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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袁世凯函牍的理性一瞬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向敬之
2012-09-29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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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姊大人赐览：前号敬带呈寸禀并诸衣物，计已入览。近日母亲大人精神如何？饮食能加进否？念念…… ”这是清末一个 16 岁少年写的家书，文字中渗透着脉脉温情。谁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有着善良本性的少年，日后竟然会成为“窃国大盗”呢？

    这个少年就是袁世凯 —— 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议的人物。能穷研苦思二十余年不倦地编纂和整理《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先生，用一卷《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平静地导引时人本疑惑好奇的眼光首次惊诧于袁世凯这一已定棺盖论的历史形象。

“ 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

    在传统的历史教科书和主流学者眼中，袁世凯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反面人物。人们送给了他很多顶帽子： “ 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 、 “ 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 ” 等等。他无法当面“认证”这些“荣耀”。在近几年来的学术宽松条件下，随着一些史料的深度挖掘，学术界和民间学人对袁世凯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在《走向共和》等影视题材中，人们有意无意的为其所作所为“翻案”，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一个中肯的名分。

    世人常云“瑕不掩瑜”，在评点新著旧作或历史人物之时有意拾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牙慧，在凸显文本优点或人物心性的不明处张扬自己评说非为管窥遑论。然，又有几人不去欣悦胤禛改“十”为“于”而成帝雍正的学术笑柄，断然忘记当时字为繁体又为满文佐实的历史常识，虽说滋养了数集小说影视戏剧的津津趣味，却是贻误了多少稚儿老人文盲的长长思维。也许是因为世人只道康乾盛世美景而遗弃了曾忧国思民的雍正的缘故吧。难怪有词家吟唱其为人们冷淡了无花无果的夏季，乃父乃子却分别成了三春的繁花与金秋的硕果。但词人的心眼明亮，春花秋实的美尚有青枝绿叶的几分功劳和苦劳。其实，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在岁月流走中悄然为时人与后人所重新认识与反思，冷静地还他一个真生命地位。 海内外一些学者对于袁世凯的评价，也开始站在历史研究的理性视阈作一次勇敢的突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戴逸就袁世凯在戊 戌 变法过程中告密一事提出了质疑。他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为袁世凯在变法危机中，并非主动告密，首先是为了效学封建教条明哲保身才去告密的。袁世凯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维新人士，但考虑到帝、后两党的势力对比，害怕变法失败危及自身，也为了开脱自我才去荣禄那里邀功。如果一开始就想着去告密的话，袁世凯就升迁更快，也不至于后来为了一个长时间的软弱澄清而写下了可能记录了一页历史真实的 《戊戌日记》 。虽说久长时期经受忠孝廉耻孔儒文化熏染的许多国人不相信其所言，但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者们依然在摸索的思路中找寻着一个全新的视角，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其所处的时代去分析，因为历史的真实是不可篡改的，真实的历史也是不容遗弃的。

    然而，即使戴逸先生的论断成立的话，也暂时间无法改变袁世凯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犯了传统士人的大忌，尽管他的个人努力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但是人们审视他的眼光是不可能超越一段时间内的文化许可。

    因而他的悲剧，也就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这些在袁世凯的函牍中都有所体现，不过作为一个大奸的人，有时候也等同一个忠臣的面貌出现。有人认为他是再造共和的功臣，他对外也参加过对日战争，于内兴办实业、编练新军、参与变法维新、废除科举制度、迫使清帝逊位等等。持这种看法的人，是不知晓中国历史的法则吗？袁世凯纵是有千般好处，他为什么还要在共和已深入人心的时候蛮横称帝，把历史的车论妄图推向曾经给过中国无上荣耀又带来中华无限耻辱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开历史倒车的人，无论你如何睿智孔武，也不过想温几回戏园子里的皇帝老子的梦儿罢了。为什么在一任总统之内，连续五次解散内阁。难道诺大一个中国就只要他一人能够治理国家，除他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忠臣良将了？等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出于无奈也罢，是为个人私利权欲也罢，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践踏了众多新老读书人内心的良心法则，也就注定了他做皇帝也只能以一个时代的短暂悲剧来掩盖个人的无聊悲剧了。

