续走张继鑫的路。这魔鬼没有居住在庙堂之上，而是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只认得黑白分明的电影秩序，在儿童期就进行了分辨好人与坏人的图像训练，但是，我们的爱并没有成年。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分享喜悦，更不懂得怎样处理愤怒。缺少了神圣之爱，我们看不到宇宙的微笑。缺失了正义的方向，我们让愤怒奴役了我们。每一次的愤怒扰乱了方向之后还会产生更多的愤怒，当我们进入了魔鬼的圈套而不能自救之时还误以为进入了天堂的大门。应该说张继鑫并不是第一个撕开这世界的孩子，在他之前已经有克拉玛依300多名葬身火海的少年奏响过撕破世界之脸的序曲。然而，人就是这么固执，“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憎恶的，我倒去作”。（《罗马书》） 此后的世界继续海阔天空，我们依然不能享有神圣的 泽被，魔鬼之手继续在这里选择。汶川灾难之中被卷走最多的是学生，楼梯践踏事件中死去的是学生，接二连三的自杀者又是学生。我们的学生怎么了？为什么让他们代替成人的罪恶？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展开，他们根本不懂得“为恶而恶”的实践困境。成人世界里满是高蹈的道德自恋和文化互媚，虚假的掌声里只是瑟瑟发抖的恐惧，和那些不敢正视孩子们眼睛的扁平灵魂。罗素曾经深刻地发现：“希腊文明毁灭了希腊，而中国文明只会被它的无所作为毁灭”。要知道，那些“冻死舒坦论”者已经是一个庞大的阶层，他们完全出于一种无法挪移的恐惧而拒绝着孩子们的眼睛。我们的呐喊其实是一种无所作为，呐喊的背后只剩下力量的脆弱，不能改变现实的向恶困境，成为“争吵使气的妇人”（箴言）。这并不是魔鬼力量的强大，而是我们的方向，因为方向远比力量更重要。如果说愿望引导智慧，公平引导正义，自由才能引导人民。现实的结果恰恰是世俗利益迷失了方向，愤怒文化淹没了智慧，“被舒坦”杀死了自由。既然我们还没有能力告别现实意志改良的天真幻象，只能继续把正义和自由典给门口的魔鬼，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继续把我们同上帝分开。这样一来，张继鑫在天堂里并不能控诉，在人间没有的权利天堂里依然没有获得，因为我们早已剥夺了他进入天堂的权利。现实意志是驱赶天堂的，无神论者只有疯狂的权力意志，而没有上帝目光中的谦卑。有时候我们可能无奈地搬出鲁迅，因为他曾愿意“救救孩子”，也纪念被枪杀的学生，但鲁迅始终只是一幅幻象。鲁迅刺痛了这种文化，但没有使文化走向正途，文化反而以更大的包围铺天而来。在鲁迅走过的地方，于丹们正在变本加厉地宣扬着吃人哲学，看来，鲁迅所主张的正义和爱并没有达成一致。从另一角度而言，鲁迅又延缓了这种吃人文化的死亡，因为对其进行了诊治，并未用一种更高的信仰覆盖它。每每如此，鲁迅成了文化悲剧的止痛片，并未能根治灵魂的顽疾。西蒙娜·薇依认为：“唯有正义和爱达到绝对一致时，才能使同情和感谢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使不幸者和其他人对不幸者的不幸的尊严表示尊敬成为可能”。只是我们未能找到这种一致，我们的文化只会让我们控诉那些扁平的对象，控诉只成为一种发泄。虽然张继鑫被教育杀死，但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结果。由于文化没有阻碍各种极端的精神实验，现代以来人们的心灵只能承受这种苦难，然而还有多少人正陶醉于这种权力意志进行的精神实验之中。现实的悖论是一方面每一个案均能燃起貌似公正的愤怒，每个人都能抢占道德标榜的制高点。一方面又对造成惨案的母体抱以宽容，使仅有的温暖底色消耗于底线与献媚之间。所以，我们未能以自己的力量赢得上帝的真理，不是真理的喜悦不眷顾我们，而是我们在用各种方法拒绝着自由。受难的真理本没有任何强制，它面向的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它渴望人的热爱，但它没有诱惑。这便是我们的文化所处的两难境地，面对没有诱惑，世俗功利文化只能在真理的入口处徘徊不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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