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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个天才。但我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攻的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知为什么，我那时的所作所为我都心怀敬畏。而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只能是一个人，他不可能成为神。这里，我要想说的是，诗歌作为一门艺术，独立、自由的精神是根本的良知。这种良知决定了后非非主义诗人们诗歌写作的品质。就中国目前的诗歌写作水准而言，总体来说质量不高。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诗人自己身上缺少一种血气，缺少一种风骨和一种独立的精神。实际上，一个有意义的诗人，他应该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探索，因为诗人的灵魂永远是在路上行走的。
现在，中国诗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建立一种独立意识或一种独立的精神。这种东西，乃是文化意义上觉醒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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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承认我们许多的无知和全部弱点，我们才有可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声音，守住独立与自由，守住良知与尊严。
自由与良知的诗歌写作，实际上是在维护1989年以来后非非写作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是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的牺牲品，这就不能不回到个人独立而自由的声音中去，也是因为我们首先是出自个人的真实的体验与感受。这并不是我们坚持自由与良知的诗歌写作就一定要脱离政治，或就一定要干预政治。有关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些什么。
我们知道，理性思考是一切终极价值的归宿。一如命运，我们坦然地接受对抗，也接受现实中的全部难度与强度。其实，后非非诗歌的价值在于后非非诗歌写作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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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同非非主义创始人周伦佑交谈，让我自觉地意识到了：前非非的存在是一种诗话哲学的永远启蒙，而后非非诗歌写作的确立，则是一种文化的批判锋芒，更是一种必须坚守的文化使命。
记得1992年夏天，我从四川眉山乘火车去西昌看望刚从劳改农场出来的周伦佑兄。周伦佑受伤的腿化着脓，我们划着一只小船穿行在邛海上。也许就是那几天的交流让我真正的意识到一个诗人的基本条件：精神自由、思想独立。作为一个后非非主义诗人，唯有在精神独立的诗歌写作的品质上才能自救，这也是一个中国汉语诗人存在的姿态。正是因为同周伦佑、廖亦武、欧阳江河等诗人的多年交往，我把诗歌写作作为一种自救的方式，或者说也是我生命存在的方式。我知道，我的诗歌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的确太孤独了，企图改变不了自己的另一种宿命，更不用说去改变他人。
多年写作经验告诉我，诗人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因为诗人的全部尊严与耻辱，都是与现实、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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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只停留在表面，一些专横、贪婪、罪恶和野蛮的文明资源不知为什么却成了主流，我们的民族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新建设一种独立的文化精神。我的朋友岳建一说过，“人类最高贵的善良便是修守文化的真知，最卑贱的德性便是凌迟文化的良知”。我在想，一个诗人如果今天还想保持独立思想的话，他只能在他的诗歌中自言自语，有些要表达的东西，还不能太露骨，还得十分隐秘。正是自由与良知的诗歌写作，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根本的必要，是诗歌的真实让我还保持着诗人的意识。一个诗人不以正义的化身说话，他就不是一个意义上的诗人。我相信后非非主义诗歌就像一面镜子，谁都可以从中读到他们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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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非非的“体制外”写作，它的品格一如它的规模，恢宏大气，自然傲岸。而它的自由与正义、良知、尊严和伟大连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体制外”写作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神话。
诗人精神自由来自深刻的理解，来自强大，更来自诗人诗歌的生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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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诗歌来说，精神自由的独立毕竟是最高的境界，而灵魂才是一个诗人最终的归宿。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精神独立是必要的，是它赋予诗歌以光芒，以神圣的高贵。人类的一切终将化为文化或精神，诗歌的目的或意义，只有用诗歌的生命力量去实现。那些丧失终极意义与核心价值追求的诗人，极功极利，极取极欲，人格丧失，尊严丧尽，难道说这不是诗人悲哀与无耻吗？诗人的灵魂和骨血，唯在具有自由与良知的独立思想的诗人之中。只要我们用心去读一读这几年的诗歌，就会发现我们不少的诗人在兽化、痞化、商化、腐化和异化，说到底，是我们诗人自己在危害着高贵、尊严的诗歌。
