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徐江：诗歌“断”论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徐江
2012-09-29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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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诗与“形而上”五问
 

    诗人马非和我在电话里聊天，提到了外界一些关于当代诗进入了“口语频道”之后，所谓的“现代诗欠缺形而上”的议论。这种对当代汉语诗歌灵魂高度的疑惑，坦率说，十多年前我也曾有过。不过在今天，当我听完马非的转述后，脑海中却浮现出了几个问句：

    1、谁规定一首诗一定要具有“形而上”的指向，它才构成一首“好诗”？
    2、作为西方传统哲学主打招牌之一的“形而上”，是否真的也能构成西方诗歌中那些伟大作品的主打品质？那么推而广之，它对于更具普泛意义的、涵盖了其各种语言形态的“诗歌”呢？
    3、所谓“形而上”，是不是只具备一种形态——即我们目前在传统教育（或自我西化教育）中所看到的，以“追问”、“推导”、“拷问”为外在形式，以思考人与“上帝”（或“造物”）关系为核心诉求的思辩形态？如果是，那么又是谁规定的？《天问》也好，“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罢，这种中国特性十分明显的追问传统，是否就不能、抑或不配成为一种更宏大的“形而上”的有机组成部分？
    4、二十世纪以降，非西方国家的所谓现代诗进程，有多少是真正达到了一种自立的本民族现代视野，而非依附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审美观的“假性现代视野”？
    5、文学上的反西方话语体系，是否仅仅为了获得一个学理上的出发点，抑或拯救脆弱的民族自尊，还是——由此进入了一种包容了不同话语体系（包括西方）有效视角的更高层面的审视？

    大家可以看出，在提出这五个问题的同时，我个人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在此想要重申的，并非仅仅是我个人的态度，我希望每个有兴趣此类话题的诗歌作者，都能在不借助他人观点的前提下，认真思考一下这五个问题。并且在想过以后，忘掉它们。


诗歌写作与“神化”


    新文学自诞生以来一百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似是而非的“规律”——没有几位汉语作家能一直站在所处时代文学创新队伍的前列（可能除了鲁迅和部分的萧红与老舍）。具体到诗人，则一个都没有了。这“规律”进而甚至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与迷信，即：一个作家或诗人不可能永远是他时代中最好者里的一员。对于文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业余的看法。因为它后面很可能诱发的，是那种文学圈子里的群氓大锅饭意识，或是浮浅的时间进化论。

    新汉语文学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位能始终凭借文本，而稳居于自己时代前列的诗人，我以为这虽与众所周知的社会与时代动荡有关，但更与诸多具有一定天赋的成名诗人，对其职业写作生涯的主观准备不足，有巨大的联系。五·四以降迄今，中国诗人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拥有农业文明的背景与来历，这使他们始终对现实主义抑或浪漫主义的写作倾向更为偏爱。至于现代主义和近年渐渐成为一些青年作者口号的“后现代”、“后现代之后”，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这种农业现实主义或农业浪漫主义在买办时尚下的变体、混合体而已。这就更容易误导一些读者和作者，进一步坚信我上面提到的那两类浅陋之见。

    但只要仔细推敲，你就会发现，我们从这一百年汉语现场“发现”的这个“规律”，在整个文学的发展传统里是失效的。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在他们的一生中每个时段都有臭诗，但他们各自却都成为了后世眼中横亘自己时代的“首席歌者”。色彩斑斓的先秦文学对作为个人的屈原是“无效”的，至多作为一个背景。全唐对于李杜、两宋对于苏轼，也都是一样的。同理，歌德、海涅一生的劳作，映衬得在世界诗歌史上整体极具重量感的德国浪漫派几近失色。类似的例子还有雨果、普希金、艾略特、塞弗里斯之于各自一生的母语诗歌。因勤奋而将天才锻造成永不褪色的钻石的巨匠是确实存在、始终存在的，哪怕他们的时代在他们身边聚集了再多的仇视。就像茨维塔耶娃在信中跟里尔克描述帕斯捷尔纳克所遭遇的那样——“许多人为了能混出头，都盼着他早点死掉。”那么，人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去怀疑，在今天的汉语诗歌里，在大家身边，在一个平庸者们越来越有“个性”的年代，就不再会出现真正的、让人浑身上下不舒服的巨擘式人物了呢？

