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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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⑴ 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在西方社会悄然兴起。这种思潮主张放弃现代主义，提出了一套与现代主义尖锐对立的主张。由于思想的激进和立场的偏执，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又无形中将其效应成倍放大，终于在七十年代达到高潮。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是：现代主义仍在发展，世界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科学技术空前进步，可是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资源却渐渐枯竭，生态和环境灾难频频示警，市场经济长盛不衰的神话开始受到广泛质疑；而一度风起云涌、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陷入困境，出路究竟在哪里，人们感到茫然。后现代主义当然不可能为世界指出新路，虽然它一直想这么做；随着讨论的深入，其激进包装下极端保守的本质被人们逐渐识破，与生俱有的极大破坏性反而引起人们警惕，闹腾一阵子也就慢慢归于平息，再没有人谈论了。然而，正当这种思潮在它的原发地走向终结的时候，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那些最初与新技术一同引进国门的后现代主义生硬语词，被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具体内容，经由不断的重复，从陌生到熟悉，纷纷进入主流话语；一个个看似离经叛道的孤立文化现象，经由它的中国移植者们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开始向一起汇聚，在中国躁动不安的思想文化界暗流涌动。就这样，当现代主义的 “思想文化大片”还远远没有在中国社会的大影院里一一放完、许多新名词还来不及消化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已经在朝我们大步走来，这一次它还是比人们想象的更要抢先一步。这当然不仅是救世的机会，也意味着新一轮造神运动的开始，对于正张开思想雷达、渴望从国外寻找精神能量的中国诗歌界当然不甘于与这股新思潮擦身而过。为数不少的新派诗人在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谨慎评估之后兴奋起来，像是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诗歌运动的现场开始了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实践，同时急不可耐地走上前台，向身陷日常生活的紧张漩涡不能自拔的愚昧大众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布道，并以先锋的名义、以诗歌运动的形式把这种主义向前猛烈推进，以期造成“人人都后现代了，我们怎么办”的空前紧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不少诗人因谈论后现代主义而深深受益；一个刚刚从人群里蹭到诗歌面前向内部张望的小青年，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都没有真正弄懂，也可以振振有辞地宣称自己是后现代主义；一些尖锐对立的诗歌小帮派，尽管斗得你死我活，在后现代主义这个核心点上却没有分歧，分歧只在究竟谁比谁更“后”、谁比谁更正统？谁要站出来质疑，则无异于选择与整个时代作战。 后现代主义之在中国死灰复燃，并不单单是中国一批思想文化人惟新是崇、跟着洋人鹦鹉学舌的结果，应当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直接相关。对于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当新世代的阳光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突然涌入之后，人们发现一个预想中的新世界并没有自动到来，结果是：在一只手接过新时代所许诺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不得不把一个被旧体制搞得千疮百孔的旧世界全盘继承下来。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一朝崩解之后所留下的庞然大物，像大山一样横在时代的现场，仍然带着老虎的余威，散发着腐臭的气息，且不时伴有阵发性的痉孪，阻挡着时代的前进，一场清算成为必需。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乃是势所必然。但同样是分解和清理，具体做来却可以完全不同：一种指向建设，通过分解和清理，为新体制新生活助产；一种却指向毁灭，将旧的东西分解干净，连人类文明艰难积累下来的精华部分也一并分解干净，然后大家一起完蛋，——中国当代汉诗写作里的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工作就是如此。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一劫，在朦胧诗寿终正寝之后的诗歌权力空白里，后现代主义写作正在把灾难性的后果猝不及防地强加给刚刚恢复了生机的中国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现代主义激进包装下隐藏很深的极端保守的坚硬内核，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似乎非常明白这样的道理：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神性的统治，不能指望跟神讲理，再没有比将神作废更简单、更容易、也更快捷有效的了；同理，如果断定不能在一场比赛里取胜，与其跟裁判再三求情，再没有比从根本上将这场比赛完全取消来得更便捷、更有效、也更大快人心的了。的确如此；可是我们担心，将神作废和取消比赛，得到的未必就是预期中的天堂。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没有代价，——在但丁的《神曲》里，天堂和炼狱都有人把守，惟有地狱的门完全敞开，没有人收取门票。新诗不是某种时髦“主义”的人质！每一个期望着在这个年代建立诗歌荣耀的人，必以自己的血浇灌它、以全部的人格力量支持它，才有可能取得价值！事实上，我们正在这样做！我们不准备继续沉默，不准备把言说的权利轻易让渡！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我们固然无意于阻止别人下地狱，但是，作为新时期诗歌运动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们对神圣的诗歌负有责任，不允许有人在自己下地狱的时候也拉上中国诗歌、甚至全部人类,——当我们站在世纪初眺望未来年代中国诗歌灿烂黎明的时候，这样的心情甚至更加迫切！ 第一节 当代汉诗的后现代主义症候 反价值：一种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精神艾滋 价值：人类超级免疫系统 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也经历过无数次自然灾害，在这些大破坏中，人类的家园曾一次次沦为废墟。可是我们发现，就在这样的废墟之上，生活却能一次又一次得到重建。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在岁月的长河里，一代代人被死神召走，一代代的文化零落成尘，被深深地埋入地下，可是无论过了多少代，人事有了多少变迁，一块特定地域上的生活，却总能够保持大体相似的形态，除了那些被完全中止、在人类历史上永远失踪的民族，在一般文明前后之间我们都能找到清晰的生长脉络。这种像物种保持自身的特异性一样让人类生活保持连续和形态稳定的东西，让人类得以从一次次大破坏里重新站立起来，并继续向新生活迈进的神秘东西是什么？是文化。在透视人类生活纷纭万象的时候，我们突出地发现了文化的这种独异的功能。这功能，任何别的事物都不能替代。文化的神奇首先表现在对生活的塑造作用。文化不只是文化人的专利，不是远离生活的事物；它通过无所不在的触须，渗透在周围的空气里，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于无声无臭之中全方位发挥作用，呼吸着这样的文化，流淌着这样的血液，我们只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接过了怎样的文化，也就接过了怎样的生活，此外别无选择。这是一种命的规定！我们活着，当然是在创造生活，可是我们的创造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盲无尺度的胡乱折腾，我们从文化起步，并且参照了文化的标准。由于文化的存在，我们有幸避开了前人走过的弯路。文化使每一块土地上的生活保持延续。任何民族的强大都是文化的强大；任何民族的衰落，也一定是文化的衰落，正是文化的这种克隆的作用，使任何生活的副本都保持了与正本一样的有效性、同构性和外观的相似性。文化有时候会变得固步自封，完全依靠惯性推动，变成了对生活本身的桎梏，这时候文化内部的力量会自动走出来，将桎梏打碎，使生活重又回到健康生长的轨道。文化的这种塑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文化就像空气一样笼罩一切，雕刻的刀就拿在手里，一刻也不停地工作，它只是工作、工作，不声不响。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里，任何个人——即使是言出法随、威加海内的皇帝，想要摆脱这种塑造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完全离开这个文化，有能耐将这个文化完全中止。可是，文化的秘密又在哪里？它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主要通过了什么样的机关呢？当我们深入文化烈火熊熊的核心，终于看到了那个核心构件，这就是价值。——对了，任何文化都必须通过它特有的价值系统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文化不等于法律，不能靠国家机器去保证它的贯彻，但由于价值系统的普世有效性，一切指向根本价值的事物，将被认为具有价值；一切背离了这个价值系统根本指向的事物，都将被认为没有价值，因而受到强烈质疑和坚决排斥。价值法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审判，任何渴望与价值系统平起平坐、甚至凌架于价值之上的企图都被认为是非分之想，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喝斥；任何与价值系统的终审判词进行对抗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无益。价值系统是自我肯定的，是自在自足、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的；它目标明确，步伐稳健，不需要别人过来肯定，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走完全程。价值系统一旦成立，就成为超稳定的东西，它是一次成型的，很难在其中打进楔子，时代的一切创造、学问、知识，都不过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拓展了它的边界，丰富了它的细节。它甚至一贯单独对外，因为它通常武装到了牙齿，可以将任何否定的企图和外来的侵袭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价值是穿行在文化内部的保护神，人类确保自己免受伤害、一旦受到伤害，能够很快恢复的强大免疫力就来自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从这里得到神旨。它甚至是美的，每一种不同文化里的价值体系，都有着严谨的结构和美轮美奂的灿烂外观，但首先是因为它十分管用，人们不可或缺，有价值在，人类可以面向未来而无所畏惧。人们接受价值是完全自愿的，因为人们心里明白，这样做十分划算。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就是无论这个世界上民族习惯如何多样，如何相互冲突，有时候甚至是尖锐对立，你死我活，可是总有一些价值指标完全重合，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价值与利益不同，一种普世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系统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世界的现实。这种价值是终极价值，其他价值都由它派生。越是这种价值，越是处在价值的最高层级，越具有根本性，是人类幸福的定海神针，是人类生活大厦的根本支撑。人类所有的生活就在这里建筑起来，生活、包括文化现象，不过是它的外观。人类社会能够从一次次战争、一次次天灾人祸的打击下站立起来，生活能够一次次得到重建，最终靠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里这个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保留着生活的种子，一旦受到损害，只要这个价值系统还在，它一定会答应、并且帮助我们很快将生活复制出来，这是生活虽历经劫难而不被打败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解构的刀锋对准了价值。中国后现代主义所要做的，乃是要将那个使生活得以延续的价值系统全面颠覆，从而将人类抵抗外界侵袭的根本能力彻底摧毁。这一招可是够阴、够损的，令人想起从内部摧毁人类免疫系统、最终导致人类百病齐发而死、且极具传染性的艾滋病毒。 周伦佑与反价值 早在周伦佑于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之交写下《反价值：对既有文化观念的价值解构》一文的时候，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开始正式登场了。这是中国诗歌里最早、也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是一篇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总宣言。我丝毫不怀疑周伦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显示出的过人才华，也没有怀疑周伦佑动机的纯洁性，他几乎是一片赤诚，想要抢在时代之先说出某种发现，而且在事实上极为准确地为中国社会、也为中国诗歌预见了一个陌生时代的到来。但我同时也没有把反价值看作周伦佑个人的原创。在一个弱势文化的语境里，引领思想文化的动力源在哪里？当然在外国。中国后现代主义很贼，他们知道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度里，外国的思想往往是本土思想文化的最好包装。外国正在做的，或已经做成的，一定是中国下一步即将做的，这一点在以往所有的试验中可以说屡试不爽。这不是一个在一切方面都在同国际接轨的时代吗？有了这个“拿来”的时间差，完全可以确保他们每一次都能够比一般人抢先一步。在他们那里，开动所有的思想雷达，每时每刻都在寻找着来自异域的灵感和思想能量，以便为本土思想文化运动的现场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的思想力量，早就是一种精神常态。——我相信周伦佑就是这样的人。他以真理的发现者的语气进行布道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坐在人类文化最核心位置的东西——价值被他发现了： 我说你们还是错了。每一次反文化之后，文化很快卷土重来，轻易地吞噬反文 从这时候开始，那个藏在文化深处的东西似乎真的被周伦佑们“捉住”了。作为一位杰出的青年诗人，周伦佑以他敏锐的嗅觉，早在十几年前，就以《反价值》一文准确地预见了中国大地上这场诗歌的灾变。他预言并顺应了这场灾变，他因而成为这场灾变的第一受益人，在“非非诗派”广受注目的同时，周伦佑理所当然地成为明星，居然被新近的一篇文章推为“当代诗歌大师”。但周伦佑明智之处在于，他只是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为即将发生的事情作出了自以为周详的谋划，并没有对这个反价值的时代进行任何道德评判，他甚至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感到忧心忡忡，以至不能不一再喃喃自问：“这就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抑或是价值转换的必须代价？” 后现代主义在国内诗歌写作里的实践始自非非主义 作为继朦胧诗之后兴起的一种诗歌流派，什么是“非非”，什么又不是？