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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诗歌讲述女性的话语方式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霍俊明 秦学武 岳志华 李强华
2012-09-29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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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正名”仪式：狂欢中的禁忌和虚拟空间

        一个黑暗的日子/……舞台上的人物被顶灯照亮/
        一个悬空的中心，套着另一个中心……
                        
            ——林雪《苹果上的豹》

    当我们艰难地回溯由时间碎片、事件空间、运动场阈和书写记忆共同构筑的历史时，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往封建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压迫下的“无名”的旧社会妇女而言，不可否认有了很大的历史性进步。女性，在新生的阳光中，不管是在社会生活还是文学活动中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自上个世纪初叶，中国的现代女性伴随着“五四”运动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她们高举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从黑暗的旧社会中冲杀出来，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了压抑已久的属于自己的强音。然而这种可贵的趋势却在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被一再搁置和忽视，而只有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女性才重又获得新生。随着1949年崭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饱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男权压制的弱势群体——女性，也在新中国诞生的隆隆序曲中开始了在广阔的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翻身和解放。女性由“伪名”到“正名”的时代转换的再生仪式与重新命名，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都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一个声音在时代的广场和公共空间上穿行，扩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在新中国所受到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女性命运和地位获得了历史性的空前解放。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和艺术作品对女性的形象塑造是扭曲的、异化的。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要求中，女性在生活和文学中都充当了“无性”的阶级斗争符码。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是非颠倒的狂乱年代，在追寻现代化的国家诉求和文学修辞中，女性被重新改写和限定身份。在男性话语和革命视阈的框定中，在劳动、建设、革命、生活中，女性角色被重新定位。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衷就是“灵魂清洗”和揭发“黑暗面”。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的发言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这场深入内心深处的革命风暴，使所有的整体（个体主体性已很难存在）要完成灵魂清洗、精神升华、道德完善和理想重塑。文革成了全民狂欢的盛大节日。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2]而节日就是集体性的盛大活动，它更多带有宗教献祭仪式的形而上学色调。因此它拒绝、摒弃个体的存在。这样个体就成为一个集体性的“无名”的政治集合，是被抽空个体真实性体验的符号。在喧哗、迷乱的节日氛围中，诗歌写作和社会活动都脱离了日常规范的限制而变形和异化。按照巴赫金（Bakhtin）的说法，狂欢节的特征是笑声，是过度（特别是身体与身体机能的过度），是低级趣味和冒犯，也是堕落。可以说狂欢节性质的文化大革命诗歌写作建构了一个“在官方世界之外的第二世界与第二种生活”。[3]文革诗歌具有两种形态：一是红卫兵诗歌和一些诗人在正规出版物上发表的主流诗歌；一是因政治而受难流放的老诗人和知青的地下诗歌写作。而前一种形态的诗歌文本具有以下的三种形态：仪式化的心理崇拜；戏剧式的语言作品——戏仿、羞辱、亵渎、戏剧式的加冕或废黜；各种类型的粗言俚语——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
   
    文革主流诗歌话语的悖论是——任何一种狂欢性质的受众面积越大的公共写作，却恰恰是对个体空间的粗暴排挤和否弃。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有待重视的史学和诗学话题：人们都普遍达成一个共识（排除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即文革时期的文学就是专制年代的荒漠和空白，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诗歌从诗歌本体和诗人主体维度来讲都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而人们似乎还很少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文革的主流诗歌写作中，存在着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女性的改写和角色的定位。而这种对女性的文化和革命的双重想象，都使得女性角色在诗歌文本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美学的双重特异性。
   
