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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中，著名现代文学学者王富仁的姿态是值得注意的，它不仅体现了一位80年代的卓有影响的思想家的独立姿态，而且还反照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某些不一定为人所觉察了的本质性特征。
关键词：王富仁 九十年代 启蒙
刚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具有特殊学术意义的时代，一方面，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都笼罩在了 “知识贬值”、“知识分子文化边缘化”、“人文精神失落”等等前所未有的社会氛围当中，另一方面，在狭小封闭的思想学术界内部，一系列可以说是“声名显赫”的思想学说，特别是伴随着这些新锐学说而来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改换又极大地牵动、冲击着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的固有格局，80-90年代的政治式交替有力地阻击了当时似乎是势不可挡的主流精神，使那个波澜壮阔、绚烂一时的80年代的思想大河陡然改道，之后便是明显的回返、动荡与转折，从“告别革命”到“市场经济”，从“学术规范”到 “后学”的异军突起，从“重估现代性”到“审判”五四，无论你有过怎样的思想追求与学术立场，在这样的一场社会与历史的漩涡当中都不不得开始自己紧张的观察和思考，选择、调整和回答似乎也成了不可避免的现实。
当然，我们各自的选择与回答是大相径庭的，正因为是这样的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才格外看重这“90年代”之于中国思想与学术的“特殊”意义，才格外重视在这场“事关重大”的思想流变过程中，一些曾经的思想代表的独特表现。
我曾经在“20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的背景上谈论过王富仁的思想与学术价值，1我以为，如果放在9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这一角度上，那么王富仁的选择与回答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它不仅体现了一位80年代的卓有影响的思想家的独立姿态，而且还反照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某些不一定为人所觉察了的本质性特征。
这就是我所谓“王富仁的‘90年代’”的意义。
80年代的王富仁，以“回到鲁迅”、恢复鲁迅小说反封建 “思想革命”的主旨、重塑鲁迅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启蒙者的“本来面目”而享誉学界，作为当时新时期启蒙文化思潮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他关于鲁迅和中国新文化的一系列论述都相当明显地体现了启蒙文化所特有的那种除旧布新的“过渡性”特征，例如他对《呐喊》、《彷徨》的“意识本质”的揭示还常常置于鲁迅对于“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宏大“任务”的领会与完成中，且继续使用了颇具反映论色彩的喻象——镜子，同新时期的其他的启蒙学者一样，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现代化进程的论述也不时包含了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这一过程的相对单纯的激赏，而进化论之于中国新文化观念的意义也获得了更多的肯定，其内在的复杂性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就是以上的这些启蒙文化思想的代表特征在90年代遭受了一系列新锐学说的激烈挑战，这里的“新锐”其主力是中国式的“后学”（它从根本上质疑了现代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自居于“世界”之外的“边缘”意识以及文化“进化论“的荒谬），其后盾是新儒家的民族主义立场与情绪，其友军是学院派的对于纯艺术理想的肯定和发掘，——面对这样的挑战，原本就从“文革”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启蒙文化明显体现出了一种的根基不稳、先天不足的状态，一时间，80-90年代之交的政治性“失语”竟演变成了启蒙自身的“失语”，不少的学者开始从先前“激进“的启蒙行列中悄然告退，转而在其他更可能“恒久”的学术话题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者至少也需要在对于这些咄咄逼人的新锐学说的某种方式的顺应里求取自我的新的安稳，进步、进化、思想启蒙……这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曾经的“关键词”尽都灰头土脸，甚至羞于重提，争论似乎还在进行，但更好象是已经停止，因为旧有的讨论和立场都失去了先前的激动人心的魅力，讨论和不讨论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意义，种种的一切连同那些数量可观的也曾经活跃与激烈的知识分子们的“下海”、撤离与转行，都是那样让人无可奈何！
同样曾经置身于启蒙行列，同样曾经使用过一系列在今天看来大可质疑的“过渡性”理论术语的王富仁也进入了这个大回旋的90年代，所不同的在于，好象一跨过这时代的门槛他就以自己的特有的冷峻拉开着自我与整个外部世界的距离。在一份影响不大的非纯粹的学术刊物上，他表达了对于这个年代的基本判断。就好象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也仿佛就是王富仁此时此刻的一种低调的悄然的人生姿态的象征，这番言语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的重视，几乎就等于是他的自言自语，然而在一个10年已经结束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翻检着这些文字，却不能不为其中那些冷静的深刻而感叹！在这篇文章中，王富仁将自己从80年代的绚烂繁荣进入90年代的迷离无奈总结为一种文化发展的“周期规律”，他不仅准确地概括了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文化危机”的重要特征（诸如文化上的悲观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自己软弱而散漫的反思，文化由雅趋俗，“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以及文化界成员向着其他行业转化），而且更是深刻地从知识分子自身追求演变的角度分析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这篇并未获得普遍重视却又特别重要的文章,请允许我在这里较多地引用其中的一段论述，王富仁认为，在前一个文化的发展上升期，知识分子是带着对于文化传统的真切感受和独立的文化取向进入“职业”的，“一般说来，他们的各种语言概念都有一种比较确定的内涵，他们与其说更重视自己的理论，不如说更重视这种理论背后的那种更具实质性的意蕴本身。”然而，随着文化的持续发展，一旦“职业”本身成为了权威与物质收入的方式，那么这种理论追求也就构成了某种幻象：
