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一份个人写作背景的示意图
|
以下文字节选自我的《论“中间代”》的“‘中间代’家世”一节。对个人而言，该文既是我对同代诗歌的一次巡视与梳理，也是对这一代作者暨我个人诗歌生长背景的一次坦承—— 一、中国往事——“文革” 由于当代史学家和政治家对“文革”时间的界定趋同于“1966—1976”这个时段，那么 “中间代诗人”便无一例外地拥有着对“文革”的童年或少年记忆。当然，十年“文革”本身又分出若干阶段，社会状况与风气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那种强烈的“红色中国”的体验，基本上还是为这代人所共有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恐怕都当过“红小兵”、都见识过“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都被阿姨或老师组织过上街、参加一系列“拥护中共中央重要决定”的游行（对年幼的他们而言，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户外游戏）。他们也都在懵懂中多少感到过家中成年人的惊惧与惶恐不安。“文革”在他们的理解里，表现出非常复杂的一面。一方面，它与童年、少年的欢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一方面，他们则对世俗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那种反人性、反文明的破坏性，有着直观的记忆。这经历伴随着他们日后的成长，思辩能力的增强，越来越演化为一种内心深处对政治的仇视与厌倦。同时，也催生了他们对历史、对所有时代“催人奋进”风尚的不信任感。童年游行行列中那种嬉闹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是人性本身自然迸发的一种向往欢乐的努力，这努力于自觉不自觉间（更多的时候是后者）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完成了对权力最初的生理解构。这解构诞生出的轻松与快感，也从此在他们的机体隐藏下来，并慢慢地积淀成一种“次本能”，随时恭候着来自外部的条件，将其唤醒、复活。如此，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或例外？）构成了：封建的“压迫因子”无意间在一代人心中埋下了后现代解构精神的种子。 “文革”年代在这些人的记忆中是彩色和新鲜的，但却并不轻松。这不轻松一部分来自上述他们懵懂体验到的恐惧，一部分还与物质匮乏的环境对童年、少年希冀自在欢乐的遏止有关。一个贫穷、战栗着的时代，一个众口一词、全世界以同一只广播喇叭发话的时代，满街非蓝即绿的装束，一系列以将对方杀死、抓获、批斗作为最后终结的大同小异的游戏，这一切都悄悄地威胁着这些孩子渴望平和、坦诚、关爱的天性。这威胁随着日后他们的成长、精神上的有力，渐渐引发出一种逆反和对谎言的敏感，使得他们更愿意对所处环境持一种严厉与怀疑的态度。独立、强调并相信个体认知、多疑、与时代的不合作（至少是疏于合作），成为他们人生经历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赠与他们的礼物。 二、 青春之“幸”——“辉煌的八十年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十年是“中间代”共同的成长期。贯穿这十年的，是一系列中国社会、文化、文学艺术观念的解冻、解放与深层掘进。其中，“思想解放运动”、八十年代启蒙运动、“朦胧诗”、“第三代”这四个不同介质、不同层面的社会与文学潮流，对于“中间代”的思想与文学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三代”——风起云涌“第三代”诗歌运动对“中间代”的影响，首先在于构筑了一个近身与示范意义的诗歌氛围。许多“第三代”诗人都与中间代诗人有着“半师（或师兄）半友”的关系。其次，它在语言层面鲜明的先锋指向、以及对日常生活中诗意的提炼，都极大地丰富了“中间代”对现代诗内涵的理解。但也应当承认，“第三代”从文本意义上对作为“整体”的“中间代”影响，远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大。