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四家”：80后作家在对社会撒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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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我写“文革”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行为。我刚开始写作时，并没想到要写这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常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对那段“文革”经历，时常保持一种警惕和恐惧。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都不愿意这么不体面地生活。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不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我们村里的方言是把爸爸称为“伯伯”，但我由于家庭原因，我是叫“爸爸”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爸爸的名字就叫“爸爸”。忽然有一天，在我家门口贴了张大字报，有个名字被打了叉。有人跟我说，这是你爸爸的名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爸爸的名字，是从大字报上知道的。这种羞辱真是刻骨铭心。 刘醒龙：我们这一拨人，对于“文革”一直怀着忏悔的心情。虽然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没干什么坏事，但是，这些歉疚和负罪的情绪，是难以平复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自己的作品里记载下这些感受。 毕飞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文革”记忆的电影，虽然在美学上我认同它的好，但是在感情上却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电影里对于“文革”生活的诗化，总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质疑“打工文学” 命名模糊，以作者身份界定么？ 羊城晚报：广东近年来出现的“打工文学”很活跃，怎么看这种现象？ 毕飞宇：我认为“打工文学”这样的界定很模糊。现在争议也很多。“打工文学”是指打工者写的文学的话，那么打工者要是不写打工生活的作品，也是“打工文学”吗？我去年的一长篇小说《推拿》，是写一群盲人按摩的生活，出版之后，就有人认为是“打工文学”。其实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只是想写我熟悉的一群人，跟打工一点都不相关。如果真要从作者身份来界定“打工文学”的话，我想，除了专职作家之外，有一份工作、进行业余创作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算是“打工文学”。 批判书籍推广 国内书评，我基本不会去相信 羊城晚报：现在国内对于书籍的推广，花样很多，比如说在每本书上套个“腰封”，以最吸引人眼球的话语来推销书，这些做法有效果吗？ 余华：我从不相信“腰封”上的话。这些都是哗众取宠的一种方法。我记得最逗的一个“腰封”是作家刘庆邦出的一本书，是写中国煤炭工人挖红煤的题材，就因为是红色的煤炭，所以“腰封”竟然就写上了“中国的《红与黑》”，太荒谬了！ 苏童：我们的名字也多次被放在“腰封”上，以一种知名作家的身份推荐书，实际上，我们的名字都多次被盗用了，有的书我们根本就没看过。 余华：相比中国而言，西方对于书的推荐和评价，都相对公正。据我所知，德国、美国的出版社每年都有两次出版会。比如著名的出版社——蓝登书屋，开出版会的时候，从各类书的编辑到印刷到发行等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把报上去的几百本书稿全都看完，然后进行讨论、投票、排名，最后，才能决定一本书出版发行的命运。 毕飞宇：法国《世界报》星期五固定的读书版在读者心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很多法国人是不逛书店的，他们就信任这个读书版，按照他们的推荐直接去买书。还有法国的影评人，更为严格，如果有某个人出于某种私心，推荐一些不好的影片，经过市场检验，连续两次出了大偏差，那他评论资格的就被取消了。国内的书评，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但我基本不会去相信。我在国内选择阅读的书籍，很大程度是靠口口相传，靠朋友间的口碑。 羊城晚报：在市场冲击下，国内的小说出版也日益商业化，这对作家出书是否影响很大？ 毕飞宇：据我了解，国外的成熟作家都有经纪人。我想，中国的图书市场要正常和规范起来，经纪人必然是会出现的。目前，时候还没到，因为图书经纪人面对的环节很多，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了信任危机，那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刘醒龙：图书销售渠道也很混乱。出版社的书发给书店，卖不掉的书退回——有的书店要装修，它就会一下子把书全都退回出版社。这对作家出的书是很不负责任的。 人物档案 余华 著名作家。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浙江师大特聘教授。主要作品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 苏童 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米》、《碧奴》、《河岸》等。 毕飞宇 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 刘醒龙 著名作家。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杂志主编。主要作品有《凤凰琴》、《分享艰难》、《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等。 四家之言 ●当时，我的新书《碧奴》出版发行，记得收入是5万英镑，出版社就说折合人民币90万元。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时，没弄清楚，居然在《重庆晚报》报出了900万元的数字。虽然出版社觉得这个错误太离谱了，也试图做了很多次更正，但都没有用，所以当年的排行榜把我排在了第三。你说，这样的排行榜，可信吗？ ——苏童 ●我和苏童都是著名的“不获奖作家”。对于我来说，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那些退稿的遭遇之后，作品现在能发表、能出版，已经很满足了。 ——余华 ●出现一个好的、宽松的环境，要比出现一部好作品更重要，这不是少数作家在享受，而是整个民族都在享受。 社会上总在批评专业作家体制，其实，最需要批评与检讨的是作协体制。在这样的单位，竟然有大量不懂文学的人，占着高位置，胡说八道。 ——刘醒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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