    恶俗、市侩泛滥之际，正是红日东升的开始。所有人都应该以一种健康、明朗的心态面对这真正的规律。即便谁自认无心去当这新汉语诗歌的红日，也还是尽量去除掉那些肤浅的嫉妒、策略、言论狂欢，去清白地作一个伟大诗歌复兴的见证人吧，切莫以悲壮的姿态，沦为形形色色的小品演员。


乡音与现代诗


    “口语”和“民间”成为诗坛赶潮者们的风向标后，方言入诗成了一些作者探索的目标。

    不能说这个出发点不好，全中国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是说方言的，从这个角度说，方言比普通话更贴近肉身，更贴近生活的现场，有着独特的传递感情与幽默功效。但是问题紧跟着就来了：方言之于汉语，并不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之于拉丁语系、英语德语之于日耳曼语系那样，是语种与语系的关系，它仅仅是一个语种的变体与其母体之间的关系。汉语里并没有太多的字词与方言相对应，即便真能有这种对应，可由于中国的方言成百上千，能听懂它们的异地人已经很少，如果投射到文艺作品，能接受的人恐怕更少。这一点，当年王朔、冯小刚式的“新北京幽默”很难过江，已是个现成的例子。何况小说与诗歌的区别，在于繁衍与极简。方言在小说里适当出现，可以凸显故事地方特色；在诗歌里出现，却对从个体体验中提炼普泛性人类感知，有着极强的下坠作用。

    就现代诗歌的本体而论，以乡音入诗实是一个反动。乡音固然代表了生活某种程度的原生态，却也在不经意间夹带了太多的地域特点。狭隘、保守、灵魂的底层状态、人性的蒙昧与粗鄙，这些注定与诗歌无缘、与文学无缘的东西，方言里潜藏多多。诗歌说到底，是艺术中最具殿堂感的（注意：殿堂感不是指装蒜，指的是作品里那种与生俱来的庄重自强），终归与俚俗小品不同。多年前在谈论后口语状态以及后来回答一系列访谈时，我就提出过：诗歌里的口语应该是一种经过提纯了的“口语”，而非彻底的原生态。打个形象的比方，侯宝林为什么比马三立能被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接受，原因就在于他对后者所代表的那种市井喜剧传统进行了提纯，尽可能地去掉了那些传统表演语汇里靠近脏乱差的东西。马三立的境界里保留了俗的原汁原味，提升出了一种市民智慧，可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坚守“市民”这一立足点，使得他的风格失去了再次提升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变“干净”了侯宝林反而是曲艺界真正的先锋派。春节晚会上的赵本山之于东北剧场里的本土二人转，也是类似的情形。近年来我看过一些语言明显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又特别热衷于表现人性污浊一面的作者，夸赞自己的写作是“真民间”，不禁莞尔。诗歌界所谓之“民间”，应该是一个出发点，一种心态，而非程式化。否则，说“民间”还有什么意义？一坨狗屎罢了。

    高级的艺术反映现实的矛盾与残酷，是不特依赖于原生态与脏乱差的。家常菜、农家菜只有富翁和城里人更换口味时，才能上得台面。倘真以为那是天下美味，这世上所有的人恐都会从此安于生活的平凡了，而事实呢？诗歌也是同样的道理。直面眼前的生活、直面肉身之惑，这是一种勇敢，但这勇敢万不可成为一种对探索灵魂和语言双重难度的推委。人比畜生之所以高级，不止是因为他会撒谎，更主要的是当他直面谎言时，会感到羞愧。在我看来，文学对人类对社会最积极的作用，也就在这个上面。


“经典”与性情


    经过几代内地诗人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些堪与五四以来新诗、以及台湾现代诗相媲美的当代经典，也算是有了些“小成”。不过该“小成”的骨质如何，还需经过时光进一步的淘洗。毕竟，那些五四以来的“新诗经典”已然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的光阴，不管今天的老少诗人如何痛骂《再别康桥》和《采莲曲》，大家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选择这些诗成为经典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小资”、优雅之士乃至语文课本，它还包括了不同时代阅读趣味轮转后的幸存，包括了汉语历经一个世纪的动荡、打散与重组后的沉淀。

