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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的成型也是一个从心到手的“信息”的第一传播过程，这时的传播内在而初级，因而又是很受限止的，但诗人对传播的本能要求则是尽可能的无限。诗歌的传播与传播的诗歌作为两个特殊的概念本身也值得深究和玩味。
传播本身也是一件很有诗意的事情。譬如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发达之前的诗歌朗颂与传唱，虽然只能面对相对少数的人，却声色并茂，其语音节奏无疑体现出诗歌的某些生命力和原味，并有着具有感人的现场效果。后来诗与歌分离了，在歌那里，语言明显受控于音乐，后来的朗颂虽然也还像是从前的口语式传播的传统遗存的继承，但已是某种人为的怀旧了，今天的它，已然是一种脱离诗性的表演。类似的还有相关的PTV及普通话比赛，它显然理多是以某种“任务”出现的，当煸情与做秀过分它就仅显出为了完成而完成任务了。
在形象化的歌以咏之的时空已成远景之时，必须的媒介就是诗歌的专门园地和容器。在过程中，个人的书写与留存、与时光息息相关的印刷术是诗歌传播中的一种百感交集的记忆，再后来，电子网络、图本、电视、光盘、电台已先后向传统的纸质传播方式合围，诗歌媒介的多样性出现与存在情况，确实使诗歌的写作与传达陷入了一种很难准确定义的复杂。但是即便诗歌媒体如何更新和变化，总有一个根本性的、基础性的方式，纸媒就是；即便以后的诗歌传播达到了“无纸化”，纸质载体这种方式仍然是重中之重。
是什么挽救和持续了以纸媒为主的诗歌传媒的生命力至今呢？绕开那些常见的共识，首先便是这个古老国度的诗歌传统，是东方古老印刷物的精神象征在这个民族心理中的位置；诸如成文的、像书籍的——不能说这个民族有着附庸风雅习惯，但知识的崇拜显然是有的，虽然这种崇拜有着仕、士等遗传原因。这种沿袭的类似精神仪式的诸如保存、查阅和对诗书（刊）的好感与兴奋，只是支撑诗歌媒介原因之一，相关体制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是制约与影响着它的发展与否。
在传播的本能要求、被认可与交流的自然需要之外，在经济基础有了相对保障、在相关体制相对宽松、在信息时空及传媒意识的启发、支持和推动等客观原因之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各种传播方式及媒介物空前活跃的根本原因：是人的自我意识或自我发现的实践性体现，或是这种体现的某种过渡。
这已然是大势！从中国社会转型期后关于人本身的观念诸种变化，如个人的价值和个体地位得到尊重，个性趋于自由，重视人的价值，俗世享受再度成为生活主旨，向往物质的幸福，在精神境界的开放里，肉欲的满足及各种生命本能开始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是正常的，又是规律的。肯定“人的尊严”也因而进入了国家宪法，法律的力量正逐步取代道德的作用，如果不很恰当地比喻，诗歌媒体（包括诗集）的力量也像是种对诗歌写作的“法律”认定，一种方法或标准，体现个体的意志。
以人为本，诗人与诗歌传播及媒介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相互依存，相辅相存。它们构成一个圈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圈子相互影响、参照、链结和作用着，就在这虚实相间的时空中，一种关于“人”连同其的“价值”得以有效呈现。即便这种精神文明的呈现是相对的，甚至只是一个期望与想像的。
这也是一种个人理想国的建构过程：写作、传送、传送媒介及与这三者相关的种种信息，这个过程构成了个人的精神秩序流程，是的，每一环节都是重要的，诗歌的传播与媒介也隶属于这种精神秩序建设或是必须的体现之一。诗歌媒介的特殊性在于，它只针对时间只对少数人有效，虽然从愿望和希望上说它多么能更广泛地面对和有作用于全人类。不过，如果诗歌能够对每一个人都起作用，它肯定也不是诗歌，不过，诗意就像不断的清新空气，倒是可以无处不在的。
