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安静的，喧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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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生病的、温暖的冬天，有一丝风，鲜花开在窗台上，楼下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选择读一本书，那么徐江的诗集无疑是合适的。我找出他的《我斜视》，又读了一遍，但很多原来对他的既有的印象，在又一次的阅读中渐渐有了变化。他将自己的诗集分为“诗：这样的”“诗：那样的”，我却读出了“诗：安静的”，“诗：喧嚣的”…… 寻求一种写作上的变化，是每个写作者暗中的奋斗史。徐江也是这样。感伤的、抒情的、柔弱的、安静的、纯诗的，这是早期徐江给人的印象，以他的第一部诗集《哀歌》为代表。在那里，一种柔软粘稠的记忆引导着我们，关于早期的苦难生活，关于青春易逝，关于生活的无奈和生命的脆弱。“得把你自己赶开/越远越好/然后羊会回来/低下头，静静吃草/它只吃嫩的，吃完了便走开——/有时赶巧了/会抬头发一声羊的叫/眼里是你心疼的泪水”（《纯诗》）诗篇以一种惯常的慢于风速的散步般的步幅行进，略微带有一种哀歌般的情调，安静得可怕，让人难以自持。这种风格的迁移和变化从何时开始的？随时，但肯定会有一个契机。写出《猪泪》《约翰·丹佛》的徐江一定在寻求这样一种变化，平静开始被打破。这是一种写作姿态的调整，从窗下吟咏开始抬起头来，于是他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其实一个人只可能拥有一个世界，生命的不同只是观察世界方式的不同。调整了姿势的徐江，就像一个以一种姿势呆久了的人，他活动了一下筋骨，放松了写作的肌肉，于是像《有一次，去新街口》这样的诗作开始出现。速度并没有明显快起来或慢下来，但更加率性，更加自信，也更加快乐，他这时期的每一首诗都像在吹着口哨。一个诗人的冗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读者所接受？徐江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些，在他写作的很长一段时期，他似乎只考虑自己了。诗歌允许这样，仅仅属于一个人，它可以成为私有产品，压在箱底。 作为同城诗人，我只是对徐江近期的生活比较了解。我了解那个写随笔的徐江，那个靠稿费生存的徐江，那个古道热肠的徐江，那个心地善良但嘴不饶人的徐江。徐江对他的随笔很在意，这些被某些人士称为“小报笔法”的文字，他却自称为“美文”，每一篇文字中几乎都藏着枪。在他最近的一首诗中，他有这样的表白： 那些看过我诗的人 是这样，一个“战斗”的诗人，一个骂骂咧咧的随笔作者，一个随时准备找不痛快的家伙，同时也正在变成一个日渐高产的诗人，一个随时在他的书桌上可以发现稿费单的专栏作家。在一个访谈中我说徐江“得了‘盘峰论争’后遗症”，但这不是一个完全否定性的说法。事实上，他在此后的一系列关于诗歌的发言都在渐渐被证实是有先见的。在近年来的一系列仅仅需要道德关涉就可以解决的诗歌问题上，徐江首先是以自己的善良的天性保证了他评说的公正性，其次，他广博的中西诗学的知识以及他的独特的观察角度，让他的那些“自鸣得意”的随笔作品成为真正“有效的”美文。徐江随笔风格正如他的一部随笔集的名字——“夜雨离别钩”所标示的，文风恣肆，语重心长，动真感情，也最易误伤自己。我是最怕听到善良的人大声骂人的。徐江却乐此不疲。事实上，在他的文章没有写出之前，就已经被某些人判定了他不可原谅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他坚持这样做，将自己置于最容易被攻击的火力点上，以自己的脆弱性来对抗四方的敌人，这也正是一种对自己有着明确的道德要求的善良人的做法。 读过徐江的“骂文”，还能否读懂他的诗呢？一个阶段，我是真的有些读不懂了。比如《马丁·路德的书》《他妈的，译诗集……》，比如《别学吴伊沙》，这样的诗里充满了对抗，每一首诗都先预设了一个“骂点”。我想，诗歌可能是最不善于用来讲道理的，诗歌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诗歌也不是用来对抗的，诗歌没有敌人，它天生不是与世界为敌的。徐江是不是将诗歌也作为讨檄的“美文”来写了呢？ 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作为一个经历过那次至今欲说不能的历史事件的一分子，徐江一毕业就成了“被社会抛弃的人”。他对“极权”这个词充满了愤怒，他写出了“我烂在我的祖国”这样的诗句。国家永远是谬误多于真理的，它“无法用一张《真理报》覆盖住一片废墟”，这和“诗人是天生的民主主义者”道理相似。如果说大学时在“大师情结”的激励下创造了自己的“哀歌时代”的话，那么，这些年在体制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沉浮足迹，生活的重压与无奈，则造就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哀歌时代”有一个卑贱而又有点自负的自我，它突出了一个青年的谦卑；“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有嘲弄，有无奈，有叹息，有反抗，它还带有一点“市民的傲慢”；“哀歌时代”充满了纯诗倾向，悲剧情调，“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则将时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与日常生活的各种戏剧场面全部囊括，更具有深刻的喜剧色彩。此时，诗歌已不仅仅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或压箱底的私有物品，也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保险套，它更体现了诗人自己在时代面前的“精神冲突”。 个人的精神冲突如何接近深刻而普遍的真实？伟大的作家也许可以自觉到达，但更多的人则需要小心从事，惨淡经营。尤奈斯库在评价布莱希特时说，“他的思想使他的活动范围受到局限，使他歪曲了他的时代；布莱希特这种缺点是思想家所共有的缺点，是那些由于自己的偏见而变得狭隘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没有人拥有真理的全部，每个人都只是拥有了一部分，也许是最不根本的一部分。我们只能用这部分真理照亮自己的路，而不是用来指导别人。…… 写出了《自由》《雾》的时期，是我印象中徐江写作姿势最舒服的时期。但时间可以让任何舒适的姿势变得痛苦不堪，因为每个充满野心的诗人都在期待自己的“下一个”，有谁能够真正像老博尔赫斯那样自负地说“我估摸，我最好的作品已经完成了，我有幸感到平心静气的满足和安心”？徐江在由着自己的性子不断做出调整，我想说，到了这个份上，老兄，你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200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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