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60年文学史如何书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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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我们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而现行的文学机制和相关的文化环境，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还是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看待一个民族、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学，自由精神和艺术个性的状况如何，是最主要的观察点。个性与自由是创作的内驱力，直接关系到文学的发生；而这两者，恰恰是我们的作家所匮缺的。伟大的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失去同社会的联系，同人类命运的联系。真正的作家是富于文化理想和道德责任的；而这两者，又恰恰是我们的作家所匮缺的。因此，要想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就必须把一代作家的自由精神和创造力解放出来。 文学史撰写不同于文学评论，可以仅仅针对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品，它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从源到流的综合性描述。有必要分清主流和边缘，群体与个别，本土与侨居，公开与地下；既考虑个别天才、创造性的作品，也要考虑“平均数”。曹雪芹的《红楼梦》无论如何伟大，也不可以因此说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文学的伟大；鲁迅无疑是伟大的，由于他周围有一个伟大的群体，他站在伟大的山脉之上，因此足以代表五四文学的高度。回到所谓“高度”或“低度”问题，主要看一个时代的主流，看整体倾向及其平均水平。 斯洛宁在一本苏联文学史中写道：“这是一个动人哀感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这些重要的年代里写下的任何作品——不管它的艺术价值如何——都多多少少反映了这场‘大爆发’。”然而，我们的文学连这种镜子的作用都失去了。众多作家失去了面对生活的真诚和勇气，甚至借用各种堂皇的理论支持自己，力求摆脱时代的激流，——可以看看，60年历史在我们的文学中留下了多少空白？我们在其中找不到曾经的足迹、火焰和灰烬。公平一点说，我们的文学是有愧于目下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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