至今没有见到权威的界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肯定是一个暴力色彩非常浓厚、破坏欲溢于言表的语词。“非非”当然不可能是一种温和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甘于墨守成规、久居人下、只能向一切权威俯首称臣的东西，若非如此，又何来“非非”！所谓“非非”，用“非非”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存在。就是一切皆“非”，也“非”一切；他们的理论是“非非”，手段是“非非”，武器是“非非”，目的也是“非非”，“非非”的逻辑如此明晰：即通过“非非”，最终连使一切皆“非”的“非非”本身也一起“非”掉（如果说最终想留下一点什么，恐怕也只有这个“非非”本身能够幸存下来了），让世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这是典型的中国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它那有力的十六个短杠，就像十六支匕首和短枪同时指向四面八方，恰到好处地象征了“非非”与世界尖锐对立、绝不妥协的反叛风貌，让我们联想到那个象征纳粹在每一个向度上都所向无敌的带钩“万”字符——“ ”。“非非”既然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看守下把魔瓶打开了，封存其中的“反”字牌魔鬼纷纷出笼，也不足为怪了，因为路是“非非主义”早就给铺好的。这些年中国诗歌界最流行的语辞就是：反文化，反崇高，反神圣，反传统，反权威、反等级、反诗、反小说、反艺术、反宏大叙事、非中心、非深度，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作是 “非非”的另类表达和自然延伸，且呈无限增殖分裂状态。可真是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反”了的时代，凡新人出台，无不以“反”字当头；攻城掠地，无不以“反”字开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颠覆”，还有一个词，叫作“解构”。中国后现代主义声称，就是要用诗歌写作的实践，去“解构”传统，把那些貌似神圣的庞然大物一个个打回原形，让意义和价值都“消解”在一片无意义的状态之中，就像固体消解于水，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虚妄，本来就不存在。不要以为后现代主义诗歌发生学有多么高深，从本土写作到后现代主义写作，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样一个反对的叫嚣如此密集的时代氛围里，一个顺民也很容易受到感染，以为一次革命真的已经开始；同时后现代主义又是这么简单易学，只要你举起反旗，你马上就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一个端着枪向前大步走路的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突然将枪口掉转，——并不一定要求真的开枪，你只要做出这个动作，也立马就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箴言是：枪杆子里面出诗歌。后现代主义的万灵咒语是：凡是你们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你们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后现代主义的第一口号是：造反有理。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切都将以表现论定：你越是表现积极，越是声音高亢，越是有可能成为最先进的后现代主义。如此看来，对于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们而言，中国当代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实践，不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诗歌里的重演。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革命 不过这一次革命，不是政治经济领域里的，而是诗歌领域里的。说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主体看，操作“革命”的恰恰是文化上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配革命，看来已成铁律），一群最不具有文化优势的后“文革”愤青，名不见经传的文化无名之辈，一群虚无主义的文化游民，其主力是一些油油的、有一点才气的文化流氓和痞子无赖，充满了“彼可取而代也”的文化政治野心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献身热情，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敢打敢杀敢冲敢大声喊口号，相信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名利，善于用一套行之有效的黑帮办法组织诗歌圈子，抱成死党，与“文革”中的红卫兵做派十分相似；说它是“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们是以“革”掉真正的文化之“命”作为指归的，是一次文化上的改朝换代：一是从范围看，严格限定在思想文化范围，绝不超出思想文化的边界，属于秀才造反的一类，既时髦，又安全，不会有法律方面的麻烦；二是他们不是泛泛地反文化，而是紧紧抓住了文化的核心构件——价值。价值如果是文化的睾丸，这睾丸已经被他们牢牢地握在手里了，这使他们的反对因为抓住了最要害的部位而轻而易举地就能动摇了对手的命脉。这场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之交的思想文化运动，比起毛泽东发动、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的十年文革，来得更彻底、更根本、更深入，影响更深远，破坏性更强，目标找得更准。在他们挑战权威、推倒偶像、指望登堂入室的时候，也把精神的暴力扩张到很远，就像风暴的出场，必然是携带着盲目的力量，将沿途所遇到的一切统统摧毁，夷为平地。毛泽东号召做而没有做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的，这些人做到了。“文革”还只是砸一砸神像，打倒几部戏、批臭几本书，打倒一批大权在握的“走资派”，一直在文化的外面，这一次却是直奔要害，精神暴力矛头所指，直逼核心所在的文化后宫，具有一剑封喉的致命威力。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把“解构”的刀锋对准了“价值”，它藏在最隐秘的地方，可是这些人将它拎了出来。他们发现正是这个自成体系的东西，让人类从容、优雅、自信，能一再面对历史上的劫难，像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一样，能一再从火焰里再生，却让自己显得极其丑陋和苍白，这一点让他们很不舒服。如果人类一直像这样优雅、自信和从容，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戏唱。诗歌的造反派们于是抓住反价值这一核心，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攻城掠地，疯狂推进。十年“文革”反文化、反传统，其实只是反一些很表相的东西，本意也不在文化，但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动乱性质，“革命”的结果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国家濒临崩溃，最后不得不由执政党出来强行中止，草草收场；而这次目标准确、定位准确、直奔要害、旨在从根本上摧毁文化的运动，却由于被小心地限定在安全的思想文化领域，不至于威胁安定团结，故而得到了权力话语的容忍，得以一步步做大，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清算，似乎仍在“健康”发展。 就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张骨牌倒了，后面的骨牌也只能跟着倒掉 这当然完全在预料之中：中国后现代主义者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那些千百年来被人类价值深深压抑而羞于露头的东西，都在这里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披上了一袭时髦的国际外衣。后现代主义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注定是影响深远的事业。价值作为人类对付外部世界的最锐利武器，在后现代主义所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里被缴械，人类的防卫能力被彻底摧毁，人类精神的圣殿那一大片壮伟的建筑群，被这些人毫不犹豫地夷为平地。中国后现代主义者所要反对的，最初不过是要反掉那些貌似价值、而其实不是价值的伪价值。这些东西不是价值，甚至与真价值根本对立，对于真价值是有害的、破坏性的，由于羡慕价值一超独大的崇高地位而一再冒充价值，并利用强大的行政资源，靠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力，一度取得了惟我独尊的地位，反掉它们是完全必要的，是价值自我清理的应有之意，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野心并不在这里。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反对是永远不会到头、没有边界的。因为反对是一件好事，通常还可以有利可图。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可以再在这个世界上充任法官。除了个人意志，再没有什么更能够高高在上，像神一样凌架于芸芸众生之上。长期凌架于个人之上的只有神，可是神早就被他们打倒了。现在只剩下价值，他们以为反掉了价值，反文化的时代大业就做成了，而文化曾经被认为是妨碍他们幸福的一个根本指标，因而一旦反掉了文化，他们也一定幸福，后现代主义的天国也就得以建成了。上帝死掉以后，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人；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总是瞪大眼睛紧紧盯着，一刻也不放过扩大权力的机会，时刻盘算着如何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以便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不过我们委实担心，一个没有神的、完全由欲望无限膨胀、对一切最高律令拒不听从、谁也不鸟谁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只能是地狱的代称，我们并不对这样的社会抱有希望，对构成这个天国的诗歌部分也不抱任何希望。 向下走：一条从根本上取消诗歌的罪恶路线 向下走，还是向上走，诗歌的生死路线之争 中国后现代主义登上诗坛的时候，正是朦胧诗走向式微、中国诗歌急于寻找出路的时候，诗歌要分家，也只能从这里分起。这里存在着一个诗歌的拐点。向哪里走？向下走，这就是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回答。这是一条路线，它在按自己的方向延伸，不到全军覆没，决不会自动停止。 在后现代主义写作中，诗歌虽然冲在最前面，但“成绩”最大的不是诗歌，而是小说里的“痞子写作”和“身体写作”；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经典之作的也不是诗歌，而是影视里的《大话西游》 中国后现代主义写作是一个信徒众多、吵吵嚷嚷的大家族，虽然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同的倾向，内部也有内斗、有倾轧，派系林立，结怨很深，可是要看清这个家族的全貌也不难。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凡是一切“反”字当头的东西，都可以归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一些东西，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里都可以找到对应。若细细说来，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文学里成绩最大也许并不在诗歌，而是以“痞子文学”著称的王朔小说，还有以“露阴癖”和“窥阴癖”为主要指标的“身体写作”。前者以《动物凶猛》、《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永失我爱》、《空中小姐》、《浮出海面》、《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人莫予毒》、《玩得就是心跳》等小说为标志。这些油油的、痞劲十足的新型小说无事生非，坐镇京城，把能量源源不断地辐射到全国，为作者王朔带来了响亮的名声和可观的经济收益。这种写作后来又转向影视，借助最大众化的传媒继续发展，到《编辑部的故事》那样无穷无尽的无聊调侃、外加一点搞笑内容的肥皂剧，《我爱我家》（王朔参与策划）那样以逗人茶余饭后轻松一乐为目的的轻喜剧，以及《刘慧芳》（改编为电视剧《渴望》）那样夸张、煽情、以赚取大众眼泪为目的的当代传奇达到高潮而盛极一时，王朔因此博得了“神州第一侃爷”的美誉。有公刘等文学前辈曾起而指斥其“痞子写作”败坏社会风气，而“侃爷”则以“我是流氓我怕谁”起而回应，还把自己的黑白图像大大地印上书的封面，再划上一个大大的红色“×”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后者包括时起时落的美女写作、妓女文学、美男写作等，最有名的有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一样疯狂》、棉棉的《每一个好孩子都有糖吃》、九丹的《乌鸦》、葛红兵的《沙床》，也许还包括少年作家韩寒《三重门》、《零度以下》等反映新新人类离经叛道生活的成长小说，直到以在博客中国连续张贴性日记——《遗情书》而一夜成名的木子美和在网上连续张贴自己裸体照片、并配以淫荡文字的女编辑竹影青瞳达到最高潮。而最成熟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被认为是影视里的《大话西游》。这部由香港影星周星驰等苦心经营的搞笑之作，本来是没有任何人文精神内涵、看过之后让人肉麻至极、难过得要死的纯粹商业运作，最初也反响平平，后来却阴差阳错地被后现代主义“拿来”，成为后现代主义写作在中国的经典名作。原因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发现，这部电影用嬉皮笑脸的艺术手法，荒诞不经的情节设计，无情地解构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神圣使命（这些人可是一定要搞出一部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文本来的，不然何来令人信服的后现代主义！）。在《大话西游》这部电影中，权威——唐僧，罗哩叭嗦、可笑而又无力的政治老太太；英雄——孙悟空，见利忘义的土匪；忠诚——孙悟空不断犯上，唐僧与孙悟空的师徒关系彻底瓦解；责任——护卫唐僧取经，可是孙悟空屡屡拒绝⑶。这些情节设计迎合了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大学生们从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认为“这个电影把神圣的使命给解构了，把师徒关系给解构了，把观音菩萨那样神圣庄重的东西也给解构了。用一个词，就是颠覆。……之所以在年轻一代产生那么大的反响，主要宣扬的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已经在青年中流行开了，开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⑷“《大话》是我看到的最典型的后现代作品，......周星驰的无厘头本来就是后现代的经典形式，在这部片子里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⑸随后《大话西游》不断升温，被更多的人们视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进而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向传统挑战的一次胜利。如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在诗歌里本来表现平平，非非主义虽然是后现代的中国始祖，可是只有后现代主义理论，却没有后现代主义文本；直到韩东之流起，诗歌里才有了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诗歌文本，尽管没有产生公认的经典作品，但强没有以为有，庶几也可以勉强拉来充数了。 