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我为什么总是批判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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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个上海的教授撰文指责我“为什么拿死去的人说事”？也就是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去批判已经作古的季羡林？其实，指责者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我对季羡林的批判是只限于文本的，就是只批判他的观点并不涉及老季本人。由于信息的泡沫性原因，我无法真正了解生活中的老季，所以，我不能去批判他的现实行为。而对其观点批判的道理很简明，老季虽然已经仙逝，但他的言论还在流传。由于权贵和资本的推波助澜，他作为人造的文化偶像还没有彻底崩塌，使其显露文化的真相，依然是我批判的兴趣。奥斯维辛的制造者早已作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深入地批判。布拉格之春的屠刀也已不在人世，但我们照样不能因此而将其赦免或去歌颂。 本来我对于季羡林之类没有什么批判的兴趣，一则他属于技术性的专家，所涉及领域多为众人所不熟知。二则他不属于思想者的行列，实在没有值得能认真批驳的东西。尽管他在晚年具有了登峰造极的世俗地位，成为了这个时代钦点的大师。但我还是认为稻草尽其自身的伎俩假冒栋梁之材和栋梁的替代之物，最多只能说明其生物意义上的不幸。任何时代的愚昧也无法永远拒绝真理的光芒，个人的利益计算可为规则之内的趋利选择。老季有着一定的生存技巧，能够沿着私人空间的权利边界与公共空间相互作用，从而获得公共权力的认可。这的确远非一般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更是公共知识分子们望尘莫及。在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内分析，老季的利好选择的确令林昭、吴维尊和贾植芳们目瞪口呆、稀嘘不已。因为作为老季来说只考虑了生物学上现实的利益成分，应然意义上的价值关怀不在利益的算计之内。因为在约束条件内挑战现行规则势必付出一定的机会成本，老季的言论模式类似于逐利厂商在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的行为模式。作为一个本性自私、天生原罪的生物意义上的人来讲，这种言论选择又有什么可以指责呢？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比及老季的学问，又是有着更多缺陷的经济人。这也便是那些反对批判季羡林的人所持的主要观点。但是他们以此进行的辩护恰恰对他们塑造的大师进行了准确的揭露。这无疑于替小偷辩护说：人都有趋利的欲望，用偷的方式满足一个利己的欲望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季羡林的光环登峰造极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逐利社会又出现了“大师焦虑”。在一个真正的大师缺位、伪大师不断招摇的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敬奉大师？大师的真正标准又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文领域的大师起码应该最大限度地为增进社会成员的表达利益机会而努力，而不是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羽毛或对现实意志暗送秋波。应该知道现实意志的规则架构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而非与真理的合作，人文大师的意义便是将其努力成一个零和或负和博弈。当大师的良知不同程度地以不同的利益成分参与规则的博弈，才能使社会表现出一个契约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一个社会坚硬的知识良知的支撑，社会成员才有权利的表达机会，合作才能代替冲突。否则，那些只考虑了自身利益计算的技术大师越多，受到的光环越眩目，这个社会越没有真理的制衡，单向意志会天马行空。在所有老季的公共言论中我们无法找到的一个要素是，他没有为体现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社会环境提供可资辩护的理由。相反的是与于丹之类一样要求人们改变自己的心情以适应现实的制度安排，并发挥技术知识分子的效用最大化。为此他说：“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老季的意思在于让学者们不要对现行的思想、政策、体制进行任何质疑和思辨，只要无条件地信仰就可以了。只是他未能知道这种简单的社会成员思想的一致性并不会带给社会以及现行规则任何好处。阿罗曾经证明，在任何规则之下，一组一组相互一致的个人偏好排列都并不一定产生一致的社会或集体结果。也就是说社会和谐来自于不同利益的个人有充分表达利益的机会，和谐是因为各种力量的均衡，而并非整个社会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言行一致。任何言行一致的社会都潜藏了一种危险，因为表面的划一律统治之下并不能彻底消灭每个人的利益差异。或者说，全体船员都无条件地迷信一位舵手，不再对航线进行任何置疑，那样的航行也一定离危险不远了。 戈登·柴尔德发现“迷信在巩固和维护已确立的社会惯例和经济安排中的力量是巨大的”。的确如此，社会对于体制内大师的迷信在维护着秩序传统和文化传统，全然忘记了由于迷信给自身造成的重大压迫。一次，我的朋友、书法家、文物局长刘正军在一公开场合发自真诚地奉称我，说我的思想仅次于季羡林。我无法在瞬间为其揭开季羡林的思想，但也无法接受这种善意的羞辱，只能回敬说他的书法仅次于宋祖英。他在愕然宋祖英怎么会书法的情况下已经有悟。可见，这种并非玩笑的奉称越是发自内心越说明人们对于偶像的迷信，越说明在这个后情感时代越缺少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也便是我为什么批判季羡林的一次机缘，若不是刘正军的提醒，我可能至今都没有批判季羡林的兴趣。按道理说，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这里，季羡林不仅是种悖论，当前那些疯狂的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更是令人不可思议，为什么连知识分子也陷入了这种权力的迷信和权威的迷信之中？从而进入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最终堕落成某种战斗号角的工具，成为某种集团利益表达的帮凶，彻底失去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知识品格。另外，对于权力的迷信可能被认为是进入权力的最少成本。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便宜可占，在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个人计算之下，对于权力的迷信会由于权力的天生之恶而被权力彻底吞噬。个人的自由会因此而被排除在社会构建的想象之外，成为极权主义之下完成文化福利保障的代言人。 在季羡林的所有言论里面，《记张岱年先生》中的一段尤显怪异，作为他仅有的奇文录下： “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有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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