在这时，有更多的人是从这种理论自身的威力出发而去信仰这种理论的，似乎这种
理论之所以在社会上发生了强大的影响是因为这种理论比原有的理论更“正确”、更“全
面”，似乎这种理论本身便有一种点石成金的力量。正像当前社会上很多人看到做买卖
的赚了钱，便形成我做买卖也会赚钱或做买卖就会赚钱的幻象一样，这时的文化界也形
成了一种只要掌握这种理论便一定会有文化建树的幻象，而在这种幻象形成之日，也便
是这种理论的危机之日，因为他们是带着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和感受理解并运用这种理
论的，各种不同的乃至相反的人生体验和认识都被纳入到同样的理论概念中来表述，这
种概念的不确定性便加强了，各种名词概念像断了线的风筝，漫天飞舞。但这时的争论
却更多是由根本不同的思想感情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理论的争论只起到自我诠释的作用
而没有增加新的内涵，当各自都把自己的意见阐述出来，交流的梗阻便在这争论中形成
了。
……
在每一个发生着严重争辩的领域，对立双方都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其所有地发掘着文
化的潜力，但很快便发掘尽，能说的话已说尽，不能说的话仍然不能说；对方能接受的
话都已说尽，对方不能接受的话已经说得太多，如若对立仍难以交流遂告中止，梗阻随
即形成。
……
但是，在这时，由于文化的一度繁荣而扩大了的知识分子阶层仍然存在，一座庞大
的文化加工厂还在惯性的作用下运转着。由于交流梗阻，这时的文化产品已经严重地失
去了自己的读者：整个社会的嘴唇都被繁荣期的大辣大咸刺激得麻木了。一般的味道很
难激起人们的食欲。所以这些仍在生产着的文化产品一时呈现着过剩的现象。过剩造成
产品积压，流通领域积压的大量文化产品淤塞起来，当文化梗阻在印刷、出版、发行、
销售的渠道成为主要趋势，文化危机就正式到来了。 2
在这里，王富仁深入细致地揭示了“文化危机”内在表现：那是一种脱离了文化人真实生命体验的“理论的过剩”。失去了生命的真实，也就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到处是空虚的膨胀的理论淤泥，它阻塞了我们正常的交流与沟通，败坏了我们精神需要的胃口。归根结底，“文化危机”的起点是文化人的学术、理论活动开始脱离了自己的真实生命体验，当人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理论所异化，那么他最终也将丧失掉这种创造的欢娱、机会与环境。王富仁在阐释90年代之初的“文化危机”的时候，深刻地论述了所有思想学术活动的真正的神髓——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即“理论背后的那种更具实质性的意蕴本身”）80年代以启蒙思潮为代表的文化的繁荣是因为有更多的学人把握这一神髓（虽然他们的理论概念还有某些可质疑之处），而90年代之初的危机同样也是由于较多的学人丢弃了这一神髓（尽管他们可能拥有了更多更新的理论的“武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走过这场危机呢？王富仁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追求什么？”这样一个严肃的标题下再次重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怎样崇高评价和借鉴中国古代的或外国的现成文化学说，但我们的思想基点却都应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一种坚不可摧的社会愿望上，它不是在别人的文化学说中得到的，而是在自我的、民族的、现实的（现实生活或文化生活）中建立起来的，没有这种确定不移的真诚愿望（不论它是大还是小），我们的所有文化都必将是软弱无力的，再广博的知识也救不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命。”“只要是建立在这种内心坚不可摧的社会性愿望和追求上的思想基点，我们就应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都坚持它。”“在文化危机期，中国知识分子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主要方式是更加充分调动自己主观意志的作用，把自己的思想追求贯彻下去。”
基于这样的对于文化危机的清醒认识和对于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自觉，王富仁在90年代的学术活动不仅没有在新锐理论的攒击之下退缩和“失语”，不仅没有因文化环境的混沌而意志疲软，相反，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尊重自我的真实生命体验，也格外珍视自己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和独特的文化立场。
王富仁在90年代的思想文化活动大体上分作两个部分，一是继续沿着思想启蒙的道路思考、探讨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规律，一是另辟蹊径，以更自由活泼的散文随笔的形式书写自己的人生与文化的感受。
作为第一个方面的思想文化追求，王富仁的代表性成果是著作《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3、《完成从选择文化学向认知文化学的过渡》、4《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5《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6、《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7、《鲁迅哲学思想刍议》8、《时间 空间 