方向定了，中国诗歌的命运也就定了 除了向下，还是向下。谁向下谁先锋；一人向下，全派光荣。谁向下最坚决，谁就是真先锋；谁能将向下进行到底，谁就先锋到死。自朦胧诗以降，各色运动纷纷登场，主义一浪紧追一浪，大都不出这个向下的调调。人而无耻，不知其可，诗也一样，什么都无所谓了。要么从精神的高地上下来，大约那里清冷，高处不胜寒，诗歌再也不愿意回去，一头扎进了人间声色犬马的漩涡，脸上挂着幸福的表情，一天天变得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乐没有任何关系。要么自甘下贱，像一位淫妇，不时走到大街上进行性挑逗，以招徕过往行人，一副人尽可夫的样子；要么将艺术残剩的那么一点高贵趣味和精美品质完全消灭，使艺术急剧沦落，变得灰头土脸，一身肮脏，像一个在城市里到处游荡、只能以垃圾为伴，而不知今夕何夕的诗歌乞丐。诗人们不仅拼命地渎神，而且一个比一个更起劲地自虐自渎，可是一个个又无一例外地把这个当作英雄，以为是在中国诗歌里完成了什么英雄的壮举。这是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是一个“过把瘾就死”的世界，没有任何前途和亮光。这个世界里，除了对生活的怀疑、否定和对欲望满足的疯狂追逐，再没有其他东西。艺术作为一种严肃的事业已经成为过去，生活得以存在的理由和支撑生活前进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被完全抽空，谁也别想再在这个世界里充任法官，大家彼此彼此。可是也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为艺术而艺术”，谁要这样看肯定大错特错，这些东西社会作用非常明显，就是使人更坏、更暴力、更法西斯，也更加厌倦和绝望。虽则如此，他们还要冲到市场上来，让人们为这些东西慷慨付费；还无一例外向社会要求艺术的荣耀，如果不把它们高高地供奉在艺术神坛最突出的位置上，一定要口吐牛逼，骂骂咧咧骂个不停。 从时代的堕落，后现代主义诗人找到了向下的理由 最怕的不是被人议论，而是不被议论，只要能够被人谈论就好，最好是臭名远扬，能够千夫所指，那就更是再好不过，他们从此也可以做一名人行走天下了。谁胆子更大，把事情做得更绝，谁就是明星；谁最聪明，最会炒作，谁最能把这样的事情进行到底，谁就是英雄，谁就受到拥戴。在这场中国诗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向下的比赛中，后现代主义诗人们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一个比一个跳得更快，更义无反顾。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诗人曾经在历史上操作了无数的新花样，谁也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这样疯狂、这样敢把事情做绝，不留后路。后现代主义诗人从不问时代真正缺少什么、需要什么，——他们说：我们是时代的儿子，因为时代向下，我们所以向下；因为时代淫荡，我们所以淫荡；因为时代垃圾，我们所以垃圾。你听听，还挺理直气壮的呢！就像一些振振有辞的怨妇，他们不知道历史上，凡伟大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是代表着时代的正面力量出场，——在他们那里，时代的堕落，不但不能成为诗人堕落的理由，反而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最高律令！ 大放血：一场只有欲望一个角色的可耻表演 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五个倾向 回顾中国诗歌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大分化开始，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大体经过了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是相互仿生、层层递进、先后有序的父子关系，一代一代都有着明显的师承，这当然是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铁杆分子，长期以来时刻注意发现和网络新生力量，并不失时机地进行提拔、栽培的结果，但这五代人在保持纵的父子关系的同时，也呈现出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彼此呼应的横的复杂面貌—— 非非化 “非非主义”的诗歌实践是失败的，以“非非”代表诗人周伦佑的诗《自由方块》《十三级台阶》而论，在炫目的外观下面，仅仅是对于真善美等终极价值的剥离和虚置，呈现出某种废话现象。这种诗歌呈现出美与思想的分离，把诗歌的形式美推向了突出的位置，空有绚丽的外观而没有什么思想意蕴，在艺术上的开启作用是：诗歌的美可以与思想意蕴和精神的寄托分开，诗可以成为一种没有任何意义附加的形式游戏，没有意义就是意义，没有寄托就是寄托。这里大约已经隐含了“诗到语言为止”的意思，只是没有明说，但看来不过到此为止，这些诗歌还谈不上“反价值”。 日常化 “非非主义”反价值空反一场，只有“非非”理论，却没有“非非”诗歌，诗歌的“非非”化，只能由它的继承者“日常主义”来完成。日常主义诗歌，其精神指向是非英雄化；在取材上是日常化；在语言上是口语化，与生活采取同一层面。从这个时候起，反英雄、反崇高、反神圣、反抒情就开始了。与海子圣化诗歌的动作相反，这种写作将诗歌俗化，从精英的状态解放出来，让诗歌高蹈的足迹落到人间，在朦胧诗后期的背景下自有积极意义，可是它的追随者们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显得更狠一些，更绝对一些，不然就有些“中庸”，就不像是一场痛快淋漓、势如破竹的诗歌运动；他们要把英雄的铜像抬走，使诗歌完全匍匐在地上。任何哪怕一点上升的企图，在这些诗人那里，都被认为是高蹈，从而招致一片嘘声。朦胧诗主将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人” 其姿态比起英雄已经下降了很多，在日常主义这里被再次强行按低，开始变得平凡琐屑起来。北岛曾代表一个时代喊出强音：“我不相信！”北岛显然是针对伪价值有感而发，到日常主义这里，连真价值也“我不相信”了。日常主义心仪的人只有一个“自己”，可是这个“自己”是被矮化的，被七情六欲层层捆绑的，什么民族国家人类这些大词及其终极关怀统统没有。他们只关怀自己，可是我们看到，即使是对“自己”的关怀也一点都不“终极”，因为所有的“终极”都是险境，在日常主义诗歌这里却一切都很安全；也没有奇迹，只有对平凡生活的津津乐道和对于琐屑事物的反复咏叹。——日常主义借口诗要说“人话”，不肯再代神立言了。他们津津乐道的，不过一些鸡零狗碎、婆婆妈妈的小情感小趣味，并把这些当成了生活的全部。——你们要记住，这就是中国诗歌堕落的开始！中国诗歌精神长城的第一个缺口就是从这里被打开的！这个被大大矮化的自我，既不敢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不敢面对中国的思想现实，甚至不敢面对自己剧烈冲突、暗流涌动的灵魂现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容模糊躲躲闪闪，有滋有味地过着平庸的生活（如于坚《尚义街6号》里的抒情主人公），并不时为自己找到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诗歌当然也结下一点优秀的果实，比如于坚，但于坚最上乘的诗，其实都是对俗化倾向比较克制的部分。换句话，凡是成功地克制了俗化倾向的诗（比如《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棵避雨的树》等一批精彩的短诗），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反之则一定是坏的，而且越是这样，就越是垃圾。在那里找不到关怀和悲悯。于坚似乎更热衷修辞方面的试验，以长诗《0档案》为例，密集、僵硬的语词，源源而来，层层码放，密不透风，诗人于坚为我们砌了一堵实心的“砖墙”，沉闷而缺张力，让人喘不过气来。有论者指出：这首诗告诉我们，人间就是地狱，你一出生，一切都被这个世界规定，编码排序了。真的如此吗？好怕怕呀！可以如此篇幅，只为指出这样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不是太过浪费？且被于坚指为人间地狱的情境，也只是一部分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更多的人是想被收编“编码排序”还不能够，可望而不可即的。其实人类痛苦最烈不在这里，只是诗人不愿看见。于坚的写作，客观上加剧了时代的下滑趋势。诗自于坚以后更日常化了，无论态度还是语言，更贴近日常生活了，也更琐碎、更凡庸了，更婆婆妈妈了，社会批判力丧失殆尽，对善恶交织纷至沓来的精彩现实失去了反应能力。面对血肉横陈的时代现场，诗歌充当了麻木的看客。同时作为诗人，于坚又很矛盾：一方面他不满于北京诗歌圈对诗歌话语权的牢牢把持，致力于扯起民间诗歌起义的大旗进行诗歌北伐，另一方面却又善于炒作，一次平常的诗学论争，在他那里可以上升为一次据说是叫作“盘峰论剑”的著名事件；一方面他看起来雄心勃勃，似乎有意担当起对于当代诗歌建设更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又热衷于组织圈子，对有害的诗歌倾向大肆吹捧；一方面于坚强调尊重传统，称自己是一个“后退的诗人”，对“先锋”的指认却又全盘笑纳，接受了伪先锋诗歌阵营的香火膜拜，同时对起劲拍自己马屁的人投桃抱李、大抛媚眼，为了吹捧一向跟屁的小马仔，不惜离开事实信口雌黄。于坚不可能对当代诗歌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他看来，当代诗歌堕落得还不够，沉沦还远远没有到底。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要维持一个诗歌的混乱局面，确保自己在这样的格局里得到更多。 解构化 指以“解构”的取向、用解构的小技巧速成的和批量炮制的诗歌。这种诗歌继承了日常主义的全部遗产，并迫使诗歌继续向下。诗歌从此一落千丈，只能被迫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滑行。要么正话反说，在诗歌里说一些调皮话，来一点类似脑筋急转弯的惊险动作，要么来一点小情境、小机智，耍一点小聪明，喊一点耸人听闻的口号，要么摆一个谜局，直到最后才说破谜底。有一首诗作了许多铺垫，最出彩的一句，就是说马克思如何如何把燕妮按在桌子上狠操。还有一首叫作《私拟的碑文》的诗，通篇模拟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亲笔题写的碑文，但是在他那里，永垂不朽的事物已经不是人民英雄，而是偷换成了奸夫、走狗、地痞、恶棍、卖国贼、天下最坏最坏的坏蛋，令人想见中国绘画里一度风行、很快又不了了之的、专拿伟大政治人物开玩笑的“政治波普”艺术。这类诗干瘪、概念化，白开水煮萝卜，有些明显就是十足的反动口号，对神圣事物大泼污水，没有一点诗歌的美和意蕴，常常粗话入诗脏话入诗，活脱一泼皮无赖，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泼样。这类诗人有的就是日常化诗歌里的核心人物，比如韩东。韩东自他们诗派起家，很会倒腾，只是诗很一般，即使是在解构主义诗歌里，也是最没劲的一个。他解构得没有一个名叫伊沙的人起劲，也不如这个伊沙多产。韩东有一首名叫《有关大雁塔》的诗，诗里说：“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志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⑹这首诗被不少论者引用，据说好就好在从诗歌里“消解”了“英雄”的概念，为诗歌排解了“英雄” 的毒素。还有一首一再被人引用的诗名《车过黄河》，出自伊沙手笔，诗里只是说如何在车过黄河的时候向黄河撒尿。人们引用这首诗并不是这首诗就好，至少在一部分论者那里，只在于用来说明诗歌的离经叛道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且不说在火车的小小卫生间里向很高的小窗外撒尿，在技术上是多么不可能），仅此而已，诗人自己却跳了出来，得胜似的一再这样念叨：古今诗人多矣，只有我可以用撒尿的动作，将黄河的神圣意义“消解”得荡然无存。为了不断生产出后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一些诗人技尽辞穷，就像一些末流小说家纷纷改编“红色经典”一样也打起了唐诗的主意，争相“解构”唐诗，弄出一些支离破碎、让唐人笑掉大牙的东西，将伟大的唐诗糟塌得惨不忍睹，还自吹为当代诗歌的“鸿篇巨制”，——不知道可怜的宋词能不能避免重蹈它的唐诗前辈覆辙，侥幸逃过此劫？ 色情化 以下半身诗歌为代表。兴起于二零零一年前后，不过是对小说里美女写作、身体写作的诗歌形式的抄袭，本身没有什么创意。在各个国家的文学史上，历来都有人把兴趣集中在性器官及其性活动，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也不愁没有人起劲地叫好，可是这样的东西从来不登大雅之堂。性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下半身诗的创意只在于，他们比历史上那些香艳色情文学走得更远，更黄色、更下流、更地摊一些，实现了当代文学里身体写作的诗歌化。他们是色情产品，却不是诗歌，与诗歌的精神背道而驰。这里有一首出自某女下半身诗人的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⑺—— 哎 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这首诗直接写做爱，而且极为罕见地采用女性视角，用这么多中国字，只喊叫了一句口号：“性快感好，性交万岁。”一片淫声浪语，一种欲仙欲死的媚态溢于言表，令人一读便想入非非，难以忘怀。传统里忠贞不渝的爱情没有了，这里只剩下快感，只剩下做爱的动作，和“再舒服一点”的连连呼叫，快感消解了意义，消解了爱情的神圣。而这还是下半身诗歌里最干净的代表之作，另有一首《×之歌》的诗，洋洋百余行，整篇是“我要日×”的叫嚣，脏得我这里就没有办法引用。另有某下半身诗人新近出版的一本诗集，则通篇是如何嫖妓的男性心理记录，西门庆再生借诗吐露心迹，想必也不过如此。这类文学注定是短命的，基本算不上是诗歌的流派，不过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色情文学在新形势下的中国诗歌里改头换面的重新出场，没有给诗歌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只有那些吃错了药的疯理论家在弄所谓文学史的时候，才会把它看作诗歌的流派，顺便将其中一两个人的名字写在那里扮酷。果然没有多久，一年不到吧，下半身轰动效应尽失，该卖的货色全拿出来卖了，新货色却明显难产，再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下半身现在场子（诗江湖论坛）很冷，如果不是有所谓几大“美女诗人”在场，大抵还要更冷。 垃圾化 垃圾派显然又是对下半身的一种抄袭。诗歌到垃圾派这里，整天不离屎、尿、粪便、精液、酷刑、痰迹，等等，一时甚嚣尘上，一片乌烟瘴气。据说垃圾派出世之初，就和下半身闹出了一宗公案，核心是谁比谁更“先锋”。垃圾派里，最好的诗尚能摆脱无聊，有一种冷峻和刻骨的深度，可惜不多，大多不惜将诗歌弄得充满血腥和肮脏，是诗里的邪教和恐怖主义，垃圾诗是一个绝望的世界，仍以耸人听闻为能事，终不脱哗众取宠的企图。 反着来：一个阴险而且一用就灵的写作策略 后现代主义不仅创造了争相向下的诗歌，也创造了一种反着来的写作策略 这个行当的费效比和易于操作性，极大地鼓舞起一些初学者的雄心，大家以为诗歌不过如此，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从破坏进入诗歌。正如吸毒，或者手淫，虽然每一次都带来颓唐感和罪感，但却方便，不花钱，省事，对羸弱者正可聊备一格，不失为一种解决紧张的有效途径。在后现代主义这里，诗歌不是一种写作，主要看你能不能抢先提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极端主张，是不是能在既有诗歌格局里成功地组织一次有足够破坏力冲击力的“起义”或者“哗变”。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在诗歌史上“戳上一笔”（他们一方面神化了文学史，一方面还是不忘对一些躲在高等学府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傻蛋理论家极尽吓唬和哄骗之能事）。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使他们焦躁，以致在操作上不择手段。随着所谓第二诗界、民间诗界的开辟，他们把作为容纳高难度精神创造的诗歌界，变成了一个充满流寇、到处开满黑店、极端险恶的诗歌江湖，在这片诗歌的丛林里，一样演绎着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甚至比所谓官方诗界还要保守、黑暗，没有一点希望。在这里，只有弱肉强食和卖身投靠，除非那些底气十分深厚的角色，在这里混的诗人不少人格扭曲，到处打上了奴才的可耻印记。甚至相互的漫骂、攻讦，也成了一些诗人暴得名利的手段。