    从文革主流诗歌文本互指的意义缝隙中，笔者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深有意味也有待研究的事实：政治诗学对女性强行完成的想象并力图在实践中完成的话语讲述方式。在这样一个虚假的文化和身份想象中，文革诗歌对女性的角色和身份的限定是试图起到类似于《圣经?出埃及记》的宗教谱系的示范功用——为更广泛的乌托邦“基督徒”们提供可供想象和完成的生命方向、精神原动力以及神圣不容亵渎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体系中的信仰原型。自然，诗歌对女性的话语讲述方式也使得女性在特定而迷乱的背景下，同时完成了从现实诉求到文本想象的双重过渡和强制性转换。
   
    笔者翻阅了大量的红卫兵诗歌小报和文革期间公开出版的诗集，代表性的小报有《新北大》、《东方红》、《人民公社》、《红旗》、《井冈山》、《红卫兵》、《战斗报》、《首都红卫兵》、《中学文革报》等；诗集主要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968）、《颂歌献给毛主席——工农兵诗歌集》（1970）、《满怀豪情唱赞歌》（1971）、《战地黄花——五七战士诗歌选》（1973）、《火焰般的年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诗歌集》（1973）、《理想之歌》（1974）、《广阔天地新一代》（1975）、《祖国的早晨——北京工农兵诗选》（1975）、《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小靳庄诗歌选》（1976）、《学大寨民歌选》（1976）等。
   
    在这些文革诗歌文本的话语谱系中，女性被架空了身体性因素、情感吁求和生命的本真体验，排除了母亲、妻子、女儿、情人、朋友、亲情、爱情、性爱的一切带有个人和血缘情感色彩的合法化表述。《夫妻夜练》一诗就相当突出地反映了时代话语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和塑造。“吃罢饭，刷罢碗，/窗关紧，帘拉严。/是串亲戚？是走娘家？/不，夫妻搞夜练。”

    昨晚院里拼刺刀，/今夜屋里装子弹，/……丈夫问：“你心里想的啥？”/妻子答：“爷爷的伤疤，妈妈的血衫。”/丈夫问：“你瞄准孔里看见了啥？”/妻子答：“地主的黑心，侵略者的贼眼！”

    作为女性，串亲戚、走娘家这些个人生活被忽视，最具私人空间的夫妻生活也成了阶级斗争的演练场，在男性——丈夫——的视线下，女性则是阶级血泪仇的复仇者。在这些文本中，女性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四种最典型的独断论式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叙述范型：老奶奶、女书记、女教师、女医生。
   
    这些形象谱系分别充当了历史讲述者、历史的主体、灵魂的重塑和清洗者、灵与肉的保育员等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而这些角色无疑给时代女性造成巨大的虚假的幻觉，女性由“伪名”状态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坏的“鬼”一变为“正名”状态下的光荣伟大的历史塑造者和未来缔造者。而事实却是——在时间细沙的磨洗中，当烟云散尽，遗留的却是时代的虚假和愚弄造成的伤口和隐痛。下面笔者具体阐释一下这四种范型的具体内涵以及它们给诗歌创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范型之一：  煽情中的历史讲述者：老奶奶

    在经典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的李奶奶成了那个特殊年代家喻户晓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充当的正是历史事件的讲述者。而文革诗歌中也大量存在着类似的讲述历史的“老奶奶”意象和煽情模式。这似乎在“精神之父”之外成就了“奶奶情结”。

奶奶七十不算老……你听奶奶批林、孔/“仁、义”二字要批深/讲讲咱们家苦难史/两条路线分得清/三十年前月黑夜/只因欠债谷三升/你爹血染“仁义堂”/你妈关进水牢门/那时你才三岁半/哭爹喊娘断了声/月惨风寒野狼嚎/爷爷粪筐挑你去逃生。

       ——《同上战场打“圣人”》
    
她露出腿上的条条伤痕/她举起了闪闪的马灯和血衣/讲述着前辈的反孔战斗经历……/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漆黑夜晚……/