至少，它没有“朦胧诗”的影响那么大。“中间代”中真正受到“第三代”诗歌影响的也仅限于先锋倾向明显的那一支，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新世代”那些人。至于人数众多的、更广泛意义上的“中间代”，他们依然更愿意固守不那么尖锐和富于对抗性的传统新诗，或者书写一种“朦胧式新诗”在新时代的变体。后面这种情形，也正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许多“中间代”诗人都有过在《人民文学》、《诗刊》、《大家》、《花城》、《芙蓉》、《山花》、《天涯》、《星星》、《作家》等世俗眼光中的“名刊”频繁发表作品的经历，但却只有极少数几个真正成为当代诗歌的“大师”或“准大师”级人物。 “中间代”持新诗或贴近传统的写法的作者里当然不乏优秀者，但他们对诗歌的新路太少开辟，过于中规中矩，这使他们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落了后手。其实放眼文学史，每个人都会发现，大师级的人物里真正天马行空、横空出世者实在有限，许多大师的成就里都有对前代文学成就的承继，但关键在于他们在继承的过程中，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对继承的东西，做了融入个人智慧的阐释与再发现。“中间代”中立足传统的这些人里，有这等见识、能力与抱负的人，毕竟太少了。这里我不是说继承了“第三代”的“先锋传统”，“中间代”的诗歌就有出路。相反，上述这番感慨也同样可以送给“中间代”中许多带先锋倾向的作者，乃至现在仍在以“第三代”为师的“70后”、“80后”。因为任何一种成功的继承都应该是“扬弃”——后一代对前一代伟大之处的洞悉，以及对局限性的彻底抛弃。“第三代”扬弃了“朦胧诗”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和“矫饰的英雄主义”，注重了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内质。但作为整体的“第三代”，也给后面的诗人留下了不少需要警惕和质疑的地方，站在今天的高度，回过头来总结，它们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现代派理念持有某种教条的、孤立的理解，并有一种时刻准备与既往各时代文学一刀两断的冲动式乌托邦情结； 不过，即便是“第三代”的成员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述问题，“第三代”诗歌仍是当年内地诗坛最具先锋性与开创性、开放性的诗歌。也惟其如此，这给他们的“中间代”小兄弟们，预设下了多重的考验与陷阱。 三、短暂而沉重的里程——“1989” “1989”在当代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对于这一年代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要比许多人看到的都要复杂得多、也晦涩得多。对于从那一年经过的人而言，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1989”，但这种“难忘”、甚至难忘背后隐藏的疼痛感，其指向性并不是一致的。虽然人们曾在短短的几十天里见证了“公民情结”被强力终止、青春理想遭遇现实狙击、精英思想受到嘲弄、群情激愤表相下人性的丑陋……但这一年所深含的复杂性其实远不止于此。“6·4”在这一复杂性中，仅仅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创口”（同时也是窗口）而存在，而“创口”正如那些生理常识（其实也是历史常识和理性观照）告诉我们的——自有它的来历与结局。 我主张写作者、学人或有心者，今后最好能把“1989”视为一个复杂的概念，而不是从一个单纯的“阴郁的年代”的角度予以研究。作为一个概念，“1989”的核心当然是89年、是“6·4”，但还应该“收容”进1987、1988和1990年。因为它们无论在时段，还是在社会的蜕变、人心的潜流上，都可以说是1989年最直系的因果——1986年底至1987年初那次北京的学潮风波，不正可以被看作是1989年4月的一次预演吗？而1990年亚运会，由众多北京大学生参与的团体操训练与表演，不正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服务于恢复国家脸面的荷尔蒙“合法”宣泄吗？