一些诗人惟恐提出的主张还不够极端，不足以吸引世人眼球，只恨不能冲上互联网往自己脸上泼屎倒尿。他们急于说明，时代变了，现在是后现代了，一切都必须“后”起来。“诗是不知道的，在路上的”（于坚语），因此无论怎么搞都可以被允许，一批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主张就这样提了出来。 后现代主义的永恒公式：异端等于正统 从现代文艺运动的历史看，无论哪一种主义，无不以异端的面目出现，后起的艺术势力要撕开铁幕登堂入室，一般都以挑战作为基本姿态；欲推行自己的主义，必先拿前面业已功成名就的主义开刀祭旗。一无所有的人，也敢于走近大师，去宣布他的事业已经失效。他们倚重的方法就是运动，手法不外以下几条：选择权威目标，突然发难，迅速抢占制高点，让对手措手不及；先发制人，然后步步为营，再图占领全境。兼以破坏性的东西，往往更具机动性、突击性，它躲在暗处，对主流艺术实施致命一击，连连得手。这种以打击和破坏切入诗歌、试图从反面走一条捷径以求登堂入室的手法，已经作为一种成功的范式被固定下来。从最初的未来主义，到达达主义、诗歌里的意象派，再到象征主义、美国的垮掉一代，意识流小说，自白派诗歌，再到后来的后现代的解构理论，现代艺术的风暴一波比一波更猛，都是按着这样的剧本、念着这样的台词在一幕幕上演。道理很简单，在艺术事业里，破坏的力量一般总是占据着上风。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破坏的东西至少在道义上更占优势，更容易得到传播和效仿，因为新东西的频频打击，已经使人们失去了对于破坏性病毒的防卫能力。且从破坏的一面看，既不需要多少才华的投入，也不需要什么专业的训练，在传统长久的似乎不可动摇的威权统治之下，将轻而易举地赢得掌声，如此划算的事何乐不为？破坏意味着对权威的怀疑，又可以天然地拥有一种挑战的姿态，从而给自己涂上一抹“革命”的油彩，在这个崇尚破坏的、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年代里博得同情。破坏行为如此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又使人们误以为这些破坏者可能真的一个个身怀绝技，非同凡响，从而对这些新的人物怀抱敬意。它的收放自如、可大可小，它的费效比，综合考量起来都是非常划算，自由的渲泄，挥写着精神暴力的万丈才情，不仅合法，而且快乐。在破坏的行动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允准的，一个破坏的天才也可以成为所谓的“恶之花”，从而成名成家，被人膜拜。破坏而且可以和艺术上求新求变的永恒要求合流，从而披上一层“先锋”的外衣。破坏的市场如此看好，登高一呼立马应者云集，总有众多潜在的充满反叛激情的青年起而效法，这使得的任何破坏性的艺术流派，一经出现迅即风行全国，形成威力巨大的艺术风暴。在这里，艺术作为对一种危机的解决，却变成了一种不断制造危机的方法。这二十年的中国诗歌，到处充满了流氓无产者的精神狂欢，艺术扮演了撒旦的角色，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无一不遭受重创，到处一片瓦砾。巨大的冲击力，再加以旗帜鲜明的反传统态度，使它在另一面又带上了某种敢于与通常总是与权威并排坐在一起的传统叫板的视死如归的决绝和勇气。暴力模仿暴力，暴力欣赏暴力，暴力和暴力臭气相投，胜利会师和弹冠相庆，形成了现代艺术的混乱源。这些人反了，还要沾沾自喜：看，我们多么能干！只有我们敢于蔑视成法，将一切打得粉碎！而大破坏的灾难性后果，却只能留给社会承担，最终每一次大破坏过后，只能由正面力量出来收拾残局；人类正面力量的坚强的生命力，似乎也为艺术上一连串一刻也不停止的、一次比一次威力更强大的大破坏，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这真是一场互为敌手的混战，看不到有想要收场的迹象。这些相继出现的现代艺术流派，以强大的破坏性为标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在人类精神的后院，合谋发动了一场接一场以竞相“说不”为标志的精神暴动，为古典艺术的辉煌时代黯然地划上了句号。像曹雪芹、托尔斯泰、歌德、鲁迅这样一些一身正气、为人类良知化身的艺术大师将永别于人类，——少量大师就够了，人类的广场太小，不能容纳太多的青铜雕像，尤其当一些人还暗暗盘算着如何将自己提前定做的雕像趁机摆进去的时候。 破坏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得逞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的思考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破坏具有突发性，迅雷不及掩耳，令主流艺术防不胜防，具有先发优势。它那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的游击性，真是活学活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而它那种试图以弱胜强的、只要达到目的、什么办法都可以使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战法，极类似新军事战略上的所谓“超限战”，完全不按规则出牌，往往非常奏效。二是从起源看，艺术本来就有一种向淫糜倾斜的倾向，向色情、向享乐、向逸乐、向声色犬马一面倾斜的倾向，与破坏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抛开艺术的教化作用不谈，几乎可以说艺术就是享乐，因为它给人带来快感，并以此作为存在的条件。艺术是一个好东西，可是天生缺少骨头，说不起话，因为它一刻也离不开人的供养。一方面，艺术是一种表现，正如饱暖思淫欲，只有生活无虞，才谈得上表现，才有向艺术转移的过剩能量，也才有这个转移的闲暇和资格；另一面既为表现，不是表现给人看，就是表现给鬼神看（如诗乐舞最初就产生于礼神的庆典和驱鬼的宗教场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就决定了艺术天生有一种取悦受众的倾向。艺术需要捧场，需要喝彩，没有掌声的艺术，只能从公众的舞台上黯然退场。于是，通过迎合受众声色犬马的享受欲望以博得喝彩和掌声，就成为艺术最省力的途径。在艺术家最没有人格力量的时候，就更是这样。在相反的情况下，艺术家心灵和人格的力量会给艺术以强大支持，迫使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一旦艺术家心灵力量弱化，艺术会毫不迟疑地滑向坏的一面，——艺术的没落就是这样，完全取决于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也有的艺术敢于宣称：“给受众趣味一个响亮的耳光！”——我们的确听见有人在这么说；可是一般而言，大部分艺术还是缺少这样的底气，它们所能做的最容易的事情，不外在强权吃香的时候取悦强权，金钱吃香的时候再取媚市场，以便挤进权力话语中心，确保自己从名利的蛋糕盘里切走最大的一块。以今天的中国而论，艺术既然失去了官方的供养，当然只有紧跟市场，换言之，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产生，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以艺术总是要创造奇迹、将事情很快推向极端的天性，市场的特别呵护和鼓励，使艺术有可能以惊人的大胆将这种下坠的力量膨胀、放大，变得更加堕落，更加放荡不羁。艺术总是比一般社会运动的车轮跑得更快，以致在很多的时候，艺术成为比黑社会还要更可怕的力量，常常不惜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拉时代下水，有时不惜将全人类劫为人质。三是在心理层面，人类文明的累积不只是一种正面的力量，事实上也形成对后来人的压迫，破坏即是对这种压迫的本能反应。这也是一种精神能量的释放，它的形成和积累，与人类面对既往艺术成果的绝望感直接相关。在与传统遭遇之后，人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事情越来越难弄，也许穷极一生也难以登堂入室，于是一种渴望回到零状态的冲动油然而生。正如体育竞技，越是好的东西，越是对后来人构成压力。每一次横杆的抬高，都使后来人的成功变得困难。按理不能将仇恨记在那个不断抬高的标准上，只能去越过它，不能将标准作废，将既有的记录撕碎，也不是摧毁那个可恶的赛场就能奏效，可在艺术上这些人就敢这么做。虽然也有权威，但权威被宣布作废了，是被打倒的对象，已不能有效地控制事态，从而造成了艺术上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另一面，艺术在事实上也没有一个立竿见影的硬标准；艺术有赖于人的评价，评价在短时间内又向来难有定则，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具有体育比赛的透明性质和刚性指标，艺术价值的确立需要时间的加入，需要读者慢慢比较认识，更何况这些人一个个振振有辞：现在是后现代，艺术应该有新标准呢！艺术评价的这种时间差，为这些“反”字当头的人轻易得手留下了空间。四是从破坏的动作看，艺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朽，艺术讲究对受众的打击力，具有足够打击力的艺术也才能拥有最大的冲击力，从而脱离平庸，确保将自己所携带的精神能量投向远方，这是艺术的天性；而破坏性本身也是一种能量，极易与正面的艺术打击力混同，有时几乎难分彼此，造成破坏性力量对于艺术正面力量的偷换，变成艺术的支配性力量。这样的事情曾一再发生，使善良的人们上当，等到看出上当为时已晚，破坏性的力量已经羽翼丰满，纷纷登堂入室权力在握，赚得盆满钵满。这些艺术的野心家，都是些“我成名哪管你洪水跑天”的人，至于破坏的后果他们才不管。五是从破坏的社会心理层面看，破坏的动作更能博得人们围观。别出心裁的大破坏无疑也是好戏，反映着特殊的胆略和才情，是智慧的一种，满足了受众潜意识里的流氓无产者情结。破坏的动作最具刺激性，也最具戏剧性，最具视觉效果。无论多么有意义的建设，都不可能有人围观。人们不愿看一座楼房如何上砖，浇铸，因为这太枯燥、太沉闷了，远不比破坏来得痛快。一座大楼，需要高明的设计师拿出图纸，经过许多论证，使用大量资源，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劳动，才能最终成立，而“九•一一事件”只消几分钟，即可以使一座标志现代主义文明高度的双子塔楼轰然倒塌。其后果，更是在第一时间就借助现代传媒传遍世界，比任何建设都要出尽锋头。破坏欲就藏在人性的深处。人们不愿意看见别人的好，却愿意看见别人的坏；不愿意看到别人出彩，却愿意看到别人出丑。不肯把这样的心愿说出，那样将面对道德和伦理，承受良知的压力，但不等于这阴暗的心思就不存在，它同追求自由的愿望混合在一起，一有机会就跳出来，要求得到满足，破坏的动作正好为它们提供了机会。每一个破坏性事件都会引来很多热情的看客，每一个丑闻总是传得更迅速和遥远，就是这个原因。破坏永远不愁找不到市场，鲁迅在仙台所看到的电影上那些麻木的看客，和在现代大街上一围一大堆、以至常常阻断交通的各路看客，原是同一群看客。在每一个人的血管里，都流动着暴徒的基因，由于有效的自律，我们不去做暴徒，但不排除我们为别人的暴行起劲地叫好。一般而言，人们都想看看这个世界在破坏面前会有什么反应，愿意看到这个世界难堪，看到它出丑，看到它的救火车呼啸着开到现场，只要它烧的不是自家的房子。卑劣的情感就这样在潜意识里沉淀下来，积聚起巨大的能量，最后在各种现代艺术里找到了安全的出口。 破坏最终也破坏破坏者 破坏已经被作为一种高明的写作策略广泛运用，可是破坏的危险性也显而易见，破坏虽然可以给艺术带来足够的力度和强度，却不能使它合法，也不能使它丰富，有血有肉，难以发育完好，以致常常落入贫乏化和概念化的陷阱。我们需要看看这破坏的后面还有什么，破坏以后怎么办，是不是有更好的东西出场。早先的破坏者，由于的确破坏了应当破坏的东西，他们找对了对象；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了时代的需要，破坏的盲目力量，被成功地导入对未来年代的建设性轨道，超前的意识和挑战权威的勇气，使他们或诉诸于建立公平社会的理想，或诉诸于一种崭新的美学原则，成就了真先锋的大业，后现代主义的破坏却只有破坏，为破坏而破坏，因为破坏时髦和快乐而破坏，却不准备对时代承担任何责任。其阴险之处在于，这种“我成名哪怕洪水跑天”的写作策略，乃是以人类根本利益的全面毁弃作为代价。这种不计后果性、极端自私性和操纵人性缺点以达到个人名利最大化的阴谋和诡诈的特征，为此前现代主义诸流派前辈远不能及。盲目的、缺乏自律的、无法无天的破坏，正在反过来从根本上毁坏艺术，使艺术失去深和大，失去道德的庄严感，与人类根本价值指向完全背离。一味的破坏已经成为新手上路的模式，使艺术在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狭窄地带徘徊，找不到任何出路。艺术就像是雨季的洪水，沦为各路精神暴力的最佳载体，过早地将“气”一泄净光，难以成就所有伟大艺术必不可少的深和大，使当代诗歌只能被迫停留在文学青年逢传统必反的文学幼稚园水平。说来也委实是有趣：正当后现代主义伪先锋们在后院里为分配战利品而争吵不休的时候，忽然惊奇地发现，他们不能不面对后起的反对者们黑洞洞的枪口。
挣出牢笼的魔鬼：被压抑的罪感 现代主义的最后阶段，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新人产生，这个我们完全相信。现在一代新人已经出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播下龙种，却收割了跳蚤？ 世界很小，容不下很多大写的人出现 许多东西不到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比如个性解放，在许多情况下一直都是褒意词。几百年来，个性解放这个词一直是人类理想的承担者，是对人权利、能力和幸福的肯定，直到现在人们仍然认为这词是在保护自己、为自己撑腰说话，它对人毫不含糊的倾向色彩，使人们不加思考就完全相信了。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个运动将人的幸福、人的创造精神、天赋人权等对于人类极其重要的东西，从神学的枷锁里解放出来，创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现代主义时代。西方社会的一整套政治法律文化体系，都是以个性解放、人本思想为基础的，空前重视人的要求——即肯定人的权力、肯定人的欲望、肯定人的享乐的要求合理，这些构成了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也常说以人为本，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句话有什么不好。自文艺复兴以来，个性解放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从另一面肯定了个性解放不容置疑的正确性。高科技在各个领域内的飞速发展，全方位地延伸了人体器官，一系列高科技武器的出现，赋予人以举手之间毁灭地球若干万次的能量，人不能创造世界、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世界的事实，使人们误以为人真的可以万能，人的个性确实是一座无尽的宝藏，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和上帝相比肩。以个人主义立国的美国一片欣欣向荣，至今未见衰退的迹象（人们完全忽略了美国财富中几个世纪来对全世界疯狂掠夺的罪恶性及其背后世界资源急剧衰竭的可怕真相）。可是，个性解放有没有边界？解放到哪里为好？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由于大量农民的存在，个性解放尚属未完成式，是新启蒙主义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现实，更掩盖了个性解放在某些人群中已经达到极限的事实，使人们误以为在中国，个性再怎样解放都远远不够。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人就是人，有人的限制，与神平起平坐，只能是人的幻想。人幻想一旦与神平起平坐，一切幸福都会自动到来，这个绝无可能。人是比不上神的；人顶多只能改变世界，而神却可以创造世界。几百年个性解放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代后现代主义新人的产生。经过了个性解放、性解放、女权运动、各种各样以解放人性为宗旨的运动轮番登场，人性解放到后现代主义这里，苦果看来已经成型。——几百年来的个性解放运动难道不就是指向这个吗？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正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主义运动单向无限推进的必然逻辑。个性解放，无非是从神那里，从旧制度那里为人争权力。神的权力多了，人性就受到压抑；旧制度的威权大了，人性也必然受到压抑；人的权力多了，人就更加自由，更加自由，也就更加幸福，人的创造性也就更能得到发挥。个性解放的极端境界，无非是一个大写的人，可是我们看到人的无限膨胀，其实也是人欲的极端膨胀，这种可以与神并立于天地间的人类欲望幻想，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以人为中心的思维，大写的、充塞天地的、无法无天的人，当他达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和置身其中的世界的对立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与世界对立的结果，就是人与自然相互摊牌，直接导致人类与大自然的双双毁灭。