    如果说，五四以来的“新诗经典”已然历经了部分时间上的考验，那么离我们时代更近一些的台湾现代诗，则显然历经了一场跨越不同社会形态和人文氛围，甚至包括地域接受趣味上的“空间考验”。谁能够否认，《麦坚利堡》仍是今天汉语短长诗里的翘楚，谁又能斗胆站在当打之龄的高点上，妄自鄙薄像纪弦、洛夫这样残酷写了一生的诗人呢？回到令我们沾沾自喜的当代诗歌，除了“我们无法选择时间的流向”这一点可以作为托词外，有几人真敢说，你的诗能从最广泛的层面，获得了祖国现代诗爱好者的一致认可呢？

    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希望大家都把关注自己作品的影响与命运，当成一种机械的功课、甚至险恶的人生设计来做，我是在提醒大家注意：在反思自己的一首诗、一次探索乃至一种风格的成败时，一定要采取一种理性的方式。有时，甚至很有必要保持一种面对自己有限的诗歌成绩、自己整个文学观的警惕。文学史上，“经典”的排列向来都是金字塔型的。一个有天赋同时又有理想的作者，首先要写出自己风格中的的经典，然后才能跻身于由所有同代人经典构成的“时代经典”候选者行列。但与此同时作家应该明白，即便你的作品已成功跻身于一个十年的经典序列，它也并不意味着你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十年里的精品。我永远反对那种“诗歌在前进”的外行说法和口号，但我想说，对于少数杰出写作者而言，诗歌的摸高难度永远是在增加的。正如当初最早致力于泛学院写作试验的作者，相对于作为运动而兴盛的“第三代诗歌”，他们追求的难度是更高、更“职业化”了的（不管他试验的结果最后如何）；而后来的一些主张说人话、同时又受过系统的现代诗训练的诗人，他们所追求的好诗难度，比起那些隐喻和修辞爱好者们来说，则又显然需要写作者具有更高的才分、付出更多的心力。

    心血来潮的性情式写作或许可以写出一两首好诗，甚至鼓噪起一两个流派，但性情式的写作永远造就不了文本上的一代宗师，而流派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其实质就是利用一些马仔即时的呼喊以及他们不久后在文学上的枯骨，去垫高一两个“领袖”脚下的台阶。写作经典的作者永远不会是领袖欲患者，他们有可能是自负到极点的狂人，也有可能是一生与所处时代业余性搏斗的“孤独爱好者”。艺术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天才横行天下的时代，那仅仅是传说而已。只有那些愿意在创造之神面前像个孙子似的服着苦役、而又同时拥有天赋且自我意识到这天赋所带来的天命的人，才有可能触到永恒的门楣。永恒人人想要，但它只钟意天才中最朴实也最勤奋的那些。如果你24岁没死，且这之后依然心仪创作，那么，努力做这种人吧。不要去学那些中年后装疯卖傻、心里却一直怀念少年时偶而几次偷袭得手的懒汉。


抒情“正误”谈


    从第三代诗歌和知道分子写作开始一直到今天，诗界对现代诗一种“若智”的认识就是——抒情不重要了，甚至，抒情构成了一种“落伍”。那么，是不是这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宣告抒情“不重要”的那些言论，都处在一种怎样的情境和心态之下。

    第一类：天生爱“酷”、讨厌煽情者。
    第二类：逆反——厌倦了多年来大中小学课本所灌输的、以及配音演员和电台电视台播音员屡屡爱用夸张语气，不分场合“啊”“哦”浪诵（他们自称那叫“朗诵”）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雷锋之歌》那类作品，陡然迈入现代诗阅读或写作领地的青年。
    第三类：出于凸显自认为“重要”的探索实绩，迫不及待要与人类既往诗歌规律和成果“划清界限”的“胸怀大志”的作者。
    第四类：善于捕捉诗坛风向，时刻准备着寻找诗歌新的生长点，并将为这类东西鼓与呼作为其学术前卫支撑的“聪明”评论家和学者。
    第五类：写作风尚的追逐者。
    当然，这五类情形中的若干，有时也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既然“抒情不再重要”，总要有一个替代品出来填补抒情千百年来在诗歌中所居的位置吧。学院趣味的作者（包括知道分子们）所找到的替代品叫“叙事”；民间（包括一些还在写作的老“第三代”）所找到的替代品叫“叙述”或“语感”；一些对性生活和性器官有着特殊崇拜癖好的年轻作者则找到了“身体”……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类替代品是否能构成对抒情的取代或升级。
   
