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世代”诗歌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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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世代诗歌”,这些年已经在一些文章中说了许多,不想再多重复了。行文中的散论姑且不计,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或到相关书刊中查阅我的这几篇专论:
由于构成这两个诗歌史命名创作实绩的主体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所以往往给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这两个命名说的是同一拨人,其实这是错觉: “新世代”命名的所依托的不是年龄,而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终结以后登场的新一波现代诗歌。所以这一波诗歌的人员组成中,既有五十年代出生的先锋诗人,也有后来被视作“中间代”核心的六十年代出生的先锋诗人,还有一些生于七十年代早期的先锋诗人。“新世代”这个名词注重呈现的不是代际,而是新一代诗歌浪潮之于以往诗歌浪潮在内质上的不同。也即我在以前文章里反复提到的四点:“1、对写作中“个人身份”的明确追求和对“集体身份”、“潮流趣味”的刻意规避。2、强调现代诗的人文精神蕴涵。3、创作富于自省意识和自我怀疑。4、拒绝将先锋精神符号化,而是让它由表象和运动口号式呼喊融化为写作中的日常状态,并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内趋指向。”
我曾在有关文章里论述过类似的意思:中年相对于青春期以及整个青年阶段,对严肃而有理想的作者而言,具有着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丰富的素材,以及更为审慎、精益求精创作态度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建立在一个人青春不再以及善于自我反省的前提之下的。如果中年作者看不到这点,而过于强调自己所受益的生理阶段的智慧性,那他是很容易走向自己早年努力的反面的。 “新世代”诗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诞生以来,之所以在风潮迭起的当代诗歌文本建设中显出一定程度的卓异不凡,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告别了过往诗歌潮流中的“圈子”与“山头”通病——每一个人都可以替这一代说出蕴藏在内心已久的钟吕之声,每一个人又都无权替另一个人描摹心中理想的诗歌。汉语现代诗正是从“新世代”开始,才真正地、自觉地(虽然也是不无艰难地)迈向了独立精神。最好的一批诗人不再冀望于代言(或逆反似地背叛)民族与集体、传统的什么,诗人们终于开始把努力的方向放到了呈现个体对诗意的发现,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诗风的摸索上。这样一代具有理想与野心的创作者,绝不是其中的某一位所能单独代言或代表得了的。即便是置身其中而又对此代作者论述颇多的我,也是一样。我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提醒真正的业内人士注意,这一代诗歌中最具创造性的一面。 成熟时段的创作者,是不宜再以集体或运动的面目展露自己的个性的。这也就是我曾说的——“以‘代’来谈论诗歌,社会学上的意义更重。因为它更多涉及到的是人群的共性……”人们至多只能因为曾经的经历和成长,而将他们暂时集结到一起。这也是我愿意拿“第五代导演”与“新世代诗人”类比的另一个原因。成长要求艺术家们,必须由当年的对某种使命、风险的共同承担,转为个人选择与独力面对。创作在创造者人生的旅途中,日益成为一件私事。这是“新世代”里的这批作者今天正在面对的一件事。同时,这也构成了一些新世代诗人在网络年代心怀小鹿,却又生憋着不发言的矛盾心理。 有话憋着硬是不说,这样的人可以去搞政治了。不过如果你没有政治家的天赋,那不妨继续悲愤成诗人。但如果只有悲愤,却再难写出佳作,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混着也难。毕竟,中国人太多,也不缺你这一个混的。这是我作了十几年“新世代诗人”的一个切身体验。所以如果你在人生的中途,还想维护一种纯粹的写作,自觉地摒弃你所来自的那个“代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与“为被漠视的同代好诗鸣不平”,是一回事,一点也不矛盾。它们均是出于对佳作的热爱,而非对某个年龄层。 像每一代一样,“新世代”中的绝大多数作者,注定会堕落为垃圾、以及对“今日或明日先锋”心怀不满的人,这是个生理规律——文学与肉体的。有些人甚至已经这样了。但对于我这个同龄人而言,唾弃这些人,并不意味着赞同别人否定他们过往的创作,那将导致一种艺术上的虚伪和虚无。有时,最尊重成就和别人劳动的人,恰恰是那些对艺术生存现状最不满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在告别“新世代”的同龄作者中,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我们都在争取成为那个走到最后的“唯一”的一个。放到“第三代”也一样。难道于坚不是吗?在他那一代,他几乎已经做到了。这也是这位诗人在今天能赢得我这样的后来者尊重的最根本原因。 2004/1/2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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