为什么我们通常会对诗歌媒介产生依赖及信任呢？这是一个简单得非常不简单的问题，然此题细究之却又完全无标准答案！除了诗人、诗歌写作、传播、诗人与载体本身互为一个趋于和谐的生态整体的这样的解释外，当然也与某类本能心理有关，最为基础的便是，人是不安的，其实也根本耐不住也不可能孤独的，认识自已是根本的需要之一，一个人就是一个中心，一个原点，而他永远需要一种参照，“我”与“我之外”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本能的必然。因此对任一种传播方式我们都不能不理解与宽容。
也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诗歌的纸质刊物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在节奏越来越快、实际上同时也越来越慢的现时空中，纸刊最能体现这样的优点：它对诗意的阶段性小结与可能的诗性的研究，体现出了一种“精神秩序”建设的环境，这也是一种动中必须的静，快中必然的慢。
这时，诗歌作品与诗人、与读者都并非匆匆过客。 如果我们把纸质载体换称为传统载体，难道不也正好说明了它对“传统”的作用吗？当科学技术不断推进着传媒的更新与快速，每一变化的结果或产物都是“传统”（广义），那么纸质媒介就是过滤、收容和提炼“传统”的最佳载体了。同时，它也成为诗歌传播文化中的传统文化部份。
这个过程是很合符诗歌这种怪物的。以前，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环境与当时诗人对诗歌功能的误解，以及诗歌在当时社会的中心或显要位置，也由于当时诗人本身激情与空闲，诗歌表面的浪涛其实是泡沫是太多了，如今我们似乎更能冷静看待诗歌的各个点面及其传播现状，它在传播过程中应是稳定的，精神秩序的建设当然不能多快好省大干快上。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当诗歌的传播归于专门渠道、特定方式时，它不需要受者的数量；它更纯正，更能体现它的不可替代的重量与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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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事实上已进入了一个“诗歌的传媒写作时代”，诗歌媒介、诗歌外的媒介、诗人、诗歌与阅读均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传播与交流中，诗歌的友谊性、享受性和艺术性越发明显。诗歌显出了通过友谊来承载传播的惯性，诗歌的传播更像是一种精神友谊的无规则的散布。在这样的局面中，可以说写作越发个人性，也可说写作（从来）不具所谓个人性。也许说成个性更为妥贴。
由此看，“个人写作”在当下的诗歌传媒时代里别有滋味，信息的力量越发作用并填充了诗歌的资源库，媒介的兴盛使个体的写作不能不融入、并较快地呈现于相对公开和广大的信息视野，换位来看亦即个体的写作有意无意也会考虑到传媒作用或受其支配和影响，传播与发表的乐趣有时像一种条件反射，支配作用着诗人的写作行为，这是很多写作者并未真正意识到却又身体力行的事实。
我们的写作正在并终将成为个体的业余精神行为。但它可能通过传播产生意外的影响。近年来，中国诗歌呈现于百花齐放的“混沌”状态，这是个无可避免也无可厚非的必须。在交流中，作为情感支撑的友谊是肯定的，诗歌流派如果有，应该是指具体的诗人，一个人即是一个传统 。后来的我们说流派，指的其实多是写作主题的相近、表达方式的相似和诗歌认识与兴趣的相同，当然有时也会有因地理的相近而产生的特定地域内心理靠拢，这种自然的集合有时也包括经历的年龄的相近和性别、经济基础等因素。
具体的写作等同于个体的可能的体验，诗歌的勾通则归属于松散与自在的精神生活方式，一种本能的互动，诗歌媒体的存在则尽可能地起着参照、促进或调节作用。诗歌的传媒在这时起到的作用是实际上使诗歌与诗人有了一个情感支撑和温暖的精神公园。这种平行与互动是与电视电台新闻与晚报之类的单向诉求有着很大区别的。
任一诗歌媒体都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广场，诗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又走向不同的方向，如此重复。是的，有时具体的方向更可能无端地使自由的写作被钳制，而作为本体的文学则会退居二线，这种方向通常来自诗歌报刊主办者那里，对于诗歌这是一件一直不好定义的怪事，一个刊物的取向也几乎就是一个人或几个编者的意思，那么凭什么说几个人的语言倾向、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就是诗歌的标准呢？这个众说纷纭的老问题，随着今天诗歌传媒的发达，似正得到有效的“解决”，虽然它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完美地解决。