    1、“叙事”——
    把“叙事”作为一种术语命名，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放到汉语现代诗的研究中来谈论，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首先，在汉语诗歌传统中，“叙事”作为一种写作手法久已存在，汉乐府里随手就能找到许多例子。它不构成一个发明或发现。
    其次，同为“诗歌”这一文学体裁中具体的表现手法，叙事跟抒情不同。抒情既是表现手法，同时也在“诗歌”这一体裁中起着主干的作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说“诗是用来写情的”，没听过谁说“诗是用来写事的”。即便有一些诗形式上是写事，其最后的主旨，依然还是为表现情。“叙事”在诗歌中的具体职能仅仅是作为表现手法。而 “抒情”，有时候上升到宏观层面，可以直接成为“诗歌”的代名词。所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言志”，都直接间接地证明了抒情与诗歌的这层密切关系。
    十多年来，曾有一些资深作者想借助舶来的西方现代诗理念，对“叙事”这个词进行内涵清洗，但他们在选定这个词来施展诗学命名雄心的同时，却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忽略了“叙事”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坚实历史背景（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这些诗人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度过中学时代、语文常识没有系统学好有关）。汉语几千年来的诗歌，自有其内在的律令。再者，以为发明一个概念就可以对文学史做强行楔入，这种幼稚的油滑已然背离创造精神太远了，非但不能靠改变文学的“游戏规则”而捞取名利排位，最后被伤害的却可能是急功近利者自己。
   
    2、“叙述”和“语感”——
    “叙述”是“盘峰论争”期间作为对“叙事”命名的一种纠偏引起诗界注意的，但叙述
    在现代诗中的出现却要上溯到“朦胧诗”的后期。一些稍晚于朦胧诗人出现的诗人，作品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些不同于“意象式抒情”、且又与日常生活更具亲合关系的语言形态，一向滞后的评论界曾将其不无轻视地命名为“生活流”（就像当初他们命名“朦胧诗”），这其实也就是所谓“第三代诗歌”中的一部分作品。不过，囿于这一代作者理论兴趣和素养的有限，以及更大也更振奋人心的“诗到语言为止”说法的流行，关于现代诗更加本体化的“叙述”趋势，甚少被人提及。对一切的正名还要等到十年后，“盘峰论争”所催生的一系列打着“民间”印迹的批评和理论的面世。
    那么，民间所提的“叙述”和知道分子所提的“叙事”有什么不同呢？伊沙说“叙事”是及物的，而现代诗的“叙述”是不及物的，“其叙之意不在事而在叙述本身，让叙述精彩自呈”。我的品评则是——“叙事”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技术，是手段，而且是不新的手段（西方传统诗歌除了史诗，一般诗作中叙事运用的并不多，但古代汉语诗里出现叙事则是经常的事，更不要说胡适时代以及之后废名等人的佳作了）；“叙述”则是指作者整体的语言状态。强调诗是在一种“说”的状态下推进。前几年有作者还曾根据这个试图把“语感”提出作为一个概念，进而探讨所谓“语义”、“语感”……其实要我说，强调“语感”又把“叙述”（或“说”）给弄窄了。“叙述”说的提出，其意义一在于正当初“叙事”的命名之误，二则在于凸显诗人作为一双观察着的眼睛的意义——看，然后才是感（有时感都可以在落入文字时略去），再然后才是“说”。“语感”一说，则过于强调了“感”，也容易让本来很实在的诗学讨论重新导入概念写作的窠臼，产生出一种“文盲版知道分子写作”（话可能有点不中听，但却符合实情）思维。
    “叙述”（包括“语感”）跟“抒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毋庸置疑，作为自现代主义之后、现代诗重要语言状态标志的“叙述”，其在诗歌中所展现出的一切“炫技”，依然是要服务于“诗之本质是言‘情’”这个大前提的（要是服务于“事”，那就成了分行的小说了）。《零档案》难道真的是作者为了让大家享受枯燥而写的？不，这后面潜藏了诗人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态度，他要通过这种“枯燥”来展现时代的本质，并让大家领略到自己对时代的态度，这就是“诗之本质是言‘情’”的体现。即便从纯粹的技术层面来辨析，我们也不能说“叙述”就彻底取代了“抒情”，否则你都无法说通作为长诗的《唐》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请记住：长诗是所有诗歌种类中对抒情技法依赖性最小的），而不是采取更极端的写法。同样，这样的例证，如果想扩大到“世界文学”的范围里去找，大家可以去再复习一下《嚎叫》或《卡第绪》。
    一昧偏执于“说”的诗歌，基本都是不入流的，包括古典诗歌里杜诗圣的那几首（虽然那几首，可能还是专攻于“说”的作品中最有“意义”的）。只留恋于“说”的当代作品里，有着太多会授人以“不是诗”口实的篇章。我个人一向反感某些人读诗时评价某个东西“是诗”或“不是诗”。但从专业研究的角度，大家也不妨反思一下某些作品为什么会授人以口实。毕竟读者读诗，人们所寻找的一般都是“打动”和“共鸣”。这就像球迷看球，直接有效的结果是看到破门。不进球的球员再说自己某一脚是照着球王踢法射的也没用。如果一个小圈子里成名已久的作者，除了特定的模仿者、追随者，其作品对普通读者毫无打动，而诗人仅仅去谴责读者素养如何如何，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极度自私、自大和对诗的不负责任。事实上，这些年以先锋为口实，维护某种皇帝新衣似的儿戏，已经玩得太滥了。“不是诗”的情况，今天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纸媒，无论是在泛学院趣味还是泛口语趣味里，都普遍存在着。而发人深省的是：它们的作者绝大多数都在声称自己的写作已经超越了“抒情阶段”。难道人们对抒情进行“超越”的真正目的，是要把诗变得干瘪、乏味抑或口水四溢、委琐致极？许多人都没明白：好的“说”、好的“叙述”，在运行中不是剔除了“抒情”，而是把“情”抒得更高级了。所谓“酷”，仅仅是反其到而行之的“抒情”的一个变体，而且成功与否，还要看跟你想表达的东西是否契合。
    有一点大家不妨去留意：传统的“抒情”往往是一个点。“叙述”中的“抒情”，已经成了“说”的一个状态，或曰“平台”。它是一个面。我曾经把我和唐欣的一个谈话，命题为《我为改变“抒情”的疆域而来》，很大程度所包含的，就是这层意思。不少朋友曾过誉过我诗歌对一些“大词”（如“自由”、“世界”、“民主”）的清洗、敲打与重新界定，其实我想说，我清洗和界定的最大一个词就是“抒情”。这其实也是当代许多优秀的前卫诗人对汉语诗歌所做的最大贡献。
   
