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与“二元对立思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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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成就的评价及未来诗歌发展道路的设计 何其芳、卞之琳、徐迟、王力、林庚、冯至肯定“新格律”诗 公木、宋垒及周扬、邵荃麟、郭沫若、田间、袁水拍等文坛领导及“主流”诗人 “贯彻工农兵方向，认真向民歌学习”，“关于谁是主流之争，实质上是知识分子要在诗歌战线上争正统，争取领导权的问题” 从根本上规范中国诗歌发展的资源问题
1950年代中国诗坛的批判运动以对阿垅、胡风、朱光潜的理论清算为起点，以痛斥“不原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格律”诗主张为终点，它不仅如此包罗万象地涉及了诗歌写作的数量、主题、风格、气质、情绪的类型、艺术的趣味等等众多内容，涉及各个年龄层次、各种资历的诗人，而且其一“始”一“终”的程序本身更充满了深长的意味：新时代新思维中的中国诗歌首先是要从根本上清除“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学理念）与“内”（左翼启蒙主义的文学理念）的“多元”干扰，再进一步通过具体实践的种种“规范”，最后方可顺利通达严格“贯彻工农兵方向，认真向民歌学习”的无比单一的方向。 就这样，经过了一系列 “二元对立”的斗争，中国诗歌“一元”价值的确立获得了绝对的保障。
三
1950年代，在“二元对立”新思维的主导下，中国诗歌创作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失语”与“换语”景象。 所谓“失语”便是一大批在既往艺术实践中卓有成就的“老诗人”（尤其是国统区出身的老诗人）在新的“规范”目前一时间不知所措，陷入了创作的低谷。
有许多同志对目前的诗歌的状况不满意，提出了疑问和批评： “祖国现在的诗歌的情况不够好：冷冷清清的，诗人们在干什么？学习吗？体验生活吗？ 还是改行了？” “诗歌创作不旺盛的原因何在？为什么许多有成就的诗人近来不写了？譬如何其芳同志 本人为什么很久不见有作品发表？” 我们今天的诗歌方面的情况却是这样：虽说也有一些写诗的人，然而却零零落落，很不 整齐；其中有些人并没有经过认真的专门训练，还不能熟悉地使用他们的乐器；有些人偶尔 拿起乐器来吹奏几声，马上又跑到后台里面做别的事情去了；剩下三几个人在那里勉强撑持 局面，但也是无精打采地吹奏着。[24]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因为包括何其芳自己也深有体会：“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我觉得当务之急是从学习理论和参加实际斗争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写诗在我的工作日程上就被挤掉了。”[25] 最高政治权利机构为什么一定要将反映社会主义“大跃进”的艺术形式确立为“民歌”呢？这本身倒是与中国诗歌自身的艺术资源密切相关。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诗歌不时在文人的“雅化”追求中陷入自我封闭的僵硬状态，在这种时候，往往就是来自民间歌谣的“清新”、“刚健”重新赋予它生机，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民间”的激活下，中国古典诗歌找到了继续前行的途径，由此，民间歌谣便构成了中国诗歌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最基本的资源，而对民间歌谣的这种记忆也往往积淀成为中国诗人寻求艺术新路之时的一种重要的心理趋向。对此，朱自清先生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说：“按诗的发展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国风》、《小雅》跟乐府诗在民间流行的时候，似乎有的合乐，有的徒歌。——词曲也出于民间，原来却都是乐歌。这些经过文人的由仿作而创作，渐渐的脱离民间脱离音乐而独立。”“照诗的发展的旧路，新诗该出于歌谣。”“但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30] 在“二元对立”的新思维中，“换语”恰恰是中国诗歌陷入全面危机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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