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段炼：寻师天涯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段炼
2012-09-29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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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良师益友
 
    对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若无心灵导师，会如大海上的夜行船，没有导航之星。所谓心灵导师，不仅是学问和人生的良师，也是有共同语言的益友。不过，可以为良师者，或因师道尊严的古训而不能成为益友，而益友也未必可以担当良师的职责。
   
    当年刘备到南阳三顾茅庐，求得孔明出山，任自己的军师。刘备求师是居高临下，所以孔明才在《出师表》中写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刘备是汉家正宗，孔明信守儒家规范，讲究君君臣臣，所以三顾之后，即使立志作避乱躬耕的布衣，他也自当为国效力。我辈寻师，非因社稷大事，而为个人修行，故每每举头仰视，却因光耀炫目，无以能见，或因立足低下，一叶障目，终无益友良师。
   
    多年前有次去纽约，住在画家朋友陈丹青家里。入睡前，画家拿出一叠打印稿相示，是他即将出版的文集《纽约琐记》。打开文稿，一读就入了迷，竟一气读完，很难相信一位画家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次晨起来，同画家谈起文稿，说他的文笔浑然天成，没有斧凿的痕迹。画家先是一愣，再微微一笑，说还是认真修改过的。后来才知道，陈丹青在纽约拜师为文，遍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不仅涉猎中国古代的诗文策论，也涉猎欧洲当代的哲学与批评。我没问过谁是陈丹青所拜之师，直到今年国内热炒，才知道是集画家与作家于一身的木心，其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已在国内出版。
   
    陈丹青将木心看得很高，说他的书写超越了鲁迅和周作人。尽管此言一出，国内文坛哗然，但所谓名师高徒的说法，总归有道理。记得陈丹青在一篇文章里说，当年在北京读油画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画家吴作人，可是他在几年里也就见过导师几次而已。看来木心之于陈丹青，也许就是孔明之于刘备了。如果碍于君臣之礼而不能说孔明是刘备的良师兼益友，那么木心与陈丹青的忘年莫逆之交，总该算是良师益友了。


    二 求师得失

    要说追随良师，我也曾经有幸，而后又有大不幸。古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我来说，那一失可谓千古恨。
   
    文革时无书可读，文革后上大学，狂读，读得最多的是外国小说。有些书图书馆借不出，如《十日谈》之类。于是便到处打听，看那位老师家能借到好书，结果得知张钦尧教授藏书无数，于是拜到张老师门下。张老师受业于五四时期的诗人穆木天，研习外国文学。后来穆木天在反右运动中获罪，连累其高足，张老师从北京被发配到山西。这倒好，要不是这一发配，我不会有机会结识张老师。
   
    大学毕业后考取研究生，师从研究西方文学的前辈学者周骏章老先生。周老先生是翻译家出身，三十年代供职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编译局，后来深居简出，一心做学问，为人简约、处事持中。周先生只招了两届研究生，我辈关门弟子，共得四人，来自四方。先生不愿对谁偏心，初次见面就明言，以后见面得四人同行，不可独来独往。先生之言铭记在心，受业三年，未敢逾越。倒是毕业之后，与先生通信，总得其推心置腹之言。
   
    后来到加拿大留学，攻读美术教育的硕士学位，师从戴维·帕里斯。戴维是艺术心理学家，他在哈佛求学时的博士导师是《艺术与视知觉》的作者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这师徒二人都是犹太人，二战期间阿恩海姆受纳粹迫害，从德国亡命美国；戴维的父母也从欧洲逃到美国，故师生二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戴维既有犹太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谨，又有艺术家的宽厚与直爽，我们初次见面，全无师生高下之别，之后也一直如师如友。
   
    好事不常有，好人不常遇。读博士时择师不当，曾几度想撤退，却又总念着孔夫子的忠义之言，对导师要从一而终。于是十年寒窗，忍辱负重，直至身心俱惫，不堪其教，无奈之下才不辞而别。虽然改换了门庭，但岁月蹉跎，荒废了十年生命。记得被十年文革荒废了的一代人，曾仰望苍天悲愤发问：人生能有几度十年？对这位博士导师，我造了一个英文词赠之：acadevil（学界邪魔）。


    三 情系英伦

    前不久收到一份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子邮件，一看，发信者是丝黛芬尼·彭斯，一位英国女雕塑家。我们十多年没联系过了，她说是从其已故丈夫的基金会得知我的联系方式。她丈夫叫彼德·福勒（Peter Fuller），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
 
