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做诗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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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繁荣大抵在思想解放之初和悲愤爆发之后 文学与诗歌的繁荣，大抵在思想解放之初(如“五四运动”，解放后的50年代前期)和悲愤爆发之后(如抗日战争，粉碎“四人帮”)，它与经济的是否繁荣不但不构成正比，甚至没有多少关系。因为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不像物质产品那样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科技的支持，它只要有作家和诗人历史的情绪就够了。所谓“文章穷而后工”，所谓“愤怒出诗人”不外乎就是这个意思。专制高压的环境所造成的一律或骄奢安乐的社会所呈现的平稳，都会遏制或麻醉创作的发展。它的繁荣需要等待下一轮的思想解放。 海子之死与山海关的黄昏 1983年8月22日黄昏，我坐火车经过山海关，写了《山海关的黄昏》一诗，其中写到“一个生存的思想，压缩成线装书般的城砖”“转眼间月明星灿，列车的汽笛震断了我的神牵。任道路像长城般的曲折，一只中华的凤凰终于涅槃”。9年之后，也是在山海关的一个黄昏，海子卧轨自杀。他在生存的思考中，他在落日的意境中，像一只中华的凤凰，在诗的火焰中涅槃了。 海子是一个当代少有的相信天人合一的诗人，是一个让哲学之手夺去了魂魄的诗人。他为诗而死，他的诗因他而活着。 一个字提供了一个重要思想 1954年我在一首写给藏族阿妈的诗中有一句“我们替你种下的青稞,要在你的门前发芽”，西南军区文化部部长陈斐琴建议我改一个字，把“替”字改成“帮”字，他说：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事情是帮助而不是代替。这使我终生不忘。这样的“一字师”最可贵，他不是切磋了一个艺术手段，而是提供了一个重要思想。 在把握尺度 既是窃窃私语，又不怕别人听去；既是公开的宣言，又是内心的宣泄；既要用语言的锋刃把人刺痛，又不能使人受伤。这大概就是诗的二重性，也是做诗的难处吧。我国古代诗教中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无邪”等等，我看其本意并非是提倡温柔敦厚，也非中庸之道，而是为了不损害诗美，要求在情感迸发与理性审视的结合上把握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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