令人担忧的是，个性解放运动是一架构造复杂的机器系统，一旦发动就很难停止，有一种完全否定神的倾向，它得寸进尺、永不厌足，以往的成功又大大激励了这贪心，人们想看看，如果坚持下去，得到的是不是会更多？相信将神性完全放逐之后，也许正有一个天国虚位以待，等待着人们免费入住。 价值的反对者都是价值的破产者 为什么对价值产生仇恨？如此苦大仇深，所为何来？在人性的内部，只有什么对价值充满了复仇的冲动？反价值让谁最终受益？谁是人类文明既成格局里最大的失败者？是那些极端自私、而且极端自卑的愿望和不劳而获、要求废除等级、平分天下的犯罪冲动。这些东西，一再尝试冲破理性的防线走上前台，得到承认，可是每一次都被人类理性打入死牢。在人类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这些东西都曾试图东山再起，可是每当它们这样想的时候，都不能不面对社会秩序这面又高又大又宽又厚的铁墙。这些东西只能被压在人类价值结构的最底层，永远没有出头的希望。这些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但一般不构成危害，因为它们被压上了重重镇鬼的砝码，再施以一道道镇鬼的符咒，这是一些被深锁在人类理性后院的魔鬼，脸上一个个都被打上了可耻的金印，走到哪里都很容易认得出来。在最好的时候，它们被人从理论上弄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名分，而且是假借了自由的名义，可是无政府主义已经被证明只会更糟，早已成过街老鼠，再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此想来，只有谁最愤愤不平、最需要阳光？这种被压抑的、旨在平分天下、绝对自由的要求最需要阳光。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一想起来，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脸红，因为它与人类的所有现行有效的道德伦理法律尖锐冲突。在正常的情况下，要能够堂堂正正地走到阳光下，它连想都不要想。这些犯上作乱的要求，有时候很像是自由，且不时以追求自由的名义表现出来，可它们不是自由，因为它们不肯为自由承担义务。这是一种被人类深深锁在禁地的精神暴力，冲不破人类理性的防线和社会的法律防线。这些东西的存在，是人性的失败。经过多少次的较量，它终于发现，使它们如此失败的，正是价值。在人类价值的灿烂宝库面前，它感到自惭形秽。既然不能据为己有，那就只有把它打倒；既然注定不能在一场决定性的赛事里取胜，那就只能把比赛取消；既然神性构成了压迫，那就只能把神性放逐；在既成的秩序里，造成自己失败的是传统，那就把传统的威权作废。这真是一件难办的事情；有没有机会？当它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连自己也没有信心：人类理性的力量毕竟太强大了，可是后来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找到了机会。 价值破产者抓紧后现代主义，是因为它非常管用 我敢发誓，对价值贫困者和破产者说来，再也没有比后现代主义这东西更管用的了。自后现代主义者出，被压抑了几千年的罪感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它们内心所要求的一切，后现代主义都能提供；它们想都想不到的一切，在这里也都可以得到。一方面，这种否定一切的东西，与青春的反叛结合起来，让人难以分清，可以为心里的破坏欲张目，为它们披上一件合法而且时髦的国际外衣，这样可以让这个国家里永远也不缺少的惟洋是从的傻逼理论家们张口结舌，有口难辩；另外，这种主义既可以大张旗鼓地造反，又可以通过严格地限定它的边界，使这种力主毁灭一切的反抗被严格限定在思想文化领域。换句话说，它只是从精神上瓦解，却决不去动手触动任何现存社会政治体制，因而不至于为自己招来法律的麻烦。执意要拉人类一起同归于尽的企图，又给这种主义抹上了一层献身伟大事业的悲壮油彩。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周伦佑们非常清醒地从一开始就将这场运动限定在诗歌的范围内，并且在后来断然拒绝了旨在将这一运动扩大化的任何尝试，这说明他们对这个“主义”的破坏性从一开始就是知根知底的。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力主反抗一切权威，一切等级，主张多元，无等级，无意义，无价值（无价值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可能是否定价值最厉害的一招），主张多中心，最好自己就是中心，对人类社会根本原则构成了全面挑战。按照后现代主义这一套，人类根本不要组织社会，连什么样的社会也组织不成。它不是倾向于让社会如何变得合理，而是让你根本搞不成。你什么也弄不成，这就是它们的心愿。这真是一个吃现代主义奶长大的坏小子，无法无天，目无尊长，力主将一切夷为平地，然后一脸坏笑，扬长而去。由此看来，除了后现代主义，还有什么更理想的主义，能够让那些积压很深、里外都不是人的罪恶感得到释放呢！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它们第一次明目张胆地走出来，接受信徒们的香火膜拜。后现代主义当然来自移植，可是中国社会这种流氓无产者的集体无意识，原是非常非常的丰厚，早在它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已经为这种主义的繁衍准备了最肥沃的土壤。 虚构的悲壮：拉全人类同归于尽 这是一次反人类、反社会、反生活力量、在共同的心情下，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旗帜下的一次大集结。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者与其他领域里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这里胜利会师。他们在这里一拍巴掌，在那里就能得到响应。国内曾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全面否定一切传统学说，尽可能地抛弃所有旧有概念，有着深刻的根源，在实践上无法真正采取任何推翻现存制度的行动的时候，反抗只能是精神上的，于是认识论成为最适合的战场。……在政治上，这是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后，西方进步学人看不见理想世界，但又对现存社会感到失望的无可奈何的表现。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以现存社会之矛攻现存世界之盾，而且，它还近乎悲壮地企图与这个现存社会同归于尽。”⑻我承认这里说得对，可是你们也千万不要天真地以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社会，也不要以为这些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真的是要与人类同归于尽，他们要的不过“名利”二字，如果人类社会的大厦一定要垮掉，这些人肯定比谁都要跑得更快，因为他们突然想到，大厦倒掉的时候掉下来的砖头，也有可能会砸到自己的头上。 三次文学大批判最劣等的一次 后现代主义是以对现代主义最彻底的批判者粉墨登场的，可是事实上它并不是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批判者 对现代主义批判最早的是马克思，这批判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从现代主义生产方式入手，尖锐地发现了剩余价值，指出了在人本、理性、共同富裕的一大堆美好辞令下现代资本对产业工人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奴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的肮脏本性，他说：资本来到世上，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马克思对现代主义的有力批判，导致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但马克思没有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明、一种文化来看，他的批判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把现代主义叫作资本主义——一种资本运动导致财富快速增殖的生产与分配系统，没有看到现代主义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形态，也没有看到现代主义背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即主体人格的分裂）不能调合的尖锐对立，因而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乌托邦的特点，不可能向这个世界给出一条正确的道路。⑼然而退一万步，即使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文学大批判是批判现实主义 这一次文学大批判的背景是，现代主义运动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轫后迅猛发展，其支柱是思想文化领域里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根本标志的启蒙主义、物质领域里以欲望无限满足为动力的市场资本主义和以对自然掠夺式利用为标志的技术至上主义。以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等为标志的现代科学，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统治；而以哥伦布等地理大发现为标志的探险拓疆活动及其风起云涌的殖民运动，则为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掠夺和大发展准备了巨大的地理空间。在个性解放、性解放、人权运动、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旗号下，个人主义得到了强有力的肯定，成为现代主义立法的基石，个人主义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现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宪法条文，有了这一条，就可以放胆追逐财富，而不必担心任何后顾之忧了。在对落后民族（如印地安土著和澳洲土著）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和掠夺之下，在陷身于机器与资本双重奴役、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的千百万劳工和城市饥民累累白骨之上，现代主义建立起完全不同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秩序。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是人性的异化、贫富的惊人悬殊和生态环境的大破坏，现代主义的极端残酷一面于此暴露无遗。不过总体看来，这个时候现代主义仍然是一种向上的文明。现代主义虽然伴生着人性的沦丧，造成了对人的新奴役，但人们对这种崭新的东西仍然怀抱希望，认为它比奴隶制、封建制要好。所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乃是以呼唤人性的复归为主旋律，那个现代主义理想的太阳并没有消失，仍然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心里。人们对现代主义并没有失去信念，只是希望它更人性一点，更善良一点，更温情一点，也相信只要大家都来谴责，它一定能够变得更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调子是严厉批判的，但在它痛心疾首的言辞后面，仍然存在着一个阳光明媚的理想世界，世界仍然有救。批判现实主义大盛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品。这些批判主要表现为对金钱至上主义的猛烈抨击，对现代资产阶级伪善面目的无情揭露，对现代主义制度下全社会的道德滑坡、人的寡廉鲜耻和利令智昏，进行了激烈的指斥和尖刻的嘲笑。在风行世界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里，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经典文学形象，有吝啬鬼，有伪君子，有《钦差大臣》里道貌岸然的骗子，有《悭吝人》里爱财如命、锱铢必较的守财奴，有《高老头》里爱女如命、最终却被两个热衷于寻欢作乐的亲生女儿抛弃、在肮脏的公寓里悲惨地死去的高老头，有深谙现代主义社会运作规律、阴险狠毒、无恶不作的杀人犯伏脱冷，有福楼拜笔下道德败坏的包法利妇人，有司汤达笔下为了爬入上流社会而不择手段的青年野心家于连，有《死魂灵》里靠出卖死魂灵聚敛钱财、在资产阶级崛起面前相形见绌的一大群没落的地主；有莎仕比亚剧作里见利忘义、为了实现债权、不惜在现代主义的法庭上坚持当庭从债务人身上割下几磅人肉的夏洛克，有探讨罪与救赎问题的《复活》和现代主义条件下家庭伦理问题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总体看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是三次文学大批判里最成功、最具信心的一次，也是文学成果在总体成色和经典作品数量上最可称道的一次。 第二次文学大批判是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战争虽然以全世界正义力量险胜法西斯划上了句号，但是现代主义毕竟遭受了沉重打击，现代主义世界一片劫后的荒凉景象。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蒸蒸日上的现代主义，怎么忽然弄出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劫后余生的人们茫然无措；早期现代主义蒸蒸日上的幻觉消失了，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正如尼采所言，上帝已死；而人的自救又遥遥无期，世界正如同一片“荒原”（有艾略特著名诗篇《荒原》存世）。放眼看去，由于列宁十月革命的引领，共产主义运动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铁流所到之处，现代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被连根铲除，一种要求与富人平起平坐、平分天下、按新规则重新组织社会、配置资源、共享太平的革命运动正在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猛烈推进，到处成功，世界眼看红了大半，现代主义的传统地盘不断被吞食，成为一座座孤岛。战争结束了，世界却进入了以核威慑为标志的更具危险性的冷战时代。冷战的实质，是核保护下的两大势力集团两极对峙的脆弱平衡。从经济方面看，战后现代主义虽然慢慢得到恢复，但是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的出版为标志，现代理性第一次毫不含糊地为现代主义永续发展的天堂般的未来敲响了警钟：以市场为核心、以人类欲望的无限满足为特点组织生产的生活方式遭到强烈怀疑，人们第一次以这个文明“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眼光重新打量世界。资源是会枯竭的；文明的步伐终有一天会被强行中止，因为现代主义文明的每一点进步，无不以资源的巨大消耗为代价；环境是会让这样的发展给葬送的，线性的进步观遭到强烈质疑，在不同领域里都出现了反现代化、反技术主义的思潮。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结束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地位，开创了一个文学艺术的新时代。从艺术形态看，现代主义文学的存在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动的泡沫时代，其特征是各种主义不断翻新，各领风骚三几年。各类思潮纷纷起来叫阵，此起彼伏，很快被更新的思潮取代，最终又烟消云散。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强烈的绝望感。与之前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现代主义文艺运动也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但由于处在现代主义分崩离析的时期，人们看不到任何出路，再也不相信市场不败的神话，现代主义运动再也不像批判现实主义那样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道义力量，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对现实痛心疾首、伤心至极、不再希望，因而它们的批判也就带上了更多精神病人的特征，作品里面充满了精神病患者破碎、怪诞的幻觉和梦游症患者含混的呓语。