    十六年前的四月二十八日，彼德与丝黛芬尼和两个孩子乘车去他们在苏福克的别墅。开车的司机是丝黛芬尼的父亲的专职司机，可是这位职业司机在驾驶座上睡着了。用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话说，彼德·福勒象颗流星，从西方艺术的天空落下了，但是他的光辉，却如闪电般夺目。

    那年初夏我还在中国，丝黛芬尼写信告诉我说，福勒离开我们了。当时我正准备去英国，到伦敦大学的高尔斯密学院攻读美术史和文化研究，福勒既是我的经济担保人，也是我在艺术和学术上的引路人。

    引路人不同于指路人。引路人走在前面，或与你同行，而指路人是在你身后或身旁，走的不一定是同一条路，甚至还可以不走路，只是站着指点罢了。福勒原本在剑桥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媒体任职，再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写作艺术评论，同时也在伦敦大学执教。他追随十九世纪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二十世纪的约翰·伯杰（John Berger），视这两位社会学派的艺术批评家为心灵导师。1987年福勒在伦敦创办《现代画家》杂志，刊名来自罗斯金的同名巨著。

    福勒在政治上原先信奉马克思主义，在艺术上主张社会政治批评，反对形式主义。到七十年代末，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艺术心理学和伦理道德批评，写出了《艺术与精神分析》。该书出版后，福勒被学术界视为艺术心理学之英国学派的后起之秀。福勒在西方艺术界的影响，不仅来自他的学术写作，而且来自他的批评实践，其艺术批评的最大特点，是不随大流，反对艺术时尚，挑战艺术权威。

    我因翻译《艺术与精神分析》而得以同福勒相知。他以自己的新著相赠，并邮来每季的《现代画家》杂志。对我来说，福勒留下的遗产，一是不媚俗的批判精神，二是远离迂腐的学究气。他著文批评时髦的画家和理论家，言辞犀利，毫不留情。福勒是格林伯格的晚辈，尊敬格林伯格，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形式主义艺术思想。格林伯格与福勒格格不入，可是也很敬重这晚辈的精神和人格，给其以极高评价。另一方面，尽管福勒的《艺术与精神分析》是一部非常学术的研究专著，但他写的批评文章，却既有罗斯金式的才情和诗性，又有伯杰式的深刻洞察和平易晓畅，甚至他办的杂志，也多邀艺术家、诗人、作家来为文评艺，为的就是避免学究式的迂腐。

    十六年过去了，丝戴芬尼早已远走澳洲，两个孩子仍留在伦敦。女儿希尔维亚现在是时装设计师，儿子劳伦斯还在上大学，学的是戏剧艺术。丝黛芬尼提醒我，下次去英国时，要记住到苏福克走一趟。

 
    四 启蒙之师

    其实，早年的启蒙老师也如心灵导师一般。少时习画，拜投李斗南老师。李老师是附近一所小学的算术老师，在当地画坛小有名气。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凡人纯朴，求师不用付学费，只要语言相投就行。刚开始，李老师周末到我家教画，见我家藏书不少，便不时借阅。那时，李老师才过二十岁，正值阅壑难填之年。后来我到李老师家学画，周末住在他家，他母亲做的菜，也让我欲壑难填。

    李老师家在郊外小镇，三十里路，不通班车，若搭不上便车，就得步行，或骑自行车。成都平原多雨，郊外是黄泥土路，雨中骑车，车轮沾满胶泥，寸步难行。不得已，将车扛在肩上步行，路人见了，憨直地大笑，说是“车子骑人了”。我当时十二三岁，年少气盛，发誓不再骑车。

    周末的晚上，李老师和我趴在灯光下画静物写生。李老师的画法，接近自然主义，用笔用线很严谨。他在照相纸的背面作画，纸质细腻，所画的陶瓷静物，讲究高光和反光的质感。画石膏像的时候，李老师强调主次远近的虚实关系，强调灰调子的微妙变化，并一再说画面的结构中只有块面没有线条，说轮廓是块面的转折，而非线条的勾勒。

    大型静物写生的长期作业，要画好几天，要求纸张经得住铅笔的反复琢磨和刻划。七十年代初，人们的月入也就五十多元人民币，买专业的绘画纸无疑是种奢侈，我便用普通纸代之。结果，李老师问起为何不用好纸，我只得搪塞。现在想来，李老师不是为纸品店做推销，有什么可搪塞的。