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9、《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10等，仅仅从选题来看，似乎都是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的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的讨论，事实上，王富仁的视野和兴趣远远超过了这些具体的学术性结论，同80年代一样，他仍然是将这些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细节与其背后的更为深远的文化演进的规律性探究联系在一起，他关心的往往不是作为“历史事实”的现象本身，而是包孕在这些现象之中的“文化与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与现代中国人的特殊境遇”，是这些既呈现为历史但更加作用于现实的生存的难题，与80年代启蒙主义对于生存现实的相对单纯忧患与激情不同，90年代的王富仁在自己以一贯之的启蒙之路上格外突出了对于既有文化追求与既有思维方式的反思与探求，正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王富仁多次强调了感觉、感受、生命体验之于创造活动的本质性意义，正是在90年代中期的“置疑”中（《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他突破了80年代所习见的中/西对立以寻找现代化之路的思维模式，努力以主动的“认知”取代被动的“选择”，这些深入的思考都生动地体现了他自我超越的勇气，真正地实践了他在《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中自我要求：“更加充分调动自己主观意志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在于，这样的反思与探求决不是王富仁从启蒙立场的后退与变通，他并没有像“后学”家那样仅仅从理论上否定所谓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万事大吉，以为自己把握了点石成金的先进武器，对于王富仁而言，这仅仅是他深入思考的起点，所谓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过是自我丧失之后的表现而已，而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解决近现代以来中国人自我意识丧失、主体失落的关键性问题，解决思维模式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一理论而在理论表述背后的人的精神与心理，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在批评二元对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也掉进了这一思维的陷阱，中国的“后学”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就像王富仁所说的那样是从“理论自身的威力出发而去信仰”某种理论的，他们认为西方的“后学”理论比传统的任何理论（包括“二元对立”）更“正确”、更“全面”，更“有一种点石成金的力量”，在中国的“后学”家眼里，80年代的学人乃至五四新文化学人，其主要问题不是主体精神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仅仅掌握了已经“过时”的来自西方传统的思想，诸如“二元对立”、诸如“进化论”等等，而中国的“后学”所掌握的则是更“先进”的西方思想——就这样，他们完全是落入了新的中/西“二元”，新的“进化论”思维而浑然不觉，他们其实和20世纪中国文化人所存在的问题完全一样：迷信外在理论的“权威性”超过了对于自我与生命体认，在简单的中/西对立中进行脱离个人真实生命体验的被动的“选择”。
同样，思想追求、学术探索中个体生命意识的强化也最终构成了一个学科、一个学派的赖以存在的独立的基础，失去了对于这一独立基础的自觉意识，我们最终也许会失去支撑我们自己学术的独立的生存空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富仁为什么会以如此坚决的姿态来回击新儒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挑战（《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王富仁一再强调从“选择”向“认知”的过渡，强调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正名”，因为“名的问题实质是一个自我的独立意识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独立存在的权利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独立创造的权利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他就是这样以返回个体生存权利与生命意义这一启蒙思想的初衷的方式实现着他对于启蒙精神本身的更加深入的开掘，同时也在自我意识的清理与组织中格外清醒地意识着自我的价值、作用和意义。正如他在阐述鲁迅哲学思想时指出的那样：鲁迅就是“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更坚定地站在中国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而且义无反顾，把‘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帜一直举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他的先驱者们的启蒙主义思想一直主要停留在理性教条的层面，一直没有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而鲁迅的启蒙主义从‘五四’时期就是艺术的，是与他的全部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的。”（《时间 空间 人》）那么，什么又是启蒙主义的理性呢？王富仁精辟地提出：“什么是理性精神？只要在鲁迅所重视的人的全部创造过程中来理解，我们就会知道，理性精神绝不是脱离个人的欲望、情感和意志的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它是由欲望、情感、意志的逐级转化而成的，而且必须沉淀着人的欲望、情感和意志。”（《鲁迅哲学思想刍议》）