我以为，我们的一些诗人刻意地去强调什么“知识分子写作”，什么“民间写作”，真是有点可笑或可疑。他们为什么不去强调良知的写作与正义的写作呢？说穿了，他们没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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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这么多年的诗歌写作，虽然难以为生，难以养家糊口，不得不在某地方杂志做事谋生计，因此，我的思考、阅读和写作不得不在黑夜里进行。其实我的诗歌写作是有良知与正义的，也可称之为一种纯精神上的满足。诗歌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作为普通的人的一种生命的现象。只要是一个强盛的生命，就会有创造的欲望。创造、沉思、幻想，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你只要坚持下去，写出自己的真实，就会不可取代。它会是你自己的声音，即自己的诗歌。你如果从这个方面获得了启迪和安慰，那么你就会有最根本的自由和自信。我坚持诗歌写作，就是为了比别人要活得更真实，更自然，更有意义些。为了保留人的最本真的天性，我常常像一个孤独孩子一样忧伤、痛苦、沉默、多情。在这个商品化、政治化和概念化的社会里，许多本质意义上的人被阉割了，俗化了。但也有一部分人，他们没有麻木，他们怀着信仰，寻找活下去的理由，怀有这种精神的人是很纯粹的，而且大多数是意义上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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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28日，荷兰汉学家、北京大学博士导师柯雷来成都与后非非主义的代表人物周伦佑、陈小蘩、雨田、陈亚平、龚盖雄、蒋蓝等交流，我们在陈小蘩家里谈论了一整天。晚上，周伦佑请柯雷吃火锅让我们作陪。从热气升腾的火锅店出来我问柯雷对于坚的《0档案》怎么看，这个像我一样光头的洋鬼子沉默片刻告诉我说，“《0档案》是中国先锋诗歌的顶峰。”我当时怒气冲天回答他：“洋鬼子，放你奶奶的狗屁”，转身就直奔成都火车站。黑夜，我坐在返回绵阳的列车上有点后悔，觉得没有必要与一个洋人过不去，柯雷不就是一个汉学家吗，他读过中国多少诗，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们中国诗歌。于坚的《0档案》我在几年前曾经读过，简直就是一堆碎片，比一切谎言更具有对汉语诗歌的破坏性和颠覆性。说起来也怪，我的文学朋友中有不少的优秀诗人，可他们为什么要围着那些洋人的屁股转来转去呢，我真的想不通这是为什么？未必一个中国诗人非要你洋人承认我才算是彻底的诗人？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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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表达的东西应该见证一种真实情感，而不是一种瞬息的情绪。谁都没有权利去指使诗人写什么。写什么，怎样写，这是由诗人的道德来决定的。
古今中外，诗歌抒写的主题似乎都是爱情、死亡、消逝，但是我们每个活着、正在进行写作的诗人对爱情、死亡、消逝的理解、认识与李白、杜甫、苏东坡、艾青、昌耀们，与艾略特、里尔克、叶芝、埃利蒂斯们的那些细微而独特的差异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真实写作的意义。其实，这种差异来自我们的记忆与反叛，更来自我们的诗歌品质与道德。
诗歌的目的在于“以穿透遮蔽，以洞透骨隙，以勘探事物以外更广阔、更深隐、更丰富、更本质、更血肉鲜活的世界，以探索逝去历史的当代意义，以寻找达到崇高未来的信心”，最终战胜诗人自己精神的荒芜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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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最高境界，来自诗人灵魂深处最纯正的本色。无论别人怎样看待诗歌，我都会守住这样的底线——坚持自由与良知的诗歌写作，因为我相信在人类世界中，自由、独立的精神才是永恒的。我更相信优秀的诗歌是有无穷无尽的意味，它具有的不仅仅只是审美性或艺术性，而是崇高与信仰。我总在想，一批又一批诗人如烟云而过，他们到底给人类留下了什么样的诗篇？当今这个社会，要伤害一个诗人真的太容易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要变成印刷版本，出钱召开个什么研讨会之类的，只要有人在台上为之鼓掌，就可以评个什么大奖。怪不得人们开始怀疑：这些所谓的“诗人”从根本上讲是不是冒牌货还得打个大问号。
自由与良知的诗歌写作最终作用于人类的自由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诗歌的生命是超越世界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你们不能、千万不能嘲笑正义的诗人和崇高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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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个诗人还在写作，诗歌的生命就会延续下去。诗人不是哲学家，更不是预言家，重要的是活在真实中，丢掉妄想，看清此时此刻身边正在发生什么，同时还要审视自我。一个独立的诗人并不要去颠覆什么，而在于这个独立的诗人发现和揭示的东西是否是真实的。我们清楚，真实性是诗歌写作良知，也是颠扑不破的诗人的最基本的品格。我们活在没有预言没有许诺的时代，有时候，我们不敢成为见证人，但我们的情感尽可能呈现真实。
诗人真实的洞察力决定诗歌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面对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个写作方法问题，而是写作的态度是否真诚。在这里，真实不仅仅是诗歌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具有正义与真理的涵义。诗人并不承担道德教化的使命，真实是诗歌的至高无上，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诗歌之作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因为如此，李白、杜甫、莎士比亚、艾略特、埃利蒂斯等大师的作品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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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坚守着的是道义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道义的核心是正义。后非非的诗人们从来都没有把写作当作谋生的手段，如此非功利，是诗人的本性，也是后非非诗歌的本性。诗歌并非愤怒的呐喊，而且还不能把诗人自己的愤慨变成控诉。诗人个人的情感只有化解在其诗歌里，才能长久地活在读者中，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我们写诗不为别的什么，我们守望精神自由，寻找“汉语的天性，天赋与天良”，还原“汉字的骨血、灵性、博蕴、品质和足令天下苍生敬畏的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是诗人存在或活着的一种声音。人类不但只有历史，人类还应该留下诗歌的光芒，也许这是作为诗人的一点自信罢。
可以这么说，诗人的尊严是与诗歌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自由与良知的诗歌写作，精神独立，自救才能救世，以自由的诗歌为旗帜，真的该给人类留下一些不朽的诗篇，要不，作为诗人的我们算是白活了一场。
2005年9月29日于沈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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