       ——《革命的征程》

    显然，“奶奶”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由于在年龄上的天然积蓄的时间优势、悲剧性体验以及女性自身带有的不可替代的悲凉悱恻的悲壮感、惨痛感，她更能激起革命民众的“血泪仇”和英勇斗志，更能起到推波助澜的煽情效果——“激动的泪水涌在眼眶里……/老年人听了阿香的宣讲啊/昔日反孔的风雷响耳际/年轻人听了阿香的宣讲啊/愤怒的目光象火炬/红小兵听了阿香的宣讲啊/小小的铁拳高高举。”
   
    老奶奶的形象在诗歌中，集历史的讲述和历史苦难的亲历者于一身，这就使历史变得更为亲切可感，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这也是为什么在诗歌文本中大量用老奶奶形象进行革命教育和阶级斗争宣传的原因。历史叙述往往运用最具煽情性的弱者形象来最大限度地讲述看起来更为“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而实际上，任何历史都是不能复原的，诗人历史都有着讲述者，而讲述不可避免地带有讲述者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局限。
   
    而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狂乱的历史语境下，其历史讲述不管看起来多么具有感染力，其实质只能是虚假的。“老奶奶”这一角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被历史改写和篡用。历史的讲述完全服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


       
范型之二：革命风雨中的红灯：女书记

    文革开始之后不久，1968年一首名为《献给披荆斩棘的人》的诗首次将江青夸赞为“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之后部队诗人张永枚经江青授意在1974年3月发表诗报告《西沙之战》，该诗露骨的将江青所摄的《庐山仙人洞照》比照为排除万难“明知前方有险阻，越是艰难越向前”获取革命胜利的巨大源泉：

舰长的视线投向挂历/挂历上一幅壮丽的画卷/飞渡的乱云/从容的劲松/无限风光/巍峨的庐山/……海风过时，仿佛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又回响耳边/

    再比照一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海港》、《龙江颂》，无性无爱的女性如李奶奶、铁梅、阿庆嫂、柯湘、方海珍、江水英等都充当了阶级斗争的能手，都是革命的急先锋和有胆有识的战斗英雄。

    一个女书记，站在高坡上/手捧红宝书，抬手指方向/敌人搞破坏，队长上了当/支书抓斗争，面貌就变样/群众齐拥护，队长泪汪汪/敌人揪出来，戏儿收了场。

    在诗歌文本中存在着一系列女书记意象谱系，她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正常的家庭、婚姻、爱情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革命闯将。而女性自身的身体、生理、心理、文化等不可替代的质素统统被删除掉，强行完成对女性的历史性的剥夺和禁闭。这致使女性成为革命中假想神话的受难者兼救赎民众的启蒙的女神形象。而这种实质上完全脱离自身生命体验的社会化的革命机器更深刻地反映出那个荒谬年代对人的异化和愚弄。

年轻的党支书呵/英姿飒爽台上立/目光炯炯察秋毫/能头妖雾识鬼蜮/啊!大队的带头人

       ——《在马列主义读书班里》

    更深有意味的是有些诗普遍运用戏剧性、对话性的叙事性等因素在“三突出”的对比中凸现高大、能干、充满活力的女性形象。如《喜迎新书记》：首先是老弱的陪衬人物出场，“两鬓染霜的副书记呵/你何事乐开怀？”接下来我们的女主人登场：

    云中闪出一姑娘——新提的公社书记上任来/姑娘才满二十三/青春革命放光彩/……你 瞧她/步子稳扎过山崖/风引路/朝霞染红腮/身背背包肩扛锄/草上露湿粗布鞋……贴心话，恰似春水淌进村/道两边，山边向阳烂漫开……

    这种话语无形中对女性形成巨大的磁场般的吸引力，千百年来女性在社会中从来谈不上有什么地位可言，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地位。
而这些歌颂基层女书记、女革命干部的诗歌无疑在向女性宣讲：社会是你们的，光荣是你们的，权利是你们的。这对当时女性形成了一种虚假而美丽的光环，使她们在美丽的谎言中不自觉地承担了历史的虚假讲述。而这些今天看来相当虚假、脸谱化的严重脱离现实的形象，只能让人们进一步反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虚假成了真实，荒诞成了神话，而人成了阶级斗争的愚忠的毫无个体性可言的政治工具。