著名的《等待戈多》，通篇是对戈多的等待，可是直到最后也没有等来戈多，反而连戈多是谁也不知所云了。现代主义名作《尤里西斯》，充满了互不连贯的生活片断，以及对无望的生活细节不厌其烦的细致描绘和支离破碎的模仿与戏拟，作品存在本身就给人一种绝望感和压抑感，让人难以卒读。马塞尔•普鲁斯特则躺卧病榻，沉湎于以完全放纵意识流动为特征的回忆（《追忆逝水年华》）。最为人称道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可谓入骨三分。在他的作品里，人变为甲虫，人对此虽有清醒意识、且不胜惊骇，而又无能为力（《变形记》）；一只老鼠因为老是担心遭到暗算、不得不到处搬家，整日处于惊恐之中，不知所终（《地洞》）；土地测量员K明明看见了在高处的“城堡”，而且是应城堡的召唤名正言顺、堂堂正正而来，但是可望而不可即，最终只能莫名其妙地留在“城堡”的外围，不得其门而入（《城堡》）。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艺术，充满了怪诞的人物，荒诞的事件，生活就是一系列荒诞和无意义事件的杂乱堆积。同时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离经叛道的绘画流派，最典型的当数现代派绘画大师马蒂斯和毕加索，尤其是后期的毕加索，绘画不再以美为己任，他画出了那么多像堆积木一样的立方体作品和其丑无比的分裂的人体，这样的绘画居然还到处受到推崇，被人看作引领绘画潮流的作品而大肆模仿⑽。建筑领域出现了许多以压抑和破碎感为特征的建筑造型。这些东西的出现，常常被冠以先锋和前卫的名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不留任何余地的。批判者倾向于从根本上否定人类生活。看了这些东西，最好的生存便是不生存，最好的生活就是不生活。人类没有得救的希望，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生活就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碎片，被一种盲目的力量推动，极端丑陋，极端怪诞，极具爆炸性，而且不可预测，不知所终，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这就是现代主义文学对世界的指认。 第三次文学大批判是后现代主义 不过后现代主义更等而下之，它只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堕落的、最下贱的变种。后现代主义以资本本身的逻辑向资本发起进攻，以否定一切来否定现代主义。在文学上，它不仅没有、也不可能对近百年来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精神暴力进行任何清算，反而将这些破坏性因素全盘继承，并创造性地发扬光大，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劣质元素最坏一面的正宗传人。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所有的反抗都带上了末世论的色彩。它那种“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种种貌似激进的暴徒加痞子做派，表现出现代主义大滑坡到最后阶段的歇斯底里特征。比较一下：三次大批判都是批判，可批判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理想的批判，是以人类良知为惟一尺度的批判，因而是有力的、深刻的、理直气壮的和振振有辞的批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全世界的成功，是以一大批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宏篇巨制为标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指向建设，乃是为着人性的复归和一个理想世界的产生，因而拥有牢不可破的道义基础和博大的道德力量，使它的艺术品充满着庄严的道德感，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度。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不深刻，但却带上了绝望色彩，失去了理想的光芒，是歇斯底里的，疯狂的，阴暗的，没有任何希望的，它的批判指向对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和苛毒咒骂。它对生活的结论就是荒诞，不可知、不知所终。不过，在这些严厉的指斥里，现代主义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它是在严肃地给你指出真相；它之所以绝望，之所以充满了暴戾的不祥之气，正因为它仍然抱持着对人类自由幸福理想的信奉和怀想，——换句话，乃是因为这信念遭到破灭才绝望，其神态令人同情，其悲剧性震撼人心。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充满了精神暴力，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产生了不少粗糙的和概念化的作品，可是它仍然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其内核仍然是现实主义，不过更冷峻、更深刻、更简约。我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评价虽然不高，但我认同它的这种面对世界的冷峻态度。不幸到了后现代主义这里，连现代主义那点直面现实的冷峻态度都没有了。后现代主义向所有的传统开刀，不信一切，也不爱一切，它没有爱，也没有恨，它只有破，而没有立。它之所以要破，也不是因为深刻的恨，而是它想破坏，因为破坏好玩。在现代主义文学那里，上帝分崩离析之后尚有人存在，而在后现代主义这里，人固然还存在，可是已经被无限矮化，主体人格沦丧，人从理想主义的云端跌入凡尘，完全与凡庸生活中最恶劣的一面混同一体难分彼此，竟至乐不思蜀，所作所为，无不充满了玩世不恭、力图取媚于市场的自我作践。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曾几何时，那个抱持着理想和信念，认同真善美终极价值，对现实进行激烈指斥和无情批判的现代主义主体，堕落成了没有任何信念、内心只涌动着暴力企图的破坏力极强的文化暴徒加痞子，可谓凤凰下架，斯文丧尽！ 后现代主义其实是最最劣等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是兽性极端膨胀的世界 个性解放运动，曾经在历史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任何解放都不是无限的。所谓个性解放，就是一个兽性与神性争夺权力的过程。人性每解放一点，神性就少一点，兽性就多一点；人性每光彩一点，神性就黯淡一点，解放的方向乃是直指兽性，以最终回到纯粹的兽性为指归。到后现代主义这里，他把人性中残剩的最后一点对秩序和终极真理的敬畏都要毫不犹豫地全部抛掷了，——事实上他正在这样做。这个现象提醒我，你如果想对人性保有一点希望，肯定只能得到失望。我们对人性所保有的一点希望，其实是对人性中的神性一面保有希望。人性的某些可爱，完全是人性中神性一面的可爱。你不要梦想着，通过个性解放将人完全解放，因为欲望根本就是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黑洞；更不要想着有一天，通过个性解放，将人从神性的手里彻底解脱，这个梦就更不要做：——还是“解放”到神性为止的好；如果你一定要比这个走得远些，最好还是退回来，你不想退回来，最终也得被迫退回来，因为越过了这个边界，你得到的很可能不是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狱。事实证明，纯粹的人性等于兽性，没有任何希望。在以往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人间奇迹，这些奇迹无一不是人性最大限度地逼近神性的结果。你知道一个抽去了神性的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吗？人能够做出让这个世界惊奇的好事情吗？科技厉害，发现了核能，可是核能被首先用于制造大屠杀武器，——现在世界的和平，是在50000枚核弹相互威慑下的极为脆弱的和平，是以“大家都死”的威胁从战神那里强取的和平，且没任何人能够为这和平作保；科技发明了克隆术，立马有人出来克隆人，迫使作为人类社会根本支撑的人伦秩序，面临全面崩溃的空前危机。事实证明，人性内部所拥有的创造力是一种盲目的力量，一旦失去控制，只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人性不能自动解决这些问题。人性是一个结构很不稳固的构造物，一刻也不停地处于倾斜之中，人所有的心思和动作，就是从不同的方向，使这个结构更快地解体、倒掉。人如果是水，当是高原之水，每一个水分子，都在将整体拉向自己一面的深渊。人不可能被其他打败，最终只能被自己打败。一个纯粹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世界。几百年现代主义的进程，就是神性步步退缩、而兽性一步步做大的过程；现代主义的人虽然充满了世界，可他还幻想着能够与世界和平共处，幻想着在一个只剩下人的世界里，永恒享有物质文明的纸醉金迷和声色犬马，它在这样做的时候，还不时摆出一副上等人的姿态。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诞生，连人也“死”掉了，这是“上帝死了”以后一次最令人痛心的“死”掉，人变成了非理性的丑类，一点点美好的情操也没有了，世界将被后现代主义新人一次性消费。 尼采是被后现代主义误读很深的人物⑾ 尼采为什么在这些年里倍受重视，就是因为中外后现代主义的一再哄抬，因为他们全都误读了尼采，或者说他们一再哄抬了他们所理解和希望是的那一部分尼采。作为一种破坏性很强的思潮，本来人们以为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可是后现代主义却是只破不立。他反过了这个，又反过了那个，可是究竟该怎么办，却拿不出什么好招。后现代主义当然非常非常需要尼采的超人理论。什么是超人⑿？在他们看来，超人就超在不受任何约束、超在个性的极端张扬。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不是上帝真的死了，而是他想让上帝死，上帝死掉以后，才有他那个超人的空间，所以尼采不得已对上帝进行了哲学的技术处理。想一想，在上帝面前，怎么能有超人存在呢？超人岂不成为虚妄？尼采大声说：上帝死了，乃是为了让超人顺利出场，这是人向上帝的位置逼近的一种努力。“真的，我们总是被诱往高处——那缥缈云乡，”他说，“我们在其上安置我们的彩色玩偶，然后名之神和超人：——所有这些神和超人，它们诚然足够轻飘，与这底座相称！”⒀可是，它被误读。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不经过任何加工，就真的可以和被误读、或有意曲解的尼采哲学对接。不光如此，希特勒的纳粹，早先也在被误读的尼采那里找到了源头，这就是日耳曼民族优越论：正因为日耳曼民族优越，屠杀犹太人、进行民族清洗，就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因为日耳曼民族天然拥有灭绝其他民族的“权力意志”。这种被有意歪曲的超人理论，曾经有力地支持了纳粹，成为纳粹在精神上的重要支柱。事实上，尼采一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认为尼采的哲学，尽管有不少可取的东西，但总体上只是一个病人在疯狂状态下的呓语，不足为训，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却因为被歪曲和利用而无限抬高⒁。 后现代主义其实是最最劣等的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独立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实只是现代主义的一个调整。现代主义几百年以来的姿势太累了，现在按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换个坐姿。我们并不反对换换坐姿，问题在于这个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调整，它不仅没有对现代主义中那些明显不好的东西进行清算，反而把现代主义当中极具破坏性的东西统统保留下来，变成了后现代部落的图腾；对于几百年来、人类付出沉重代价艰难积累的现代主义精神财富，却采取了完全抛弃的态度。后现代主义解构神圣事物，不承认有神圣事物，导致价值相对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它的无中心、非权威、无等级、取消深度、取消宏大叙事，将一切都平面化。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价值，不承认审判；声称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谁能够充当法官。后现代主义既不新奇，也不高难，完全不讲道理，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辞典里，根本不存在真理，也不存在神，更没有什么宗教，只要有一点敢反上梁山的粗鲁和蛮力就行。在后现代主义面前，人类既有的道理统统失效。如果说现代主义在破坏的同时也在建设的话，后现代主义对人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只是一次真正的浩劫，倾向于将一切打碎，而且拒绝重建。如果那些“造反有理”的理论，那些蹬鼻子上脸、到圣贤头上撒尿的行为，在以往的文化形态里是一种羞耻的话，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得到鼓励，成为一种当代英雄的标志。后现代主义不过是无政府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感性上的快乐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的大杂烩，是一切劣等、人性渣滓混合打造而成的文化怪胎。而且自相矛盾，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在它操刀对传统中一个个庞然大物进行“解构”的时候，其自身也不能幸免，到头来只能是连后现代主义自己也必须一并否定，否则就保留了“价值”。剥开种种振振有辞的包装，后现代主义乃是一精神穷鬼。即使仅仅以诗歌论，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也是每况愈下。胸怀破坏冲动的愤怒青年，在需要愤怒的地方宁可沉默，却把才华投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造反”，指望在那里忽然撞上好运，打开一扇艺术的秘密大门。倒是打开了一扇，可是他们很快发现，那里只是一个品位很低的薄矿，而且被人开采过，每一个地方都被他们的现代派前辈搞得千疮百孔。后现代主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吸食青年才华的当代黑洞和人类精神生活货真价实的艺术鸡肋。 要后现代，但不要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既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中国诗歌 社会主义运动退潮之后，现代主义世界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可是它并没有离开现代主义，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苟延残喘。事实上，对现代主义全方位的有力批判，已经成为拯救世界的迫切需要。但我相信，这种批判决不会是后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所制造的现实面前，我们忧心忡忡，因为这种穷奢极欲的发展，指向的是地球末日，指向熵，——即热寂⒂。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后现代主义没有异议。这种文明以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为基础，人对人极端剥削压迫，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最后语言，只剩下战争和“确保相互摧毁”，人对自然是借助高科技的强力武器进行杀鸡取卵式的开采利用，以倾尽地球资源、直到宇宙资源为指归；人自己是人格分裂，濒临疯狂，它许诺的天堂不过一个泡影。技术的提高，物质的丰富，结果是使人类有可能将本来属于后代的东西拿出来提前挥霍享用，——在多数情况下，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浪费，只是人们并没有从这里找到幸福。