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当下的评论家与作家关系“很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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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陈晓明的“矛盾论” 羊城晚报：11月7日陈晓明在我们版面发表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文，不久前王蒙也提出了“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的观点，由此引发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林贤治甚至提出了“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的相反意见，你注意到这场争论了吗？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王彬彬：我注意到了。先说王蒙观点。如果王蒙真的认为在创作环境上、创作自由度上，今天是“最好”的时期，那只能说明“环境”对他的规训已经极其成功，说明外在的制约已经完全内化为自身的需求。如果王蒙真的感觉到“创作环境”好得无以复加，那并不能说明“环境”已使他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写，只能说明“环境”不准许他想的，他本来就不会去想，本来就不想去想，本来就没有能力去想；“环境”不准许他写的，他本来就不会去写，本来就不想去写，本来就没有能力去写。一个“逃避自由”的人对“自由”的讴歌，能有什么价值呢？ 至于陈晓明，他一开始的说法，让我想到的是“文革”期间一句著名的话：“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陈晓明对“今天的中国文学”的肯定方式，与“文革”期间对“样板戏”的肯定方式，有“神似”之妙。既然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好，那陈晓明跟着说今天的文学是“前所未有”的“高”，也就不太奇怪了。陈晓明又改口说，今天的文学是“60年来所未有的好”，关于这个说法，我没有与其理论的兴趣。如果今天的文学真是60年来的最高峰，那丝毫不能说明今天的文学本身如何好，只能说明60年来我们的文学总体上一直很糟。不过有一点我要强调，今天的文学，确实比“十七年”（1949-1966年的中国文学）要好得多，与“文革”时期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陈晓明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在《羊城晚报》上的那篇文章，其实是语无伦次的。在说“今天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前，他不是说《红旗谱》、《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等作品，即使是现在的80后学生都十分欣赏、并不亚于现在的文学水准么？但他同时又在别处说过，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先锋文学”，是汉语文学“崭新的高峰”。如果“十七年文学”并不亚于“现在的文学水准”，如果“先锋文学”是“崭新的高峰”，那说今天的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又是什么意思？ 陈晓明最没资格强调“中国立场” 羊城晚报：你认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 王彬彬：任何评价都有参照。人类已有的文学成就，是我们评价当下文学的当然参照。唐诗宋词、《聊斋志异》、《红楼梦》、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是我们评价今天文学的参照。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必需的参照。即便中国的作品与外国文学之间没有继承关系，即便中国作家没有对外国作家的模仿，外国的优秀作品也能成为我们评价中国作家的参照。如果中国作家确实存在对外国作家的模仿，那外国作家就更有理由成为评价中国作家的参照了。文学有民族性，这当然没错。但评价文学，无疑也有着一种普世性的标准。陈晓明多年来一直借助西方时髦理论评说中国当代文学，忽然又强调“中国立场”、否定普世标准，让人莫测高深。今日中国的批评界中，最没有资格强调“中国立场”的，就是陈晓明吧。 陈晓明不是说能用“新的理论”为“十七年文学”“打开另一个空间”吗？我相信，只要找到某种理论框架，“十七年文学”也能被陈晓明解说得天花乱坠。 一些批评家像是学“市场营销”的 羊城晚报：你如何评价中国当下的文学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 王彬彬：中国当下的文学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总体上是很恶俗的。一些批评家，看上去不像是学文学的，倒像是学“市场营销”的，而“市场营销”在中国的别名，叫“忽悠”。我也常常被称为“批评家”，每当此时，我都浑身不自在。在今日中国，我以这个称号为耻。文学评论当然应该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而要能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就免不了有对作家的挑剔、指责。挑剔、指责，本来是“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怎么倒成了大逆不道之举？ 陈晓明反对把那些平庸和劣质的文学称作“垃圾”，认为这是“对写作和写作者的污辱”。这倒让我忍俊不禁。我以为，既然可以把低劣的建筑工程称作“豆腐渣工程”，就也不妨把劣质的文学作品称作“垃圾”。作为消费者，我掏钱买了你的作品，你却忽悠我，骂声“垃圾”还不行吗？文学的神圣性不是早被王朔摧毁了么？王朔不是说写作就是“码字”，与抹泥码砖、担水挑粪无异么？而陈晓明当初不是“朔爷”热烈的认同者和歌颂者么？怎么忽然又如此严肃沉痛地捍卫起文学的“神圣性”了？实际上，那些拍马的文学、粉饰的文学、蒙启（不是“启蒙”）的文学、帮忙和帮闲的文学，说它们是“垃圾”，已是很客气了。汶川大地震后，不是有身为省作协副主席者，替死难者喊出了“纵做鬼，也幸福！”的“心声”么？说这样的“文学”是“垃圾”，污辱的是“垃圾”，而不是“文学”。 羊城晚报：如果说对于当今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不高的话，那么，文学评论家在这其中有责任吗？有什么样的责任？ 王彬彬：我对当今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这原因是多方面的。批评家也自有其一份责任。没能及时而准确地揭示文学发展中的良性因素，是批评界的一种失职。而文学发展中的某些良性因素，往往是为“环境”所不容的。肯定这些因素，非但没有好处，还要冒风险，“营销批评家”当然不会干。没有及时而准确地指出文学发展中的不良现象，更是批评界的失职。如果对不良现象非但不“骂”，反倒去“唱盛”，那责任就更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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