    3、“身体”——
    “身体”的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先锋诗成果中已然得到实质性解决。奇怪的是，当“身体”作为概念，被拿到在二十一初的诗歌界明确提出后，反而由一个“怎么写”的问题，转向成“写什么”的问题了。
    作为“怎么写”层面的“身体”，其实所强调的，是现代诗进入“说”（“叙述”）的语言层面后所采取的角度。它与“抒情”的关系不是疏远和敌对，而是更近了。最显眼的例子当然是“爱”，强调了身体性后对“爱”的抒写，往往更有质感，也更新鲜了。永恒的题材因为新的视域，而避免沦为陈词滥调。不显眼而更本质的例子是关于“文明”、“政治”这类题材，因为强调“身体”，它们重新回到了个人体验的支点，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词的堆砌和“现代文明”理念的逻辑性推导。“身体”使得在重大题材上的“诗言情”，彻底站在了后殖民的立场，而非西方话语与价值观主导的立场。“抒情”，而非“浪漫主义”，在“身体”这个平台上，使诗人变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和有力了。身体性，成了“抒情”的一种丰满。
    作为“写什么”层面的“身体”，则不需要多谈了。那些对性话题、性器官、性行为有特殊崇拜僻好的作者，已经注定不可能通过诗歌来找到满足他们的因素了。这才是真正远离了抒情、抵达非人的一群，虽然，这批“人”的心头未必没有一团封建士大夫年代的软肉。

    所以说： “抒情”今天在诗歌中的存在，不是正误话题，而是发展话题；不是发展没有的话题，而是如何去发展的话题。
   
    非常简单，不必“若智”。

      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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