辜鸿铭讽刺他：世事都要有学问才能做成，挑大粪才不用学问

    读史伊始，就给袁世凯一副铁铸的万钧桎梏，哀叹过光绪帝的怯懦，惋惜过谭嗣同的懵懂，憎恶过李鸿章的昏聩浅识，嘲笑过袁世凯的梦回南柯……循着骆宝善先生一卷《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不夹杂些许情绪或情感的客观文字，惊奇地在袁世凯函牍的只言片语中，发现袁世凯既非为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告密者；又非为李鸿章遗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折片保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继任者；还非为伙同徐世昌在洹上密谋提出攘夺清政府军政大权为中心内容的六项条件要挟清廷的策划者；更非为谋一己私利设计涉及中央政权的卑微者。其实，他是应诏拜折复出，提出的八项要求均为前线军事统帅之所需。能够本尊重历史的学术精神，还已为世人共识的反面人物一个较为正确的历史面目，需要胆识和勇气，还有审慎谨严的逻辑言语。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对发掘与刊布的第一手史料加以史家学人的精细研究与缜密考辨，把那些国人常识的成说随着影响人们进行客观评判的政治因素与思想因素的淡化而重新认识与思考。同时惊诧于 袁世凯 力主终结影响中国千余年的科举考试 的果敢思想。为什么又要废 除科举制度，是因为袁世凯看到了科举制度的危害？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光绪八年二月初九（1882年3月27日），袁世凯在致其三哥袁世廉的信中写到：“吾哥大人既考列前茅，院试定能夺取锦标也，宫将由其间矣，院试当在日内揭示知。老五现在能否敛迹就学，殊以为念。”从字里行间看对兄长的期盼，希望他可以高中题名，不仅为士大夫门第的袁氏家争足气，更能愈补袁世凯在科举屡考屡败的心理 裂痕。袁世凯为什么有这种想法，这与他自身的遭遇有关。与袁世凯的学历有关，他在当时连秀才都不是，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还没毕业。在传统的读书人心目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不管怎么样，遇到那些科班出身的人他心里就矮了半截。这也是他还大力支持袁家的人在科举上面要继续走下去的心理期待。

    袁世凯在考试中，是个差生，他没有考过秀才，仰仗着叔祖父的资历荫护，以“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的，连续三次都没有考上，以后就再也没有考了，还好袁世凯不像现在的高中生非要去挤独木桥，他心理素质好，没有考上也不会去跳楼的，但是这一系列的科举失败，给袁世凯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隐痛。

    哪怕是他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置，权位超过了张之洞，还是有人看不起他，挑他的刺。于是他就同别人比才干，有学历并不代表有能力吧？我们现在还不是这样说。他就到处说：张香涛是做学问的，我是为朝廷办事的，来为自我标榜提气。但因此招来张氏幕僚辜鸿铭的挖苦讽刺：世事都要有学问才能做成，挑大粪才不用学问。

    就是这样的顶撞，难道没有让袁世凯更加痛恨科举制度，哪怕就是一种意气冲动，如是后来的与张之洞的信函中，他还是不敢过分的造次。光绪二十九年，他还是恳请由张出面来就废除科举制度写奏折： “此就尊论所及，参以鄙见，即请酌定，示之会奏。公为当代文学之宗，如由尊处主稿尤荷。”

    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并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他之所以痛恨还不是因为他屡试不中绝望所致。为此他为自己去除了一大心病。