而且这一宣泄，伴随着美少女们的舞姿，已然开始了岁月将我们引入“娱乐化”、“秀场化”时代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许多东西，比表面上看到的要严重得多。政治引发的悲剧固然廓清了人们对“痛神经”这一条线的认识，却也将人们精神中本不坚强的一面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过我认为后者是正常的，也是人性化的结果。不正常的是大家注意力过于为创痛所羁绊，没想到剧变背后，操纵它的那只经济与利益之手。想想吧，1989年春，牵动普通百姓众口喧哗的真是那宏大的“民主”与“自由”的乌托邦旋律吗？我倒觉得，经济的变革在大众心中所引起的不安、特权阶层转移国家财富所引起的不满、国家经济监管机制的不健全、社会各层面的依然不透明（学生们敏感的更多是后者），才是导致一场大戏上演的具体症结。四项中倒有三项与经济有关。可谓潮起潮落，全赖于斯。至于政客的插手，知识分子群体的幼稚盲动，充其量也只起了催化剂和引信的作用。 “中间代”作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段从头到尾的在场者、观察者、反省者，“1989”对他们而言，首先是一种“身体记忆”、“血质记忆”，其次才是文化和写作上的记忆与“资源”。 尽管有些人本心并无意搭乘“历史”、“政治”这类大船，也天生不喜欢把沉痛像某些“知识分子写作”者那样，做成一个卡通式的Logo，在人前可笑地招摇。 沉痛在“中间代”心中是一种隐秘而复调的沉重。这种沉痛有时甚至会表现为某种写作表层的消解、迟钝与回避。就像一个人死了，他最亲近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哭不出声来（个别人可能还会古怪地惨笑）。“我知道你们奢谈的那些事对我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这是那些年萦绕在许多“中间代”诗人心头的一个自我的声音。他们的精神和写作都开始悄悄地改变了，但绝大部分却都努着，刻意不去喊出那声“疼”。他们不想让那么沉重的东西，那么快地变得廉价，并被庸俗者肆意贩卖。他们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个刚从战场上侥幸获得劫后余生的尼克，什么话都不想说，只想面对清澈的河水，安心地钓一会儿鳟鱼。 痛苦的磨砺在“中间代”心中渐渐演变、积淀成一股力量与韧劲儿，并促使他们日后开始了一种更富理性意味的面向时代与自我的双重疑惑和拷问。这也是他们文本成就中两大重要的品质——悲悯与感伤的真正来历。
前面提到，导致“1989”前后中国社会真正开始深层演变的，主要是经济因素的日趋凸显，以及随之派生出的混乱、惶惑与激变。进入九十年以后，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和无以复加。与之相伴随的，是商品经济开始小心翼翼地步入一种低幼层次的发达，是影响、操控当代国人生活的“第二体制”——商业社会体制的开始确立。人文情怀在社会精神层面的主导地位，开始让位于事功性目的明显的“拜金”、“创富”主题，个人行为的驱动、国家机器（包括文化机器）的运转，也都开始遵从和围绕服务于这一“新兴”的体制。文化、文学艺术因其“无实用性”在此一时期得到充分的展示，迅即被社会清入了死角。 这一对精神领域纯属负面的影响，表现在“中间代”文化生存环境上就是：写作与发表、阅读与被阅读的空间，都被大大挤压了。如果再结合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文化领域所受到的强烈的钳制，这一批先后步入创作独立期的作者，在时代面前率先感受到的便是险恶。文学的境遇与世俗认可度，与他们当初投身写作的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大相径庭。他们浮出诗坛的真正寄托只能是那些数量日趋凋零、并呈散兵游勇状态的诗歌民报与民刊了。在边缘状态下登上诗坛，并开始自己对诗歌史的贡献，是九十年代“中间代”诗人处境的整体写照。这一时期，有一本刊物对于“中间代”诗人的呈现与托举功不可没：那就是严力八十年代末在纽约创办的华文诗刊《一行》！ 《一行》的出版贯穿九十年代，尤其是1990、1991、1992这三年，每年几乎要推出三期，且印制精美、佳作频现。民刊能以如此迅猛的声势出版，迄今无出其右者。