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四家”：80后作家在对社会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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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文坛四家”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醒龙 回应“避谈80后作家” 不甚了了，沉默是唯一的尊重 羊城晚报：有媒体提及关于避谈“80后”作家是有失作家风度的，怎么看这种说法？ 毕飞宇：关于这些“80后”作家，我也知道一些，从报纸和网络获得的信息。但是我没看过他们的作品，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我是不会谈的。 苏童：我确实不看他们的作品，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我都知道这些拥有众多粉丝的“80后”作家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作品确实卖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对他们完全不了解。避谈是对他们唯一的尊重。 刘醒龙：正如他们不看60后、50后的作品一样，我们也不会看他们的。我认为“80后”现在的姿态是在撒娇，在对整个社会撒娇。 余华：其实回想过去，我们也不跟老一辈的作家进行交流。我认为郭敬明有一个优点，其实一直有很多很难听的话包围着他，但是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以难听的话回击别人。在这样一个以攻击别人为乐的时代里，这一点还是值得人尊重的。 羊城晚报：这些“80后”作家现在也都快三十岁了，回顾一下处于他们那个年龄，你们在文学上的成绩如何？ 余华：我二十多岁写了《在细雨中呼唤》(余华的成名作。记者注)。 苏童：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出版了《妻妾成群》(苏童的代表作，后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记者注)。 痛批“作家富豪榜” 曾被作假，此榜深具中国特色 余华：我认为这个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作家的收入，更没有人去做这样的榜，读者更关心的是作家的作品写得好不好。关于这个所谓的“作家富豪榜”，有一年，我是关心的——因为苏童当年居然排第三。 苏童：我对这个排行榜一点都不信任，因为我自己就曾经被做假过。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是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余华：如果作家都搞富豪榜了，那么农民、工人也可以搞个富豪榜了。 剖白写作动因 习惯而已，除写作干不了别的 羊城晚报：作家要靠写作赚钱，主要渠道大概只有两种：卖影视版权和发行销售。在刊物上发表的稿费其实是挺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毕飞宇：我已经习惯这种工作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写作，我就会感到十分空虚，觉得生活很不完整。我必须要以写作的方式来充实、复原我的生活， 苏童：除了热爱写作之外，其实有一个职业我很喜欢的——我想当个调酒师，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做这件事情了，只好写作。 余华：我热爱这份工作。当然我也还有别的喜欢的职业，我想去NBA当教练，能在现场看球赛，还能在赛场上走来走去——但是，这能实现吗？我知道这是很痴心妄想的事情。既然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还是继续写小说吧。 羊城晚报：我了解到，余华和苏童的作品在国外获得了不少奖，但是在国内却很少拿奖，有什么感受？ 余华：我和苏童都是著名的“不获奖作家”。对于我来说，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现在能发表、能出版，已经很满足了。 探究“最好时刻” 所谓“最好”，禁锢少写作自由些 羊城晚报：最近，作家王蒙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刻”，这个说法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争议，认同这句话吗？ 余华：我觉得王蒙这话没错。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因为我感到现在的文学环境在逐步变得宽松起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所谓“最好的时代”，我想，应 该就是写作自由和发表自由的时代。我在1987年、1988年发了很多小说，并不是我在这两年写得特别多，而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以前写了发不出来的。这些小说发表不出的原因，不是因为小说的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内容主题与当时的政治风不一致，这真让我当时感到文学创作道路上暗无天日。但是自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禁锢都没有了，中国文学的好阶段也到来了。 苏童：王蒙过去因为写《一个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右派”，相比起这样的遭遇，他感到现在是中国文学最好的阶段，我确实可以理解。当然，这个“最好”主要是指文学的环境、思想的解放，并不是指当下出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品。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下判断的，要留待后人评说。很多经典的伟大作品，都是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被重新认识。反过来，当下好的作品，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就不值一提了。比如说，在一百年前，法国文坛被公认的最伟大的文学英雄是夏多布里昂，但是现在谁也不这么认为了。时间是检验作品的重要因素。 刘醒龙：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但是，我认为政府对文学的管理还有待完善。比如说作协的机制问题。 作协成立之初，是考虑到作家写作太忙，而由政府请几个“管家”帮忙打理与写作有关的日常生活，谁知几经异化，大多数作协机关越来越衙门化了，就连小小的科长处长，其地位都在有成就的作家之上。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另外，在作协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而且在胡说八道。比如我们湖北作协前年换届，一个还没有加入作协会员的人，他的作品谁也没读过，忽然某一天，一纸任命就要来当作协副主席。在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我当时坚决反对，但是最后选票得出的结果，居然还通过了。我认为任命这样的领导，必须要一步步进行，按照章程办事，这是对作家最起码的尊重。 回溯“文革记忆” 歉疚难平，自觉书写保持警惕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你们的作品里，很多都涉及到“文革”内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结？ 余华：“文革”是我们的童年经历。童年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尤其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影响是最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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