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写给“新世代”诗歌的断想

 关于“新世代诗歌”,这些年已经在一些文章中说了许多,不想再多重复了。行文中的散论姑且不计,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或到相关书刊中查阅我的这几篇专论:
    《简谈新世代诗歌的表征》(《今日先锋》第12辑,青海人民版《2002年诗歌选》)
    《【葵】:一份民刊的隐秘生长》(《葵》2001/2002年卷)
    《新世代、口语及其它》(《中国诗人》2003年第四期)
    《给诗歌的献词(2003)》(《诗探索》2003年1—2合辑)
    《论“中间代”》(《延安文学》2003年第六期,《新大陆》诗刊2003年总第78、79期,2004年总第80期)
    ……
    本文则只就几个大家容易混淆的概念和我个人对新世代诗歌走向的观感,做一番说明与梳理——


1、“新世代”与“中间代”

    由于构成这两个诗歌史命名创作实绩的主体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所以往往给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这两个命名说的是同一拨人,其实这是错觉:

    “新世代”命名的所依托的不是年龄,而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终结以后登场的新一波现代诗歌。所以这一波诗歌的人员组成中,既有五十年代出生的先锋诗人,也有后来被视作“中间代”核心的六十年代出生的先锋诗人,还有一些生于七十年代早期的先锋诗人。“新世代”这个名词注重呈现的不是代际,而是新一代诗歌浪潮之于以往诗歌浪潮在内质上的不同。也即我在以前文章里反复提到的四点:“1、对写作中“个人身份”的明确追求和对“集体身份”、“潮流趣味”的刻意规避。2、强调现代诗的人文精神蕴涵。3、创作富于自省意识和自我怀疑。4、拒绝将先锋精神符号化,而是让它由表象和运动口号式呼喊融化为写作中的日常状态,并呈现出一种先锋的内趋指向。”
   
    “中间代”命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关键词语则是“生于六十年代而又晚于‘第三代’”,以及“新诗”。这就使该命名所注重呈现的东西注定只是一种年龄意义上的“代际”。不过,“中间代”的人员涵盖范围比“新世代”要广。一来,“新诗”对文本的收容范围本来就比“现代诗”宽泛;二来,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些“新世代”诗人,只是“中间代”两波作者中的第一波,至于进入网络年代之后,在论坛上出现的另一些大器完成的六十年代生作者,碍于“九十年代初登上诗坛,并在那十年中贡献出经典性当代文本”的“硬件指标”,他们是“新世代”这个概念所不能、不需,也无法涵盖的。


2、中年与网络

    我曾在有关文章里论述过类似的意思:中年相对于青春期以及整个青年阶段,对严肃而有理想的作者而言,具有着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丰富的素材,以及更为审慎、精益求精创作态度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建立在一个人青春不再以及善于自我反省的前提之下的。如果中年作者看不到这点,而过于强调自己所受益的生理阶段的智慧性,那他是很容易走向自己早年努力的反面的。
轻易否定过往青春的激情,还为之沾沾自喜,这是创作导向虚假的开始。当初的“知识分子写作”,除了提出者在学理上的根本性谬误以外,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其致命原因。这个情况,现在无论是在“新世代”还是“中间代”作者中,也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浮现与滋长。我非常讨厌听到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搞这方面评论的人,动辄像发现新大陆似地谴责某个作者、网络甚至整个时代的“浮躁”的言论。因为浮躁本就是人性与世间的本相,绝非新生事物。况且诗歌创作的实质,绝大多数都是于喧嚣、冲动中提炼宁静、睿智与升华的,而非从理性始到理性终。否则大家还写诗干什么,都去研究似是而非、嚼舌头的哲学去算了。所以,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固然是一些有理论言说能力的作者自我展示中聪明的举动,却实在与艺术创造所强调的塌实做派、笨鸟先飞的精神南辕北辙。中年人看着小青年的幼稚,在一边儿偷偷乐的心态是非常可耻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和新老同行的同场竞技中,展示自己从容状态下的韧性与生猛。这点,对绝大多数“新世代”诗人而言,都是有待于他们去自我完善的。
 
    “新世代”诗人今天能在网上经常发言的人已经屈指可数。这方面,单单强调生活琐事与生计的重压,并不是一个光彩的托词。一个当代的、追求精神独立的诗人,你比整天忙于跑官的杜甫,忙于做官的苏轼、陆游和歌德,又真能忙出多少?因洁身自好、惧怕面对流俗的诋毁,进而导致出某种中年自闭,恐怕倒是最根本的原因。不错,相对于“中间代”中第二波成名于网上的作者,“新世代”的“大师”们早早地就为当代汉语诗奉献出了自己的经典。但那又怎么样?一个早年写出过杰作的诗人,长年自觉地作隐士、高人状,远离他所从事事业的最前沿,这样的情形除了极个别极少数的大天才,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很难维持一个好的创作态势的。而即便是天才,在这个好酒也怕巷子深的多元“秀时代”,被动地等待别人去研究你、发现你、宏扬你的“伟大意义”,这么便宜的事还有吗?更糟糕的是,明明对自己行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不满,却坐视不管,等着别人来做义务清洁工,某些时候还会颇含醋意地去消解一下其他建设者,把自己彻底置身于看客的可悲境地,这样的作者即便天赋再高,作品不出问题也难。
 