朋友的死，写一封信哭一哭，过去了，也就罢了

    “英英上将，才掩群豪。忠诚励冀，劳苦功高。长城久倚，北管今操。赖安畿甸，永翊神皋。”这是袁世凯写的《祭赵秉钧文》中的一段，足足可以看出，这些客气话都已经说过头了，也不怕天下人耻笑。当然，他是老大，这么说谁还敢有意见啊。有意见的倒是赵秉钧，可惜他已经没机会说话了。

    赵秉钧扫清了袁世凯称帝路上的障碍，但他自己死得很糊涂。这是共于谋略的袁世凯的一种权术。可以很快地起用你做总理，也可以很干净地处理掉你。民国元年，赵秉钧出任顶替孙文执政的袁氏政府的国务总理。其时，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当时还是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应该由议会的第一大党出面来组阁，即由其临时党魁宋教仁来做国务总理。这样就会危及袁世凯独裁的梦想。于是宋案发生后，兔死狗烹，袁世凯很快也很体面地把赵秉钧这只替罪羊也同时解决了。赵曾意识到这一点，可惜他退出的速度没有袁世凯下手的速度快，他远远低估了袁世凯杀人不见血的残忍。

    原本是仰仗这位袁大哥辉煌腾达的，没有预料到的是袁世凯的蜕变之快让人措手不及。

    袁世凯对于宋案还准备驾祸于洪述祖，没有得逞，只有杀人灭口了。当时黄兴挽宋教仁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磬，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当然也有说他好话的，晚清状元民初大员张謇就是一个。在袁世凯未发迹之前，张謇是很看不起他的。张謇，曾和袁世凯有过长时间的龃龉，但在宣统二年（1910）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上的直隶馆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观劝业会直隶馆，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

    在袁世凯为人交友上面，为后人所诟病的居多。他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的恩怨过节，也是众所周知的。自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康有为放弃过对袁世凯的指责。然而在民国二年八月份，他连续给康有为发了三封电报：“去国念年，困心衔虑。大著发抒政见，足为薄俗针砭，钦仰无似。凡汾河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愿从政，而有意主持名教。举国想望风采，但祈还辕祖国，绝不敢强以所难。”这些无非是看作袁世凯拉拢康有为做自己的政治屏风，使其行为有更多的理论支撑，好歹康有为在当时也是被看作是“康圣人”的，有众多的追慕者。有他的支持，符合袁世凯的利益需求。至于政治第一线的人士，袁世凯则更是费劲心机拉拢，各种手段无奇不用。

袁世凯是个爱国者？

    传统的看法，袁世凯是一个卖国贼。这种认识是基于我们所受教育的某种局限和史料的有限。事实并非如此。就拿袁世凯与日签订的“二十一条”来说，就可以看出他所选择是处于无奈的。正如当年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全国舆论责骂一片，李鸿章说，他只是受命，如果他不签，会有王鸿章、张鸿章来签订该条约。

    历史的机缘出现了，只能由你来签署这项条约。个人的挣扎和内心痛苦全部消解在民族义愤之中，个人所做之努力远不及民众之期望，那么就有众多的流言飞语来掩盖事实了。

    我们只需要看看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对日所列条款的批复就知道事实真相：

    “二十一条”提出：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将旅顺、大连二地及南满、安奉二铁路租期均展至九十九年。袁批：与俄约原定期无九十九年之久，不能超过”；日人得在南满及东蒙任便来往、经营工商业。袁批：“漫无限制，各国援引，尤不可行”；中国政府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等等足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对日的抵抗，无奈国力虚空。他当时还征询了政界和军界的意见，不接受这“二十一条”，与日本一决高下如何？据说当时只有段祺瑞一人主张一战。袁问他可以打多久，他说：可以坚持一天。当时国家并无实力抵抗日本，其下的文武官员一直主张屈辱接受。即使在最后日方通牒底线的前一天，袁向各方通报说：这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过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等国人说他是国耻，他自己内心就早已如此认定了。虽说袁氏 在《复唐宝锷书》（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七日）中，声称请托（走后门、通关节）成了中外古今人人难免的万代积习；但，在《对日本“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答复》（ 1915 年 5 月 7 — 8 日）中，他面对着“奇耻大辱”，有过屈服，有过挣扎，也有过无奈。在袁世凯的沉浮人生中，维新志士的热热赤血染红了他那宫保式的顶戴花翎，“二十一条”的烈烈屈辱扭曲了他那最低劣的欲念灵魂，梦幻帝业的愤愤骂名饱涵了他无数年月的卑恶行径。今时重温其尚存几许平实的函牍文字，亦不过借历史的几分真实重现，来重识历史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中的一些真实言行与性格。毕竟，反面人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因其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给予价值性定位。