在这里，王富仁对于启蒙、对于鲁迅的阐述实际上完成了他对于自我的全新的阐述，他90年代沿着启蒙之路的新的自我的掘进，难道不正是他所说的那种鲁迅式的生命的爆炸吗：鲁迅的“生命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方向，而是具有空间性的规模的，是一种在生命连续性的大爆炸中形成的空间运动的形式。”“构成这五次生命大爆炸的主体原因在于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是一个厌恶苟且，鄙视巧滑，反对敷衍，正视现实，不阿谀，不媚世，不趋强，不附众，不人云亦云，不同流合污的人。”“他的人生常常陷入精神的困境，常常找不到任何的精神出路。在这时，他是一个富于忍耐的人，他不会仅仅为了自己的舒服而去主动损害别个的生命和幸福，不会把自我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头上，这使他的生命收缩又收缩，逐渐收缩成一个潜藏着巨大势能的凝固的整体，但空间的压迫向来是没有止境的，而一当空间的压迫强化到他的生命体再也无法忍耐的时候，一当他必须坚持自我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价值，他的生命就会发生一次巨大的裂变，同时向四面八方爆炸开来，爆发成一个空间，一个宇宙。”（《时间 空间 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时间 空间 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是迄今为止最能体现王富仁90年代自我生命掘进的杰作，就是在这里，一个20世纪晚期的启蒙思想家与世纪初年的中国启蒙的先驱不仅在理性上而且更是在生命形态的展示上实现了动人的契合，王富仁不仅是潜入到启蒙精神的深处（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阐述了这一思想追求的最具魅力的内核，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个体的生命在完成了对这一精神形态的崭新的领悟之后以前所未有的决绝和刚劲回答了1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对于启蒙、对于五四的挑战：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关于中国文化发展与世界文化格局的关系，关于进化思想与五四启蒙的关系，关于启蒙主义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关系，关于中国启蒙主义内部的分歧及其在若干关键性问题上的不同的认识（包括对于鲁迅的认识），关于鲁迅文学活动特别是杂文创作的独特价值……当然这种回答不是以惟我独尊的方式实现对于其他文化追求的压制，而是公开地理直气壮地为启蒙家的生命与文化追求在现代的中国争得它应有的独立地位，是对于10年其他文化活动挤压启蒙的理所当然的回应，如果我们考虑到10年来中国启蒙文化在复杂的思想变迁的文化挤压下几乎哑然的事实，那么就不能不格外看重王富仁这篇《刍议》的意义！
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文中，王富仁借助“社会派”知识分子的定位将鲁迅的独立的精神状态与其他的现代思想家区别开来，所谓的“社会派”，就是格外重视自身的现实生命感受与社会文化感受，而将其他的所有学术追求、理论的探讨都牢牢地建立在这一最基本的感受的基础上，“社会派”知识分子可能会缺少“艺术派”的浪漫与潇洒，不如“学院派”的沉稳和“公允”，不如“先锋派”的新锐和灵活，当然也不会如“政治派”的逐时与红火，但在现代中国这个生存难题遍布、生命空间狭小，常有原始的生存，缺少个人的特操、缺少精神的信仰、无处没有做戏的“虚无党”的时空环境中，大概也常常是这些时刻具有社会生存实感的知识分子触及着最有“质地”的真实。从王富仁对于“社会派”的阐发与激赏中，我们也分明地感受到了他自己的人生与文化取向，尽管他自己也依然生活在高等院校的围墙之内，还在继续地完成着一所学院所要求的“学术”。在90年代，王富仁的思想学术方式是以自己的理解为基础，完成着向“学院”之外的社会派精神的暗移。在樊骏先生看来，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奇特的思想家，因为“一般学术论者中常有的大段引用与详细注释，在他那里却不多见，而且正在日益减少。”11王富仁这种逸出学院围墙，更广阔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在他90年代末期出版的四个散文随笔集——《蝉之声》12、《蝉声与牛声》13《呓语集》14、《说说我自己》15当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请看这样的的妙语：
中国人好问：你到底站在那一边？
我说：我站在我自己这一边！
假若人们再问：你自己这一边到底是哪一边？
我说：我自己这一边就是我自己这一边！
大概人们还觉得不踏实，会进一步追问：你自己的这一边是在左边还是
在右边？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是在南边还是在北边？
我则回答：如果你在我的左边，我就在你的右边；如果你在我的右边，
我就在你的左边；如果你在我的东边，我就在你的西边；如果你在我的西边，
我就在你的东边……
人们觉得我说得太不具体。
我则觉得我的回答比任何人的回答都具体可靠。
——《呓语集之八十九》
这就是王富仁的生命与生存的智慧，一个坚持着自己独立人格、坚守着自己生命与生存理想的思想家的睿智、刚劲和毅力，他就是以这样丰富的社会人生的感受为根据，走过了混沌和芜杂的90年代。
2001年新春于重庆北碚
1 参阅拙作：《王富仁与中国20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6期。
2 王富仁：《文化危机与精神生产过剩》，《文学世界》1993年6期。
3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
4 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夏之卷
5 载《佛山大学学报》1996年1期。
6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2期
7 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
8 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9 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5期
10 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4-5期
11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2期
12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13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4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15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李怡 196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通讯：重庆北碚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李怡 （邮编：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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