    同理,当那些在场的、具有极高敬业态度的“新世代”诗人,受到诗歌论坛热情的感召,把自己混迹于那些初学者或是“老业余”们的网络交际的时候,另一种潜在危险又在滋生了——艺术家对作品的严苛正开始悄悄被天性的善良所“感化”与消解。这种危险甚至比那种远离现场的自闭更具欺骗性:你在场,什么事都少不了你,但你写的什么都不是!为什么我们一强调人文关怀,许多人都要去写民工、发廊妹,就要在论坛上给某些不明其底细的、写过一两首打油诗或者主旋律颂词的“诗人”们募捐、鸣不平?有的甚至返回头来还以此作为资本,谴责那些没有参与这类“善举”的人?坦率地说,这种做过减法的、未尝不含着某种炫耀意味的“人道主义”令我觉得矫情和恶心。记住我的话吧:天使来去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如果是敲锣打鼓,那就有可能是法什么功了。不管你上不上网,网络都已给“新世代”们提供了不少自省的好材料。
 
 
3、“代言”和告别

    “新世代”诗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诞生以来,之所以在风潮迭起的当代诗歌文本建设中显出一定程度的卓异不凡,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告别了过往诗歌潮流中的“圈子”与“山头”通病——每一个人都可以替这一代说出蕴藏在内心已久的钟吕之声,每一个人又都无权替另一个人描摹心中理想的诗歌。汉语现代诗正是从“新世代”开始,才真正地、自觉地(虽然也是不无艰难地)迈向了独立精神。最好的一批诗人不再冀望于代言(或逆反似地背叛)民族与集体、传统的什么,诗人们终于开始把努力的方向放到了呈现个体对诗意的发现,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诗风的摸索上。这样一代具有理想与野心的创作者,绝不是其中的某一位所能单独代言或代表得了的。即便是置身其中而又对此代作者论述颇多的我,也是一样。我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提醒真正的业内人士注意,这一代诗歌中最具创造性的一面。
 
    把“新世代”之于当代诗歌,类比作“第五代导演”之于中国电影,可能暂时会使一些人惶惑或愤怒。但如若我说“新世代”为近三十年来的先锋诗歌运动,有意识地注入了坚硬、自觉的“钙质”,并一定程度上对人文指向诗歌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卡通化进行了丰富与纠偏,恐怕很少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现代诗因为有“新世代”诗歌的加入,多出了数百首可以在几十年里为后来者叹服的佳作、若干种鲜明、成熟而又有效的风格类型,这是众所皆知的一件事,即便后来的个别作者出于有意或无意,试图通过文章和言辞,对此进行遮蔽,但仍照例无损“新世代”在过往十多年来为先锋诗歌所做的贡献与承担。

    成熟时段的创作者,是不宜再以集体或运动的面目展露自己的个性的。这也就是我曾说的——“以‘代’来谈论诗歌,社会学上的意义更重。因为它更多涉及到的是人群的共性……”人们至多只能因为曾经的经历和成长,而将他们暂时集结到一起。这也是我愿意拿“第五代导演”与“新世代诗人”类比的另一个原因。成长要求艺术家们,必须由当年的对某种使命、风险的共同承担,转为个人选择与独力面对。创作在创造者人生的旅途中,日益成为一件私事。这是“新世代”里的这批作者今天正在面对的一件事。同时,这也构成了一些新世代诗人在网络年代心怀小鹿,却又生憋着不发言的矛盾心理。

    有话憋着硬是不说,这样的人可以去搞政治了。不过如果你没有政治家的天赋,那不妨继续悲愤成诗人。但如果只有悲愤,却再难写出佳作,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混着也难。毕竟,中国人太多,也不缺你这一个混的。这是我作了十几年“新世代诗人”的一个切身体验。所以如果你在人生的中途,还想维护一种纯粹的写作,自觉地摒弃你所来自的那个“代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与“为被漠视的同代好诗鸣不平”,是一回事,一点也不矛盾。它们均是出于对佳作的热爱,而非对某个年龄层。

    像每一代一样,“新世代”中的绝大多数作者,注定会堕落为垃圾、以及对“今日或明日先锋”心怀不满的人,这是个生理规律——文学与肉体的。有些人甚至已经这样了。但对于我这个同龄人而言,唾弃这些人,并不意味着赞同别人否定他们过往的创作,那将导致一种艺术上的虚伪和虚无。有时,最尊重成就和别人劳动的人,恰恰是那些对艺术生存现状最不满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在告别“新世代”的同龄作者中,我绝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我们都在争取成为那个走到最后的“唯一”的一个。放到“第三代”也一样。难道于坚不是吗?在他那一代,他几乎已经做到了。这也是这位诗人在今天能赢得我这样的后来者尊重的最根本原因。
 
    “新世代”(也包括“中间代”……“N代”)的故人们,路上滑,祝大家走好,恕我不多陪了。不是咱不念旧,是徐某脚底下这双滚轴溜冰鞋,实在停不下来呀……

    2004/1/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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