    在李老师家画石膏像，他有米开朗基罗的耶稣和米洛斯的维纳斯。回家练习时，我只有领袖像和样板戏人物的石膏像，李老师说这些都不能用来做模特，因为这些石膏像既非名家名作，五官结构也不精确，他让我去买西方名作。我买不到，便说维纳斯的卷发是资产阶级的，无处可买。李老师说，维纳斯的时代资产阶级还没产生。

    李老师画静物和石膏写生时追求精细和严谨，到茶馆画速写时却放得开，他用简洁的钢笔线条来捕捉人物的神情和动态。我们也时常到户外画水彩风景，他看重色彩中的素描关系，但运笔却相当率意。我想，文如其人、画如其人，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严谨中的率意。

    所以，李老师对我的启蒙，不仅在于绘画，更在于心思。再者，周末的时候，他家总有同龄人聚会，主要是学小提琴和学写作的。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听他们议论某某曲子如何如何，如同看海，怎么看也看不到海的深处。好在我对文学有兴趣，听他们谈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谈论鲁迅笔下的阿Q，尤其是看他们手抄的外国作家小传，如同一扇窗户在我眼前打开。

    随李老师学画两三年，直到初中结束，迁居异地。后来也结交过别的绘画老师，但他们或是父母的朋友，或是老师的朋友，我不能与之平等交谈，只能仰视他们。唯有李斗南，我们亦师亦友。


    五 敬畏自然

    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史文朋（Algernon Swinburne）写过一行著名诗句：“除了自己的心灵，便无引路之星”。与史文朋同时的英国小说家哈代（Thomas Hardy），用这行诗来描述自己的小说《无名的裘德》里的男主人公。裘德想进剑桥大学求学，却因出身卑微而不得其门，他没有引路人，只能听从自己的心灵。

    我也一直在寻找引路之人。一九九八年到美国明州卡尔顿学院执教，那是一所全国顶尖的私立文理学院，地处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学校象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距离较近。两年后转到纽约西郊，任教于新泽西州德鲁大学。这也是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但在美国高校中排名很靠后，只因邻近纽约，有地利之便，才得了人气。我常在周末跑到曼哈顿，挤进人头涌动的各美术博物馆，找个僻静处，默默地坐在自己喜欢的画前。次年又迁居纽约北面的奥伯尼，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这是全美排名倒着数的公立大学，以学生酗酒滋事而闻名。周末我仍往纽约跑，到曼哈顿的美术馆看画。

    美国的最后两年是在麻州度过的，先是在一所有名的女子大学教书，然后到全美排名第一的文理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执教。那两年中，纽约和波士顿的美术馆几乎看遍，新英格兰和美东地区的著名美术馆也都看遍。威廉姆斯学院旁，有著名的克拉克美术馆，收藏了很多雷洛阿（Pierre Auguste Renoir）和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下班后我时常独坐在雷洛阿的画前，体会他那复杂的色彩和蓬松的笔触。

    美国六年的经历，其实就是看世界，看顶尖的私立大学同最差的公立大学有何不同，看小镇上的人同纽约的人有何不同。这些不同，犹如自省的镜子，可作心灵的指点。再就是看画看风景。纽约的大都会美术博物馆，收藏有十九世纪中期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的风景画《暴风雨过后》（1836），描绘麻州西部和丽山的风景。我在和丽山住过，对那里的风景有亲切感，可以在画中同画家静静交谈。科尔是当时 “哈德逊画派”（Hudson School）的首席大画家，信奉十八世纪英国美学家柏克（Edmund Burke）关于崇高与美的理论，在风景画中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

    敬畏是一种审美心境，西方美学中没有中国的“意境”或“境界”之说，但对类似的审美经验却有所表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德国有著名风景画家弗雷德里克（Caspar David Friedrich），其学生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在《关于风景的九封信》中，写到过登高远望时的心境，说是面对远山长河，“你的内心会被无言所吞没，当你失落于浩瀚的空间，你的整个生存体验便净化了。此时，你的自我已经消失，你变得无足轻重，唯有全能的神，无处不在”。这段内心体验，与中国古人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异曲同工，让我想到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名句。不用说，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家和西方的风景画家一样，都讲究师法自然、师法心灵。

    在美国的六年中我看得不算少，走遍了新英格兰和东海岸的山山水水，也纵行了北美三国，更在“有我”与“无我”间追寻引路人。回到加拿大，仍在山水间徜徉，却每每记起史文朋的诗句：

    “除了自己的心灵，便无引路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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