在编辑上，《一行》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宽容的“泛先锋”态度。即便如此，《一行》的最主要成就以及权威性仍然表现在它对新一代先锋诗歌的发现与提携上，以至当时曾有一些先锋诗人戏称：《一行》就是民刊里的《诗刊》。确实如此。那些年，在后人阅读的书籍中如雷贯耳的《今天》早就不知道跑到北欧的哪个小岛上去了。日趋狭隘的编选趣味使它成为一种只流行在少数先锋诗人圈子里的“老头儿刊物”。《他们》一度偃旗息鼓。《现代汉诗》在鼓噪“知识分子写作”。只有《一行》，在艰难时世以其开放式、无芥蒂的编选胸怀，担起了全方位承载与展示汉语现代诗的重任。也正是那几年《一行》的迅猛出击，影响并带起了新一代民刊的问世。今天名满天下的《诗参考》（1990年）、《葵》（1991年）等诗刊，就是在这种激励下步入人们的视野的。构成它们作者主干的，正是为数众多的“中间代”诗人。与此同时，我国的国刊上正是一片麦地狂潮；书店里，一个叫汪国真的“后童话诗人”开始在少男少女中走俏。 商业跃进的年代，诗人作为个体的人是无法逃逸的。当“第三代”们开始了他们的“下海”或“国内流亡”之旅时，“中间代”们也同样面临具体的生计考验。与此同时，曾经提供给人们众多精神食粮的、国外文化著述的译介出版，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开始进入一个低谷、以至趋近停滞；影视、流行乐等亚文化日益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垃圾化倾向；曾经培养出一代诗人与文化精英的高校讲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间代”同龄人中的低能儿所占据；学院和《读书》这样的著名文化媒体所催生和弘扬的，是一种类似乾嘉学派翻版的对微言大义的反刍；气功在高官与民间的客厅里同样受到欢迎；王朔原本刻毒的调侃经过金钱的淘洗，终于彻底改造为冯小刚、英达式的妇孺咸宜的肥皂剧，再经央视编导漂白，就成了春节晚会上掌声如雷的小品…… 社会的大裂变在悄然中完成。继商业牢固确立了它的“第二体制”之后，学院因其特有的便利和对灵性的窒息、对现实的规避，快速完成了以“在野”面目出现的“第三体制”的整合。与借助强权的传统“第一体制”、借助金钱物欲的商业“第二体制”不同，“第三体制”介入的是人的心灵层面，它所负责的是以文明和专业的名义，去干预、阻止和破坏一切有创造性、建设性和介入性的东西，并在客观上为前两个体制生产出形形色色的清客。 社会在裂变，上层建筑在裂变，“中间代”诗人作为诗歌史中的一代人，当然也会对这些变故出现回应：他们有的退回到纯粹的书斋、酿造内心封闭的苦艾酒；有的继续固守传统却不失本真意味的个人化抒情；有的见缝插针，做着营造和进入新的诗歌主潮序列的准备；有的充满怀疑、嘲弄和愤怒，注视着眼前人性与时代的媾和，在诗中记录下它们，并随时准备着与暧昧和伪善拔剑相向。 需要指出，“第三体制”的快速整合完成，以及它与前两个体制在很短时间内所达成的水乳交融般的默契，使九十年代的文化空气与精神氛围，陷入到二十多年来所未有的保守与平庸。这种“三合一体制”的诞生倒是与后现代状况下，各国文化的主流构成形成了“接轨”。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这个更狠一些。它是构成了“新时代”诱惑或压抑人们灵与肉的“黑洞”。一个没有灵魂、却时时拎着写有“灵魂”字样纸灯笼出没的古怪时代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盗用”当然不会被一些投入“三合一体制”的文人视为见不得人的行为。于是，一个打着“知识分子写作”旗号、并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盗用“九十年代诗歌”名目的诗歌小集团出现了。很不幸，“中间代”里的少数人，在诗歌史上扮演了这一不光彩的角色（不管是不是误入歧途）。 把任何一种“诗学命名”放大到取代整个时代所有类型的诗歌，都是一件有失公允的事。这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诗学立场是否坚定，并无关联。它关系到的首先是写作者对诗歌认识的态度。每个诗人在炼制自己的风格时，他应该是极致的、偏执的。但在面对所处时代的各色诗歌时，既要严苛，又要不失其大度。至于频频利用手头讲坛、业内媒体以及撰写所谓“理论文章”的便利，在谈论整个时代诗歌版图时，绝口不提其它类型的诗歌主张与实绩， 这就是遮蔽、是阴谋了。而诗歌，从来奉行的都是阳谋——写作与文本，是多元。 