诗人也就是一个个单一的语言组织，个体往往更能逼真地透露意外的声音。个体与个体的趋近则是共有的激情、省悟、客观和理性需要，某种特别的异常的友谊！这种交流与相互促进的需要如今更显真实，因为如今的诗歌更多地远离了昔日某些社会层面上的工具效能，而更多地体现出“个体精神享受”的作用。当然，享受与享乐是有区别的。
在这个传播时代中，诗人间的往来更加可能发生，它体现为观念、习性的相近，有时上升为为文化、文学发展的相近信念，作为一种内在性的呼唤、一种无声的召集，它更多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体现，它充满着奇异的力量。其中，一个默认的前提是写作的态度。态度，往往也就喻示着艺术与思考层次的提高和变化的可能。另个前提是同一平台上的个体质量而非数量，它其实是一种才智与闲暇精神的互识和体现，是一种善良的相互鼓励，一种人间真情，从中，更能展示精神世界本真的一面，对于诗歌、对于诗人……它应该、并应该起着钙质一样的作用。
谈及诗歌友谊，除了透露这个复杂时空中作为人、作为诗人的孤独之外，似也隐约暗示出我们所共同面临的人文处境。我们有义务但我们又可能无力对这个时代的所谓人文处境轻易作出评判，因为一切都正在变化中，都是暂时，最最重要也必须的是，置身其中必须清醒，今天的诗人既是游手好闲者，也是拾垃圾者；是知识者，也是求知者；是执法者，同时也是有罪之人……这时，诗歌的媒体既是诗歌友谊的平台，也宛若天秤的托盘，而我们各自的写作，则可能提供原始且真实的材料。亦即诗人先应是劳动者，诗歌是作品，诗媒介则是展台，这个秩序是规律的。
作为一种精神民俗的诗歌终归是个人行为，如今的中国诗歌，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强调、倡扬，又有体现于行动之上的文化的考古与辩识，在心理上，除了自我的身心调节外，它有时也是个体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确认或期望的一种表现。在诗歌的行进中，游戏精神的散射、无目的之分行和生命的复杂情绪诉求亦属正常，传媒的发达推促着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混沌诗意滋生中，诗性才更显珍贵与价值。
思与诗的多元共生和暂时的“混沌”状态，迫使当代中国诗人不能不在热闹的困境中自行散步、自寻出路，以实践体会着已知和未知的种种可能。我们也已看到，诗歌的变化（它当然也须反映于传播）逐步被人们适应，并在当今现实中顽强地按照它的方式继续更新，写作的既有标准也就几乎不存在或不再有主要控制力——这时，诗歌这东西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在一部份人心里流传的民俗。它，也仿佛一种内在的标记，让我们能在一些特定地方、一些重要时候与别的人们区分并相互辨认出来，相互安慰，惺惺相惜。 如此，“诗人”也可谓作茫茫人海中的少数民族。事实上也是。这样看，诗歌的各个媒体则像各民族精神生活反映的“工艺品”。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的大背景来看当今中国诗人——东方精神界的少数民族，也是很合适的：有着共同或相近的文化与知识背景、语言，精神生活方向和心理认同的一种人类！精神的共同感，也使这种诗歌友谊并不能以简单的行业或职业上的心理共同感来概括，这种总是储藏于、发酵于不断的期待中的友谊，开始就须是以传播来有意无意地实现的，诗歌的媒体则对这种友谊起到了磁场般、卫生间般、博物馆般的作用。
工艺品自有优劣中差之分。不过看起来关键已是它的制作、它的相对的必然的积极作用了。至少也还可以说，一首认真的诗、一个认真的诗写者、一份认真的诗歌媒体，因为这种认真，至少，就体现出了今天——诗意混沌与传媒时代——中的诗性坚持的——可能。
——2006年2月于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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