大总统与皇帝有何区别，袁世凯真是那么想做皇帝？

    不能不说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袁世凯没有权力欲望。武昌首义之后，共和深入人心，作为临时大总统的他也不至于不知晓，人们对帝制的反感与反对。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孙中山所设计的共和制度未必就完全适合当时。

    那么袁世凯的选择就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初衷。在他未称帝之前，他的儿子袁克定比他还急，这小子很有能耐，他为了做上太子，自己掏出三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 《顺天时报》的固 定格式印制一份 “ 宫廷版 ” 《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糊弄袁世凯，塞其视听。这份《顺天时报》被研究传媒史的称为“世界上唯一只有一个读者的报纸”。随后在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谈录中更是可以看出袁世凯想取得国际支持，当时以朱尔典的身份看他的个人言论，足够代表了西方一部分列强的声音。所以袁世凯也认为自己值得去冒险一次。

    据说在他临终前还哀悼 “杨度误我”，又说受了“小人蒙蔽”，还有他那个一心想做皇帝的儿子的误道。不过说到最后是列强的唆使。当然这些都是外因，历史恰恰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的一个拐点，使得袁世凯自以为可以借此来收拾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也由不得他不做皇帝了。全国各地的请愿团几十个包括妓女请愿团在内的他当时在《送还推戴书咨代行立法院文》中很客气的就下面拥立他做皇帝、改变国体一事推辞， “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建初，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 ”可见他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不过终究还是接受了。袁世凯的悲剧和苦心都在于他想借助皇帝的名义重树中央权威。

    尽管他当时已是大总统，与皇帝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如果非要说袁世凯思想守旧，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旧不旧呢？可孙中山却执意要将一个原本已经很有西方政党色彩的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分出等级，都要对他绝对效忠，还要打指模宣誓。这一套，唐氏说是来自基督教的仪式，错了，那是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门）学来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门的《海底》。 《袁氏当国》里说 孙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是孙中山走得更远罢了。

    袁世凯称：“ 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过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侨枉过正，危及国家。各方激发天量，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乘唳为祥和。总之万万有罪，在予一人！ ”最后不得已他都把所有这些罪过全部揽到自己头上，是为获得同情，还是真正悔过？恐怕只有袁世凯自己知道。

    骆宝善在评点袁世凯 《撤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令》时认为护国军“维护共和”的战争也成了双刃剑：它既制止了逆历史潮流的个人独裁，也叫停了重树中央权威的历史走向。

    给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与鉴定，不能因其丑而肆意夸大其恶，大张挞伐予以最大化的全盘否定。生活在幻化莫测的尘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生命个体，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定位也是引领我们重 温那一段历史的最佳途径。袁世凯时代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在对那一幕灰色悲剧不去遗忘的同时，不妨正视千万字数计的袁氏传世遗文，重新审视曾于中国政坛张扬二十余年在中华历史遗臭一百余年的风云人物。当然，我们不能声言其文字是本真心语，也不必重翻其恶迹是讹传谣作，只是用一种恪守客观尊重历史的思辨方式全面认识历史性质的人物和事物，正确地评说其中的是非。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坦然直面史上或正或反的事例，得到的往往是没有伪饰陋习的镜子，于清者中品其精髓，于浊者中鉴其失足，于自己得一副清醒剂。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10月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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