现代主义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无助于人的根本福祉，以追求人类个体欲望无止境的满足为惟一动力的生产方式，隐藏着巨大隐患，有可能导致现代社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的突然崩溃。事实上它已经发作成为现代世界的一种综合的症候，至今看不到解救的方案。现代主义几百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将人类领进了一个没有退路的死胡同，《圣经》所预言的世界末日，已经不是耸人听闻的虚构。我们与后现代主义的分歧在于，不赞同通过摧毁价值来加以制止。我当然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但我想，作为诗人，至少可以确保不用诗歌写作来落井下石。在我看来，能够使人类得救的，不是被歪曲利用的尼采超人，也不可能是某种三头六臂的外星生命，更不是哪个生而知之的超级智者，解救的力量就在人性的内部，是人类内部那种向上的、自我拯救的企图和理性力量。这种闪闪发光的东西，经历了几百年各种主义的轮番洗劫，其实仍然存在。只要还有人类，人类还要生存，还要繁衍子孙，生活的这种强大的向上的力量，一定会找到有效的途径，催生出废墟下面的种子，——从现在起，我把它叫作神性。 后现代主义实践正在造成恶果 传统中一些长期有效的文学艺术金科玉律，正在被后现代主义者宣布统统失效；后起艺术以挑战者的姿态在艺术领域里攻城掠地的美丽竞争，正在被简单化为“反”字当头的极其粗暴的全面夺权，并被作为固定的套路，一次次模仿和复制。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我们能够看到的准后现代主义作品，实在不敢恭维：非深度，正在导致文学作品对思想和意义的取消；非中心非综合，正在使文学作品支离破碎，变成一块块没有意义和内在结构的文本碎片；价值的空置，正在使文学作品从根本上失去精神王者的高度和面对世界的言说能力；反传统，正在使文学作品从根本上偏离艺术的轨道，成为一味在形式上出新出奇的盲目竞赛，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反诗、反小说、反艺术品种的产生；反崇高，正在使文学作品流于模仿和戏拟，流于嬉皮笑脸、油嘴滑舌的插科打诨。崇尚暴力的风尚，极大地迎合了时代的粗卑要求，误导了时代的趣味，搞乱了市场，到处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粗制滥造，使读者误以为艺术可能就是这样。这场灾难目前还没有完全结束，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某些后果：它没有带来精神的提升，反而带来精神的弱化和矮化；没有为诗歌带来道德感，反而造成道德感在诗歌里的完全脱出，使诗歌急剧蜕变，使诗人变得极为自私、极为多事而又极其令人生厌；它使诗学观念陷入混乱，使诗歌走向反面，最终从根本上取消诗。我们看到的好的东西，都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我们看到最坏、最劣等的东西，都被冠以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起劲地叫卖，文学艺术整个一坏小子形象。最典型的是抽象艺术，画面上再也见不到优美的线条，而是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图像和色块，堆满了丑陋的人体碎块和相互重叠的几何形状，而且到处流行。还有形形色色的、以种种耸人听闻、无所不用其极的情节——如人吃死婴、人吃屎、人与野兽同居、男女手拉手赤身裸体在暴风雨中奔跑等等离奇古怪的情节设计，让人受惊吓、让人受罪的所谓行为艺术。循着这样的路线下去，曾经大放异彩的人类艺术，终将被完全取消。 得救之道只能在批判地继承现代主义遗产的前提下寻找 后现代主义的蔓延，正在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艺术氛围。一切社会运动的离心力量，都在这里团结起来。这种破坏性很强的理论，伴随着弱势文化的殖民心态，在“文革”结束后的精神废墟里乘虚而入，很快便将中国人弄得如坠五里雾中，再也找不到方向。人们再也没有能力去辨别什么是美酒、什么是毒药，而哪里是中国人最大的福祉所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举入侵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几成废墟，被灰暗、躁动不安的情绪笼罩，几十年所信奉的东西一朝崩解之后，所有东西都变得似是而非、大可怀疑了。还有什么能比精神上的虚无和茫然失措更加可怕的呢？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蔓延，比一场全社会的动乱更难以治愈。正如文革结束了，人们心灵所经受的伤害才刚刚开始，中华民族道德的崩裂，人性的分崩离析，信用的全面崩解，也许需要几代人才能艰难地消化，按后现代主义的运行方向，当一代更新的人类出场，将不得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同时面对中华民族价值重建的艰难命题。我坚信，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所产生的现代主义，仍将在未来中国焕发出夺目的光彩。现代主义几百年实践创造的果实，一定会被保留下来；现代主义所暴露的弊端一定会得到扼制，除非大家甘心情愿一起完蛋。对中国而言，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主义仍然是中国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何实现现代主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以弊端被有效矫正的现代主义，去面对现代主义世界居心不良的窥伺和挤压，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命题。中国不存在现代主义过剩，而是现代主义严重发育不足，追求现代主义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且极具迫切性。由于中国社会的惊人断裂，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追求现代主义必不可少的启蒙任务仍然有待完成。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长期积贫积弱，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追求现代主义而被现代主义列强一再强行制止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求得现代主义、改变积贫积弱面貌而奋起反抗、血战前行的历史。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丛林里，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今日中国一切问题，都是现代主义发育不足的后果，只能通过现代主义的充分培育求得解决。中国不可能越过现代主义直接进入后现代，没有直通车。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必将造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中断，中国人民追求现代主义的权利只能被再次剥夺，中国也只能最终在外国列强虎视眈眈的强大压力下，再次分崩离析，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第三节 神性写作：一个时代的终结 概念的提出：对神性写作的初次界定 在老子哲学中，宇宙由两个相反的部分构成，第三者从来就没有出场 人与世界同构，也由两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就是兽性和神性。由这两部分构成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符合人性的本意，就好比人的直立，离开了哪一条腿的支撑，都没有办法真正成功。神性为阳，兽性为阴；神性为光明，是向上的，有光明正大的特点，兽性为黑暗、盲目，有下坠和堕落的特点；神性为理性、为灵魂，是空灵和飞动的，自律的，内省的，逃离的，形而上的，兽性为欲望、为本能，是放纵的，崩溃的，垮掉的，盲目性和创造力并存，如决堤的洪水不择地而出、不择地而流。由于兽性的存在，人间才是热的，现实的，生机勃勃的，但也正由于兽性的存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脱离大地的苦难，——这两性都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了哪一块，人就不再是人了。可是这两个部分并不是平起平坐，正如《易经》里的“乾”和“坤”，——“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里包含的是创造的法则，创造是什么东西？就是原来不存在，使它存在；人性中的神性在这一点上是和宇宙构成的原理相通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元”则包含了实践和终成的原则，万物皆赖“坤元”而生，生就内涵着其后的成。“坤元”被“乾元”包容，有所成，才能使“乾元”不落空，不陷于虚无，正如人性有兽性，才有实体，神性才得以有所附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成为灵魂的现实。“坤元”不能先于“乾元”，因为它受“乾元”创造原则的领导，要是先于创造原则，一定迷失方向。没有方向理性作领导，只有技术理性，这个社会一定会迷失方向，亦正如人性如果只有兽性，而没有神性，必然完全盲目。⒃在人性的复杂构成中，神性处在领导的地位，一旦离开神性的牵制，人性一面肯定要向下，将人性整个拉向兽性的深渊。兽性和神性都具备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不可让渡的灵魂，才有好戏可唱。一个人欲极端膨胀的世界，就是兽性极端膨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但谁都可以出来充权威，每一个只猴子都可以穿上衣服，执意要与神平起平坐，而且没有法官，人与世界的对立达到极限。这是一个由大写的人主宰的世界，在这个天国里将只有人的叫嚣，却没有天使，也没有神，在这里人自己就是上帝（将神性完全剥离、抽空以后的人性，就是这样一种沐猴而冠的东西。在一个个人权力意志极度膨胀的世界里，在一个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一个以个人欲望为惟一最高律令、以快感为惟一追求目标、各种主义不断以时髦辞令包装粉墨登场的时代里，你可不要指望人性会忽然变好）。这样一个只强调兽性一面的人性，只能是畸形的人性，是迷失方向的人性，连跛神也不是，只能在原地自我毁灭。这样一个只剩下各种“意志”的“作为意志表相的世界”，也是使叔本华悲观的根本原因；这样一个被肆意涂改、面目全非的尼采超人，也正是人性放弃神性而恶性畸变的典型个案。神性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台，它原是应着时代的召唤而来；它不是重新出场，而是被重新命名，重新受到重视。 什么是神性写作 什么是神性？或者，什么不是神性写作，而什么就是？先说什么不是。在我看来，凡只知肉体，只在生活平面以下的黑暗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不是神性；凡只见物不见人，只见人不见神、只见肉，不见灵，只见快感，不讲永恒的，不是神性；凡只见垃圾、只见阴暗、不见神性光辉，凡看见了神性的光芒、却心怀仇恨、永远不能抵达神性世界之光亮边缘的，不是神性；凡拉时代向下的、或试图拉时代人类同归于尽的是恐怖主义，不是神性；凡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只有狂妄、没有敬畏，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不是神性。凡企图唱衰神性、欲将神性从人性中完全逐出、而只让兽性一性独大、一性独尊的不是神性。凡不能在尘世之外取得第二视角、与上帝的眼光格格不入的写作不是神性写作。凡阴暗、绝望、用形形色色的时髦理由，将文艺对时代、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强行推脱卸载的不是神性。凡自绝于神、切断与神的全部联系、在一条与神相反的道路上执意一走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写作，不是神性写作。神性意味着出离和得救，凡不得救、或拒绝得救、也阻绝别人得救者不是神性，而反之则是。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诗歌里全面破产之际，我相信只有神性写作出来收拾残局，使重建中国诗歌的稀世辉煌成为可能。 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通神、最接近神的位置、并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 是人之为人、人之距离兽性最远的那个部分。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人生舞台的每一个领域，人性中的神性一面都有出色表现。正是由于神性的存在，人性才不盲目，永不被欲望的下坠力量毁掉，并对这种下坠的力量永远保持警惕，也才是美的，才为人类保留了得救的可能。神性写作，就是重新回到神性，承认神性好，比人性优越，就是让写作向神性靠拢，就像飞蛾向火靠拢、铁屑向磁铁靠拢。神性不等于神，只是神的精神和品质在人性内部的派定，也不代表一种方位，或对某种题材的特别强调，只要有神性在，写什么都会有神性闪闪发光。神性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神性是一种弥漫和笼罩，是绝对理念横跨万有的美丽游走，而神性写作则是诗对于神性的固定和捉住，目的是证明神性在人性里的存在和它的绝对优越。 神性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神性写作是神性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保持了向上的方向，在当代中国混乱的诗歌现场为诗歌保持了纯正，是很了不起的贡献，西川、王家新、黄灿然、臧棣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诗人，是当代中国自朦胧诗和海子以来最有价值写作的一支，而且本身也是神性的，可是他们仍然不能正确反映神性写作的全貌。知识分子写作有一种正气和清气，味道很正，可是太多书卷气，是诗歌里的林黛玉，而不是诗歌里的二郎神、李天王、七十二星宿、更不是诗歌里的上帝。在知识分子诗歌里，我们找到了诗歌作为贵族艺术的全部精细和精致，甚至找到了与西方古典艺术非常相似的典雅的气质，却没有时代的鲜活、时代的异质和浑浊，没有当代中国社会进程多重声部的交错混响和当代中国生活的原汁原味；只有神性写作的清正纯洁，却没有神性写作的尖锐和雷霆万钧的强大威力，实在是力道不够。不如神性写作之神龙在天、天马行空，不如天上大神之威而不怒、灵动飘逸、潇洒风流。知识分子只是向神性的献媚，只是将脸朝向了神性，而神性写作却要求与神共舞，与天上的大神齐名，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与神并驾齐驱！知识分子是神性写作的一种病态样式。神性写作是给知识分子诗歌注入更多的阳光和当代血肉，是神性在当代诗歌写作领域里的全面焕发！ 神性写作与回归写作 回归写作是我在当代诗歌现场看到的另一种神性写作，但是它也不能够反映神性写作的全貌。回归是平面的，是两极世界里一次从一极向另一极的运动，在诗歌的当代条件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神性写作要求向上，是另一个向度的诗歌起义和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现场开辟第三极的伟大行动。回归的提法，有与神性距离最近的柔和、圆润，有神性世界所固有的古典韵味，却不足以表达神性写作的锋芒锐利和咄咄逼人！缺少神性写作的自由挥洒、神鬼莫测和飞扬妖冶！回归在根本上与神性写作相通，可是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诗歌艺术上的保守，从而给一些不思进取的诗歌门外汉留下浑水摸鱼的机会，也容易给一些人攻击神性写作留下口实。我曾经大力鼓励过回归的倾向，可是我发现，真正能够让我个人完全心仪的还是神性写作，神性写作包容了回归，但比回归写作的位置更高、更丰富、更多姿多彩，是回归写作的一个大解放、大升华，更逼近诗歌艺术的本质。回归诗人群中那些杰出的诗人并不需要艰难的角色转换，只要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写作其实是神性写作，就可以是神性写作，甚至可以比一般的神性写作诗人更好、更出彩！ 神性写作与英雄写作 英雄写作是诗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并在那里滞留；神性写作却是照耀和启示。英雄写作是要绑时代大恶到众神面前对质，因此也是一种抵达惊人深度的写作，而神性写作却是对恶的劝退、宽恕、怜悯，是视恶为极端下贱，为残缺、为极端丑陋、为彻底失败，是不把恶当恶，从自己的世界里完全逐出和屏蔽。