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欧阳斌：诗人小说的嗓音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欧阳斌
2012-09-29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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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音博罗的嗓子里灌着风沙。他把电话从北方打到我办公室，一股冷气打听筒里吹拂过来。十月，在我重庆的办公室里，燠热并未散尽，这显示在桌面上杂乱无章的摆设之中，其中，可以从混乱的稿件中抽出许多诗人的小说。巴的语气有些阴冷，但他极力地用了使人听上去格外亲切的词。我也是这样的。以前，秋季一到，便热爱上把电话四下里打出去，听听各地的消息，听听它们的气象，打诗人的口气里出来，是否两样了。写作诗歌的人，通常用的叙述方式，似乎有别于职业小说家，像关了话筒，在小房间里发出声响。巴有一个前不久写完的小说，叫《坐地铁去赴宴》，我大概看了看，首先是他熟悉的诗人生活，有些阴暗和潮湿，最后才回到物质世界中来，“我觉得红烧牛肉面的味道好极了”。这影响了他嗓音的正常状态。以诗人为角色的小说并不多见了，为什么我常常反感。我没有对他说更多，我说：“这是您熟悉的生活，悲观、悬浮和反动。但是我读的时候，是剥掉了自己身上的诗人身份。我为什么最终没有读下去？”刚才，翻检邮箱的时候，收到了巴的来信，信后附有刚完成的另一中篇《黑蛋的长城》，我见开篇是这样的：“黑蛋是在小瓦身上奋力耕耘时听见那声鸟叫的”。虽然语言方式上依然有诗化的痕迹，但主要目标已转向具体到身体的叙述，似乎可以期待。

    随后就在邮件的下方看到庞余亮的新作《鸟语花香》。余亮的小说是我一直欣赏的，他是成功地将诗人性质转换到小说家性质中来的人，他的故事却都和当下生活关系不大，至少不是很密切。这使得他在运用小说方式临摹世界的同时，有了相对独立的视角。他对待语言的态度很值得人学习和思索，不放纵的同时，修得一手收放自如的小说语言，他用这样的语言面对乖戾的人、内向的人和反动的人，亦能够获得读者的好感，在他语言素养的背后，有一双经历过生活磨难的手，这手摸向他自己熟悉的地方，即便是悲凉和苍白的故事，依然有极其温暖。我尤为认同的是余亮的小说态度，余亮小说有区别于任何人的小境界，这点上与我认为的短篇小说大师聂鑫森，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余亮应该在短篇小说这种文本上多下工夫，因为他已不乏在城市中找到他惯常习惯了的中国乡村精神。在诸多的小说家开始单纯搬动城市生活这快巨大石头的同时，他们的脚尖已经找不到过往的想象力，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并未彻底来到，衣食住行还没有最终的归宿，有的只是狰狞和欲望，谈不上小说对过往沉淀的需求。因此，他们有可能搬动的这块巨石，最终会砸得前行的脚步开花，举步维艰。而余亮的轻描淡写和视角的执著，不写雷同题材，不强度叙述，不打幌子，不过度对语言的承载力进行扩张，使得他的小说，在深度意义上走得更远。

    与其他绷紧状态中的诗人小说家不一般，张执浩好玩的嗓子总是骂骂咧咧的。浩子是个披头散发的诗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内心彻底搞乱，为自己一切可能的生活创造阻力，他对生活中的戏剧性怀有好感。反映到他的小说中来，主人公大都为悲观的中年男人，生活依靠回忆支撑。是，中年是混乱不堪的，说话的嗓子语焉不详，夜深醒来痛哭流涕，常常有喝醉的时辰，保持了致电倾述的习惯。浩子在小说写作中，无须摆脱诗歌带来的坏影响，天生他有抒情和叙述两面的能力。故事为主体，戏剧化的转折点为串联，生机勃勃寓于悲观人物命运转机之中，生活中有意外的亮点，照亮一些不着边际的凡庸。尤为奇怪的是，他无须在小说中坚持某些诗人的本性，他的小说读后，有对漫长人生的倦怠，而不是莫须有的诗性，激发的是读者的“现实感”而非热血。尤其是在他对待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对无边际的生活的眷恋，使得他在叙述上采用了慢条斯理的态度，慢得来有点让人不知所措。去年，在我编读他的《雪里红》的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几乎气若游丝，整体叙述的缓慢推进，映照出他在结尾的慌张和焦灼，行至结尾，又突然加快，这时，我意识到他在小说中，依然未有摆脱诗人性格中的某些特征，而要在一个长篇小说中，行一首短诗的力量，谈何容易。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整个小说结构上的失衡，最后，我不得顶着被骂爹的压力花大力气狂删猛压。