有遮蔽，当然就有反遮蔽。这也就是人们今天都熟知的“盘峰论争”的内在由来。关于“盘峰论争”，这里我不想重复原先写过的评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去查），我只想强调大家注意一点：在那场面对面的交锋中，持“民间”立场的核心诗人，除于坚以外，基本上都出自“中间代”！如果将论争的时段再从几天放宽到1999年至2000年那热热闹闹的一年，那么，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中间代”诗人（宋晓贤、唐欣、中岛、树才、莫非、桑克等）根据各自的诗学取向站在了相应的某一方。 不过，与整个诗歌界的情形相吻合，在上述诗人背后，仍站立着数量更为众多的、缄默中的“中间代”诗人。这种缄默也是复杂的。一部分是因为诗歌立场或诗学趣味的不同，一部分则是一些具体原因和条件使他们无从投入到论争。但就持坚定的“民间”立场，而没有发言的诗人来说，据我了解就有秦巴子、阿坚、朱文、黎明鹏、阿翔、格式等人。另外像余怒、岩鹰、贾薇、吕叶、杨健、孙磊这些长期处于被“知识分子写作”压制之下的民间诗人，他们之所以不发言，也无非是像九十年代中期的我一样，出于善良的天性，对对方的人性还怀有一丝微茫的希望，仅此而已。“中间代”里当然也还有一些爱惜羽毛的不在册的“第三条道路”（其实还是一种民间状态），他们一方面尽力说服不去介入论争，一方面又忍不住在事后发表一些高姿态的言志之语。甚至当“中间代”这一代际命名开始引起外界注意之后，一些诗人仍试图通过为“中间代”重新作界定的办法，把自己和那些同龄人中的“名利浮躁之徒”剥离开来。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其实是“中间代”身上的那种怀疑精神、以及恐惧被淹没在浮躁群体中的心态在起作用。只不过这些诗人恐怕忘了，如果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论争作为平台，他们是没有舞台演出自己的高姿态的。这一人群的表现使人在某一方面对“中间代”既喜且忧。喜的是“中间代”群体身上的独立、厌倦运动的特质，在这里得到了又一次的展示；忧的是这一代人的怀疑精神和孤高习气一旦过头，人就会变得委琐，甚而沦为看客，不敢为维护诗界真正的公正与清洁挺身而出。当然，“中间代”里还有为数不少的泛学院写作风格的诗人，他们在诗学趣味上与“知识分子写作”有着近似的地方，但这些人坚守着自己对诗歌理想的虔诚和民间状态，不干黑事儿，没有参与到那一幕幕炮制“九十年代诗歌”伪史记的闹剧中来。他们的身上，同样表现出“中间代”诗人不趋时媚势、献身于文本探索的卓异品质。另一些持传统新诗写法的“中间代”作者，也和前面这批人有着相近的情形。“盘峰论争”对于“中间代”诗人来说，正像一面清楚的镜子，能清晰地映衬出他们自己的高矮胖瘦。它同时也向这一代诗人提醒，汉语诗歌崭新的阶段已经到来，新的考验将在新世纪恭候他们。 五、测试来自现场——新世纪的头四年 “千年虫”、“基因序列”、媒体娱乐化、文学遭遇网络、“9·11”、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还有另一句“不要相信河南人”）、城乡基层民选、“小资”时尚、读D（DVD）时代、美英入侵伊拉克、日本军力升至全球第二并向海外派兵、非典型性肺炎……已经过去的二十一世纪这头四年，虽不能算“多事之秋”，却也多少让人领受到了新世纪发生与遗忘的双重加速度。重大话题轻松化、鸡毛蒜皮被无限夸大、成人思维日趋低幼化，应该说都是进入网络时代人类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此一代价也同样影响到人们对诗歌价值的理解与评判。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写作”和贫乏的九十年代主流文化在高校、以及一代青年中所造成的恶果（有些则是以一种极度逆反的方式）在诗歌网络这个舞台上，得到显性的显露。“橡皮写作”的口水化、“下半身”对恶俗宣泄的催生、诗歌难度的下降，都可以说是源自这一巨大的前提。对此，“中间代”里的一部分诗人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和清醒，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到了多元时代的随波逐流。 |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