       
范型之三：灵魂的重塑和清洗者：女教师

    在政治学范畴内，前苏联的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各种“五七”干校和政治监狱似乎都在强调一个事实——在时代转换的临界点上，历史对个体灵魂的清洗和塑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个体思想被整肃和磁化在同一个政治频道上，任何与集体话语不协调的声响都会被同声歌唱的巨大浪潮所淹没，并最终被同化、异化、他者化。
   
    文革开始后不久，1968年底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4]的伟大指示下，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仅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有199万人，农村插队166万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33万人。成千上万的知青离开城市投身边疆和僻远的乡村，开始了在血水中浸泡，在泪水中挣扎，在硫酸中清洗的精神“洗礼”和道德“升华”的准宗教仪式。而实际上，在豪壮的背景之后，当事人——知青，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把握，恰恰相反感到了一种茫然无措。在知青下放的时刻，真实的场景是“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而这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在革命落潮后看到的却是虚假骗局的草草收场。这些知青是接受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对象，那么作为教育宣传的一部分，文学创作、诗歌写作就要为这一目的服务。所以在这些文革诗歌文本，知青，尤其是女知青就被塑造和和转化为教育、重塑、改造其他人灵魂的主体——“教师”的形象。在当时同题材的描写女知青教师的诗歌中，一首名为《愿做雨中一棵松》流传甚广。

    电闪雷鸣雨水大/山高谷深路滑溜/女老师打着枣红伞/远看好似一朵花/背着小学生/撩开雨廉往上爬/草鞋踏过泥泞路/雨伞撑住天不塌/要把贫农小女儿/安全送回家/

    在宏大的词汇中，女知青奉献山村教育的光辉形象被凸现出来。但是诗接下来采取回溯的视角，讲述女知青的思想改造过程，这样就在教育和被教育，改造与被改造的张力关系中，知识青年就由被范导者成为范导者，宣叙了思想升华的必要性和螺旋式上升的复杂纠结的过程——

    女老师，来时上海娃/扎根深山把队插/风吹灰尘去/雨把污垢刷/败叶腐渣水冲走……风雨练就筋骨硬/时代催我向前跨/愿做雨中一棵松/绝不做沉渣

    这些看起来显得相当真实和富有说服力的细节描写和对女知青的所谓“历史真实”的话语讲述方式，却恰恰湮没了事实和历史的真相。但是其实当时的知青诗歌中也有可贵的带有个体性的反思立场和质疑精神优异作品，如“白洋淀诗群”的女诗人鲁双芹就在当时激愤的写下，

    生活并不卑贱/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我的生命像被开垦的土地/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诗人斩钉截铁的对时代的否定，正是对自身所受侮辱与戕害的无以言说的反抗和抹刷不掉的悲凉。比较上面的诗歌文本中虚假的对女知青的塑造，在一个狂乱而荒唐的时代，大多数的灵魂停止了思考和反思，而更多的是虚假、罪恶在天空飞舞。可惜，在时代的玩弄下和人性的萎缩下，如此像鲁双芹这样敢于说出历史真相和个人真实体验的诗歌话语太少之又少了。这不能不是历史的遗憾，当然这种遗憾是由历史的罪恶造成的。它几乎使10年之久的人性和诗歌成了荒芜的存在。当然，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和发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发现富于良知和反抗的生命个体在文革中也不是少数。

       
范型之四：灵与肉的时间保育员：女医生

    女医生的形象在文革诗歌话语语境下，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是作为救死扶伤的身体学意义上的“医生”，二是充当“疗救国民灵魂的”的精神学上的“修女”以及完成时间神话再造的可延续性的想象符号。