总的说来，浩子的小说好看，有好小说的素养，好素养之后的好看，这同样令他的小说在拥有诸多读者的同时，也有了“少数”读者的可能。呵，这个男人，昨夜又喝多了，爬上QQ对我说，我在弄一个长鸡吧小说，写感动的，你看，现在我边写边被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在南京，有一帮用俗语说话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小子。似乎在那里早就存在着一个诗人小说的传统，除了韩东打马策鞭冲入小说地带，做大做强之外，八九十年代升腾起、又被湮灭掉的诗人小说家无以计数，鲁羊、朱文、海力洪、贺奕等，他们的小说直指生活的庞大来源，和接通小型出口。反讽寄居于情绪化的生活中，彻底的“个人化”促进了诗人们在小说中的全神贯注，细小的遭遇被津津乐道，揭示悲欢之余味，努力避开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增强语言力量的比重，往往读后不知所云，但能感受强烈情绪而会心一笑。其实，这诸多小说尝有一明显特征，类似于摆故事，而内里有泛哲学风气，把生活的真实直接指示给阅读，故事没有完毕状态，任何一个读者可以在具体生活中，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将其延伸。新近出现的李黎、朱庆和等青年，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姿态，诗歌和小说，分辨不清楚谁是谁，他们的诗歌尤其具备了小说的意图，所以在小说中，同一的风格也被展示出来。李黎的小说中，总有一群刚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生活游离、恍惚，整日不知终，同时落脚点又具体到每一餐饮食，每一次做爱，每一回没头没脑的、却又有预期目的的遭遇。李黎在《隔墙有耳》等短篇当中，对处于紧张状态中，瞬息万变的人性捕捉，对生活中隐秘的、残酷的性质淋漓至尽的揭露，使其小说的独立意味日益得到彰显。尤其是，他有过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下乡村生活的经验，这样的亲历，使其在另一种风度的小说中，具备了区别于同一时代中、单纯以城市生活为主体描写的年轻作家贫乏的某种标签，扎根于中国现实大地，又浮游出繁复的具体事项，把文本之外的诗性重新呼唤出来，这是他作品里的天时地理人和。假以时日，若他于小说意图中，再行准确而不盲目，加打语言的锤炼力度，扩展广大世界和个人之间的通道，保持直接揭示存在的道理，而又不故作批评姿态，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小说写作势头旺盛，又不误诗的诗人小说家之中，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关注不断以小说家的姿势，撞入读者视角内的诗人叶舟。数年前，受出版社之邀，我和诗歌翻译家董继平、画家彭天朗先生合编一套诗歌丛刊，得到各省市包括西北方向诗人的大力支持，阳飏、古马和叶舟相继寄来诗歌近作代表作，随后又收到他们的近作诗合集，《练习曲》是叶舟自印的一部精致的诗集，之前对他的《大敦煌》有强烈印象，在《练习曲》中，叶舟的诗风依然保持了广阔地域间，金戈铁马般的人文气质。叶舟的诗歌这里不再赘言，但是叶舟诗歌中的气象，已然融和到他的小说地理中去了，仿佛脚下是山川，天边是舒卷着的云，现实、悬念和遐思相得益彰。1997年，出版家刘铁薇编辑了一套“诗人小说家”的丛书，收辑叶舟、邹静之、韩东、海男、阿坚、朱文凡六诗人的小说诗歌单人合集，叶舟这部选集命为《第八个是铜像》（之前已出版长篇小说《夏天的朗诵》）。那时叶舟在小说中的天赋渐渐得到开发，但是叶舟小说尝不追诗歌的光芒，因此受到的关注也相对较少。近年来，叶舟小说频繁出入于各大型文学期刊，使我们看到一直忙碌的叶舟，在小说中同样有诗歌般的热情和精力。数量上的积聚增加，使叶舟获得更多关注。叶舟在这些小说中，尝试了各种题材和风格的转换。但事实上，他的这些作品，也显示了一个纯正的诗人小说家，面对期刊改革和阅读变迁的无奈。编辑中，偶有同好，使得代表叶舟小说观念的一些作品得以面市的同时，叶舟也承担了为杂志另一层面读者调羹的“义务”。一部分叶舟小说，具备了把转瞬即逝事物定格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的手段，在这部分作品中，提示给读者的是“恍然大悟”，是流逝的河水中回环的那部分。短篇《蜜蜂经过了兰州》中，肖依和田甜两个在表象中完全不一致的女人，因为一块奇石，而与聪敏的男主人公王侃发生了联系，奇妙的人物关系在包括“夫人”在内的四人中发生，暗示了现实的虚无性，和存在的真实性，愚顿与精明的人际关系，现实世界在结尾，为小说点上了一个完满的省略号，最终王侃说道：“一只蜜蜂经过了兰州，又会怎么样呢？”除此，叶舟在完全以“故事”为主要的中篇创作中，依然才华毕显。《李东的身份》中，环环紧扣的探案悬念，绝对有激发大众阅读兴趣的要素和内容，捕捉极其的戏剧性的天赋和修养，显示了叶舟多方面的写作才能。最让人兴奋的是，今年叶舟又拿出了《大地上的罪人》这部小长篇。现将我当时随手写下的读后感摘录于后：

    《大地上的罪人》是近年来甚为少见的一部在历史、民间和奇特地域间找寻文学性、思想性的优秀作品，应当能激起文坛新的看点。
    绵延、逶迤的陕甘大路上，拦羊人（赶灵人）的叙述开始了。随着“我”满口土话的讲述一步步深入，一幅苍凉、粗犷、悲壮、瑰丽和奇幻的西部人文画卷在大地上展开。主人公“我”是一个带有天生的、朴素的“原罪”情怀的拦羊人，他把自己的羊群当作儿女一样看待，但又不得不违心地历经艰辛，通过陕甘大路将它们赶往兰州，成为兰州城里富人们餐桌上的美味。这一个世间的隐喻，使他由此相信命数，却又在赶羊途中一次次相遇“奇迹”。
    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家用一个赶羊人的视角，观照途中相遇的活佛、喇嘛、女红军、国画大师张大千、酒鬼尕藏才旦、土匪头子“黑骨头”、马步芳骑兵部队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人性的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与大西北广阔的自然进行对话，其间夹杂着人与人的对话、人与牲畜的对话，人与历史的对话，深刻有力，极具震撼。客观地说，这部作品有大师小说气象。
    这是一次肉身和灵魂一并前行的末路。作家叶舟在这部作品中有超常饱满的情绪和语感，活泛而干净的语言，极强的控制语速的才华，构思奇妙，场面大气，故事传奇，一气呵成，仿佛置身于某个具体而又虚幻的时空当中，阅读的快感与思索，随着主人公的讲述，渐渐合为一体。作品深度得以延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舟在把母语（西北方言、俚语）转换成“世界语言”的有意识中，做得非常成功，为这部作品增添了语言艺术的光芒。
    难得一见的、等待已久的、让当今的阅读疲惫刮目和惊喜的好作品。

    诗人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和具备诗性修养的小说家的作品，有类似的可能的文学空间，作品所传达出的意思和意义，作品人物所承担的隐性义务，这种义务对当代意义和历史意义所要进行的悠然彰显，对文学精神的找寻，对文学中有可能出现的哲学延伸，对诗化哲学的融会，对存在和荒诞的态度和标准，极有可能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与呈现。诸多诗人有意识地潜入小说这片水域，起先，经历了形式上和视觉上的破坏甚或颠覆，八九十年代过去，小部分诗人小说家下潜到更深处，更多的诗人小说家则直接通向了读者。关于读者，“大多数”和“少数”的分界，或者其他的什么称谓，是先前和后来的诗人小说给小说这门艺术的一次重要整合和阅读革新。从根本来说，这种“革新”，甚至影响了部分职业小说家，影响了苏童、格非和余华一代，这种视角形式的变换，使他们收益匪浅，同时，又阻挡了他们在另一个方向，在伟大和传统的小说艺术的上游，汲取充分水分。当这种形势曼延出的焦虑感，影响或怠慢了小说行进的速度之时，余华们会突然回到“经典”中去，当然，这种回归，与先前单纯的“传统”或单纯的“探索”，意义是绝非一般了。福楼拜在《作家生涯序》中指出，“可能我们全都是自索福克勒斯以来纹了身的野蛮人。不过大写的艺术中除了线条的垂直和表面的光滑外还该有别的什么。风格的可塑性远不及全部意念的可塑性空间那么大……我们脑子里有太多的东西却缺乏足够的表意形式。”小说家关于小说的个人观念，是一个隐蔽着的空间，它不能像文学批评家那样直接或者尖锐地指示出来，他们的创作有摸索的痕迹，未完成的观念，和因之发生的创作尝试，这使得小说家的脚步举步维艰，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职业批评家的指责，还有越来越势利、越来越聪明的读者的漠不关心。这涉及到艺术生存形态的倒闭，关乎所谓“精英艺术”的生存环境，甚至艺术道德和文学良知的泯灭。因此，某种意义和某个程度上，小说读者特别是诗人小说读者的素质，影响了我们刚刚看到的，但同时已成过往的小说革新将会出现的面貌。作为读者，我们看到，小说家经历过的小说观念和技术革新状态，于是停滞了。而大多数作家，把迁就阅读习惯和对生活（而不是生存）的单纯猎奇，作为“写作”的第一要务，宏观上和大面积地沦为“故事”。从另一层面来说，小说艺术的“停止”，使当下这种小说状态得到迅速成熟和更为“彻底”，诸多“好看”和“感动”的长篇小说的出现，已然证实了这一点。正如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窥视到的：当人们不再有能力从力的内部去了解力，即去创造时，就开始着迷于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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