    在文革诗歌文本中，这些女医生更多是作为“接生婆”的形象出现的，而这恰恰暗合了时间神话中对人们未来乌托邦远景充满狂乱而美好的向往的集体无意识。新生婴儿在肉身与灵魂的双重身份上的纯洁和美好，正是时代所希冀的未来图景和合理性要求的隐喻性表达。在此意义上，这些文本（将这些“文本”替换为“政治寓言”一词可能更为恰当）中的女医生正是兼具肉身和灵魂的保育员的角色。

哦，原来为了挽救两条生命/她们（两位姑娘大夫）截住送往县城的初产妇/听，那新生婴儿的响亮啼声/分明是动人的赞歌一曲/
                                                             
      ——《公社卫生所》

高高山上一双腿/踩得泥浆四处飞/羊肠路上一盏灯/驱得寒气纷纷退……姑娘高声答大伯/“上寨阿依正难产，下寨阿秀病势危，恨不生出双翅膀，半天云里急急飞”/
                                                                
       ——《雨夜出诊》

小辫风里甩/药箱肩头挂/干练、泼辣/铁脚踏遍深山洼……/进门，忙问大妈可退烧/临别又问想吃些啥？/灯下刚给二嫂接完生/飞针为婴儿缝衣褂/
                                                          
       ——《苗寨新“桑嘎”》

    而在以往的文本讲述中，作为接生的主体往往是年岁大、知识少，用相当简陋的原始工具接生的乡村“接生婆”。这些接生婆在一代又一代的简单劳动中，使一个又一个生命降生。但是，这种相当危险的接生方式，也使得大量临产妇女和婴儿死亡。这都是旧时代造成的，而文革诗歌文本中，这些大多由女知识青年组成的“接生”和疗救队伍，以及她们已经很先进和科学的接生方式，都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象征着女性在“新生”的路上是无比幸福和幸运的。看看女作家茹志鹃同题材的小说《静静的产院》，读者就会获得同样的阅读感受和体验。
   
    其实，以上笔者所概括的文革主流诗歌文本中的老奶奶、女书记、女教师和女医生的四种叙述范型，只是一个不太严格的归纳和总结。大量的诗歌文本中，其蕴涵的历史和诗学价值是相当丰富和复杂的。但是，以上这四种模式也基本上概括了文革时期诗歌话语对女性角色的讲述方式和特点。这些模式的意义就是，这些虚假的、线性的、预设的、煽情的“颂体调式”的宏大历史叙述和政治寓言，完全消解了女性存在的现实意义和特殊价值。在空泛的、毫无活力和个性可言的公共意象中，集体性话语和镜像诗学的外部单向观看，完全搁置了一代女性的真实的伤痛和隐忧的内心世界，女性成了革命的象征符号和“任人涂抹”的“玩偶”。这四种叙述范型正显现出了文革时期历史讲述的荒诞性和虚伪性。女性在这些诗歌话语讲述中是被异化和篡改的。历史真相和女性存在都被遮蔽和淹没了。
   
    重新检视历史和政治中的想象和规范，我们会发现女性的本真面貌被改写的面目全非，毫无真实性可言。女性自身被掩盖的疼痛体验只有在岁月的缓慢冲刷中，在新时期到来的时候，在新一代的女性诗歌写作中，女性才逐渐确立起属于女性自身的生命意识和独特体验。舒婷、王小妮、翟永明、海男、伊蕾、唐亚平这些女性诗歌写作者才在历史和美学的双重意义上显现出自身的价值。这些后继者的诗歌写作，在语言、历史、文化、男权的多重困境中，她们打破惯常的传统桎梏和围城，建立属于早应该得到的一片天空和心灵诗意栖居场所。也许，面对历史，尤其是女性长期遭受压抑的历史，我们只能说，一切还远未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是为结语。
                                          

参考文献

[1]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央党史大事年表[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58-359。
[2] 列宁·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 毛泽东，最高指示[N]。人民日报，196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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