英雄写作是近距离的肉搏、白刃战，是与时代之大恶的相扑、一对一的角斗、或一对多的生死格斗、是货真价实的擒拿格斗、是拼剌刀；神性写作却是从善与恶白炽化的战场上突然抽身而去，让时代之恶如坠五里雾中，笨头笨脑找不着北；英雄写作是战役，而神性写作是战略的安排，是重新划分世界的宏大构想。英雄写作是战士的写作，过多地强调了对敌人的恨，对人间的爱却强调得不够，尤其是包括对敌人的爱，对敌人的宽恕和悲悯，刚性有余而温软不足；太多金刚怒目，而神性写作却是面对恶的充分优越、对恶的宽恕和悲悯，不仅意味着提法的改变，而且意味着境界的放大和提升。——从英雄写作到神性写作，说明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内在生命的品质上，我都做大了。在英雄写作的阶段里，我总是幻想着单兵突出，试图像特种部队作战一样，凭智慧和勇敢快速穿插、穿过恶的密林，然而每每深陷其中；同时由于我没有对整体的敌人作出安排，因而只能一年一年地在与敌人近距离的周旋中疲于奔命，击毙了一两个具体的恶，却留下了更多的恶，而恶真是太多、太多了，他们潮水一样一齐朝我涌来（这里面就有不少诗人同行），以致给敌人留下了过多的破绽，给敌人留下了太多的机会，永远不能将战场清理干净（神并且嘲笑我说：除恶务尽只是幻想，善有生的权利，恶也有生的权利，恶就是善的影子，通常同时出场，且将善紧紧追随），现在我通过神性写作将这一切中止。神性写作将实现对于诗歌领空的绝对控制，因为空权至上，控制了诗歌的领空，也就控制了诗歌的世界。神性写作不是受到谁的启示，而是英雄写作的自动生长，是英雄写作的成年，是神性在英雄写作里的自动觉醒。神性写作是对英雄写作的继承和发展，自然延伸和升华，经过了英雄写作二十年的历炼，一座座诗歌的城市被占领了，一条条诗歌的道路修好了，一座座诗歌的机场已经抢占到手，神性写作的航天器该起飞了。神性写作就是把英雄写作中与恶直接抢白和对话的荣誉收回，让恶再也听不到诗歌说什么，让写作构成恶的灭顶之灾，类似最后的判决，因而从整体上对神性感到害怕。在英雄写作那里，因为零距离对峙，恶还有可能因为偶然的原因侥幸取胜，有时则是平分秋色，在神性写作这里，恶、任何的恶，都不可能再有任何机会，神性将恶完全排除，隔绝在神性以下。海子当然是神性的，但神性写作越过海子，将特别强调情绪的节约和控制，更讲究战法，不会重蹈海子覆辙，导致精神撕裂、使写作支离破碎、进而自己摧毁自己，迫使神性写作的伟大事业毁于一旦，功败垂成！ 神性写作就是以神性为惟一背景的写作 也就是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但肯定比这个更大。提出神性写作的策略考量是：为诗歌划分世界。神性写作不是对诗歌题材的强行规定，而是对于诗歌题材边界的全面超越，是神性在所有题材上的沉思与游走和对所有题材的诗性处理。并不是你只写月亮、星星、天体、云朵及其神的故事，你就是神性写作，恰恰相反，你写了很多星星、月亮，也写了很多的神，也可能完全没有神性。神性不拒绝人类世界的一切事物，只要诗人本身是神性的，则写什么，也可以神性飞扬，闪闪生光！一个在中国诗歌里浸淫多年，却没有看到诗歌的这种向上与向下之争的根本命题的人，在看穿了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套写作阴谋之后，他立马就会在神性写作的大旗下重新站队！一个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人，由于神性的突然觉醒，也可以在一次午间小睡之后，开始向一个神性写作优秀诗人的目标单兵突进！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只要神性觉醒，放下解构的屠刀，也马上就可以迈进神性写作的门槛，神性写作的大门为所有的诗人敞开！它属于一切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也笼罩一切诗的流派！它的空间很大，比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大，更辽阔！可以容纳众多的诗歌流派！可以容纳得下当代任何面向极限的眺望！神性写作将中国诗歌分为阴阳两界，正邪两界，善恶两界，而将其他言不及义的划分统统取消！神性写作是诗歌里的宗教！是后现代主义废墟上空人类精神理性的最后殿堂，有着天堂的全部外观！而只是在神性写作百万座神庙的某一个分殿里，才写着这样的字样：反后现代主义。 超越的激情：对神性写作的近距离描述 诗到神性为止，神性以外没有诗歌 也许渺小的诗歌可以不要神性，仅仅有人性就可以了，甚至连人性也可以不要，只要流氓性和痞子性就可以了，可是所有伟大的诗歌都必须是神性的，必须像天上的大神，以光明磊落的姿态，统领起生活里所有的正面力量。也许屈服于市场，以向市场献媚、以取悦于市场、并以此取悦于时代的诗歌可以不要神性，仅仅有性、有垃圾、仅仅有当代一些劣质读者的掌声及一些劣质诗歌从业者的追随就够了，而一切伟大的诗歌和企望成为伟大的诗歌，都必须沾带着神性的灵光，至少必须通神，必须在诗歌的每一章节、每一个修辞的容发之隙，为神性留下一个必要的位置。也许以加速人类更快地毁灭、借以快速成名、以便从当代的轮盘赌里抢到更多好处的诗歌写作可以不要神性，甚至可以反神性，比如我们看到的那些以解构的小技巧写作的小情景诗、小情趣、小调皮话诗、正话反说诗、恶作剧诗就是这样，而真正归于一个时代、并试图为一个时代命名的主流诗歌写作却必须有神性，没有神性的存在，诗歌将光芒尽失，只能传达地狱的声音，在地狱的高度以下潜行，永远不能获得光芒和力量，以天堂的歌唱牵动世界，使苦海骚动。 艺术必须准备对时代负责 艺术对时代负责，首先对自己负责。神性写作不承认人类为天之骄子，拥有法外特权。虽然无法确定一百年后的艺术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那些曾经在艺术史上导致一大批煌煌巨著产生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永恒真理不可能在后现代到来之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忽然改变。艺术仍将诉诸人的心灵，并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现代艺术家们不是下贱地跟在那些心怀鬼胎的所谓先锋艺术家后面瞎起哄，不是跟在那些靠运动吃饭的伪艺术家后面不停地操作出一些走马灯一样的艺术流派，在现代的条件下，吸收一切现代艺术的有益成分，重建真正艺术的古老尊严和稀世辉煌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缺少才华和精神的能量，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彻底放弃对新和洋的盲目崇拜，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和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信赖、也值得我们永远信赖的。当我们将伪价值的东西剥离、抛弃，那些与根相连的部分自会显露出它们峥嵘的真相，它们甚至依然美丽无比、鲜活如初！这意味着中国当代诗学必将经历一次重要的变化，意味着中国诗人主体人格的觉醒和困境里的坚守。我们相信中国当代诗歌，必将在中国血与火的生活进程中产生，并有所作为。它是继承了中外两大传统之中一切优点的，而不是食古不化、或无父无母的；它是中国作风、中国做派的，而不是食洋不化、怪腔怪调的；它是取材于中国这片土壤的，以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丰厚生活为血肉的，而不是凭空而来的天外之物。中国诗人的思想资源和灵感，只能从现实的中国社会进程来，不可能从外国来，国外并不存在一个汉语诗歌的天堂。很显然，这里尖锐对立、而又相互缠结、咬噬、强劲涌动的生活，既产生思想，也产生诗歌。那种神性的、有金属硬度和质感，可以点燃灵魂的美丽诗歌，一经出现，全世界仍将为之鸦雀无声！ 对街痞和淫棍而言，有比诗歌更好的去处 对于这些人来说，诗歌从来都不是一个可爱的事业。尽管在每一个朝代，因羡慕诗歌的光荣、因而比谁都起劲地挤进诗歌现场的人永远不在少数，可是他们最终发现，这里只是真诗人修行的地方，诗歌作为一个危险的行业，也许正处在炼狱之火熊熊燃烧的中心；对于没有准备的人，误入诗歌歧途甚至是危险的，本行当最大的风险即在于，它很可能弄到后来，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结果很可能既没有诗歌，又白白断送了黑帮老大的黄金前程。诗歌是精神的耶苏，诗歌的写作是一种代人类赎罪的行为，使它更多与苦难的承当连在一起，这样的高难度，将吓退在诗歌门前所有犹豫不决的身影。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连人也做不好的人，居然能够胜任诗人的高难度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对诗歌也永远不失掉信心：每当一些人将诗歌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时候，总有一种相反的力量从诗歌的内部产生出来，推动诗歌自救。向哪里走？向上走，向神性的一面走，舍此别无他途。诗歌可能因为在高处呆得太久，有时会有意降低姿态，去倾听人的卑微的求告，替他们将心中的苦说出，可是它的位置不在那里。归根结底，诗仍然是神性的东西，一旦完全离开神性，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神性并不是一个坏东西，是人性中最靠近神光亮一面的部分，是人性最美丽的那个部分。可以将神从人间的生活里放逐，但你必须在心里为神性留下一块不需要很大的位置，这个位置是永远有效的，确保不被任何私心的算计给挤占的，任何的挤占，都将直接造成诗的隔绝和缺如。 当前诗歌写作的所有问题都是将诗歌的头颅强行按低的结果 当前诗歌的所有困惑，都是在兽性写作与神性写作之间的困惑；当前诗歌写作的所有对立，都是兽性写作与神性写作的对立。将诗歌的头颅强行按低，曾经是诗人争取的权利，结果人们已经看到。中国诗歌如果能有一个辉煌的世纪，这个世纪只能由神性写作创造。神性写作是侧重于神性一面的写作，不是要取消兽性，——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取消兽性，或者在兽性与神性的对立之中平分秋色，找到平衡，而是要承认神性一面的绝对领导地位，它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惊世骇俗的伟大诗歌诞生。不是要俗化，而是要圣化；不是要崇低，而是要崇高；不是要作低诗歌运动，而是要作高诗歌运动，要在一个比生活平面高很多的高度上飞行。诗歌要有光芒，这光只能从神性来。完全没有神性的世界，只能是一个没有亮光的世界。神性是对于人性的深度开掘。神性不是天外之物，就在人性的深处。神性是人性的灯塔，是人性里最光亮和辉煌的部分，但也最脆弱，最容易被吹灭，吹灭了，人性的黑屋子里就只有黑暗，而一旦神性的风吹过，所有的事物都将呈现出诗性的一面，变得生机勃勃。当神性的手触抚摸了没有生气的语言，语言立马活泛起来，焕发出诗的灵光。神性是上帝造人的时候预留在人性中的东西，你可以遗忘它、埋没它，不让它发光，却不能把它取缔。但尽管遭到了遗忘和埋没，当神性的诗歌出现，它将被重新激活。诗歌要有热，只能从神性来，因为只有神性一面，才真正关心人，从根本上关心人，不仅关心它的现在，更关心他的将来，既想到快感，也想到根本的福祉。只有神性的一面，才能确保诗人在任何时候都分清善恶、是非、真假、美丑。诗歌要有庄严感，庄严感只能从神性来。诗歌要有深邃的境界、惊人的句子、复杂和高贵的调性，只能从神性来。如果在过去的诗歌阅读中，我们曾经找到了惊奇，那完全是对于神性的惊奇。神性是一种回天再造的力量，使人和诗歌变得美丽。神性可以把特丽莎修女从一个平凡的女人造就为圣徒⒄，也完全能把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造成杰出的诗人。因此，当我在这里说：从现在开始，在中国诗歌的现场重建一种神性写作，并不是跟你们说说玩的，它是当真的，这个过程很可能已经开始。我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写下这样的宣言，而且能够写下这样的诗歌作品，——我有两手，而且两手都很硬。我愿意在我的诗歌旗帜上写下“代神立言”四字；而且，我十分欣喜地看到，更多的人们将认可这样的写作。我相信，当诗歌重新意识到自己“代神立言”的职责，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从此黯然终结。 说“人话”与说“神话” 后现代主义诗人说，要说“人话”，而不要说“神话”。并声称他们的诗歌决不说“神话”，好像说“神话”是一件可羞和可耻的事。这话其实只对了一半。神当然不会开口说话，可是神会暗示。在每一次感性事件的下面，都为进入事物本质保留着最便捷的通道。说“人话”并不影响我们让“人话”带上神性的灵光。神性将为我们的“人话”加冕，使它深刻，中庸和大，合法度，使它奇崛，立于不败之地。说“人话”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神话”的从骨头里的羡慕，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一个上等人在任何时候对于神性的仰望姿态！你们的意思大概不至于说，所有与神沾边的东西都是倒霉的东西吧？说“人话”，人爱听，只说让人高兴的话，让人感到入情入理的话，说常情常事常态，这样的诗歌态度固然平易，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拉拉家常，也不会让人感到压抑和自卑，你巴结他，说出了让他产生“快感”的话，他听着顺耳，心里舒服，让他感到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人格上，他都可以和一个诗人平起平坐，甚至看起来站得比一个诗人还要更高，——这样的诗歌可能赢得市场，却与人类生存的根本利益无益。你不过是在哄骗（其实也是在贿赂）读者。而最终，你只能让一部分读者满意，却不能让更多的读者满意，高品位的读者会感到甜腻和肉麻，未来的人们更不答应。你只能让读者产生“快感”，却不可能让读者震惊，感到敬畏。神性写作的观点是：如果你坚持要说“人话”，这也不错，但是你一定要为神性留下必要的通道。你说“人话”，但是还必须准备说“神话”。说“神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你说“神话”，但是同时不拒绝说“人话”，只是为了把“人话”说得更好；二是你要准备说“神话”，并且知道什么是“神话”；三是你必须说得好，不能歪曲了神的原意。你说的这些“神话”是给人听的，不是给神听的，但必须得到了神的允准，与神的旨趣和精神相通，从神的一面看是满意的、可以被认可的，否则就不是神性写作。 神性写作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从来没有中断 老子是。庄子是。孔孟是。司马迁是。屈原是。李白是。杜甫是。曹雪芹是。朦胧诗写作是。昌耀是。海子是。英雄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和回归写作是，虽然它们强度还远远不够。神性写作已经形成了伟大的传统，被中断了的不是神性写作，而是反神性写作。这些反神性写作，有许多流派，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否认人性中有神性，甚至仇恨神性，视神性为妨碍、为毒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他们拉人性下水，诱骗它走向极端，把它推向空前高大的位置，推动人性更快、更快地朝向神性相反的方向——即兽性的方向走。最后这个世界就剩下一个无法无天、对一切美好情操都嗤之以鼻、对一切权威和律令都拒不承认、也拒不听从的人！就剩下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对世界这也不顺眼、那也不舒心，惟独不反对自己的极端自私的动物人！就剩下为了写作的渺小目的，即使拉人类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的诗歌怪物！这实际是对人本来可以达到神界的伟大潜力的盲无所知和粗暴毁弃。 神性写作的实质是对神的敬畏 神性写作并不认为人，可以按自己意愿无限改变世界的结构，也不承认人有这样的特权和能力。我们接过的这个世界，决不是一种事实的零乱堆积，而是某种神迹，诗歌只是世界固有的性质，在上帝造物的时候与世界一次成型。诗和世界是不能分开的。诗只能显现，只能指证，却不能据有或拿走，诗是世界自己的。诗人并不能创造诗歌，诗歌自古以来，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也不会被诗人的写作穷尽，诗歌还是诗歌，它在世界那里。诗人自以为创造了诗歌，那只是假相。诗人以为诗歌在自己心里，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从怀里抽出万卷诗行，那也是假相。诗只是在它自己高兴的时候，偶然把它的投影倒映在诗人的心里，而且必须是一颗没有被污染的心才行，它的水是清澈的，而且很快又把这投影收走了。罗丹说，美是发现。诗就隐藏在事物之中，只有神性不灭的人才有更多的机会看见。他走到哪里，诗歌就显现在哪里；他向哪里看过去，诗歌就在哪里出现。包括语言，也为着这神迹而来。它因为刚好能够表达神迹而被视为神圣，如果没有作为神迹的存在作背景，语言没有任何意义。在字典词典上的字，它只是一堆杂乱的字，此外什么也不是。在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语言为我们保留了与诗歌对接的接口。所谓一首诗的写作，当是指潜藏的神性，刚好走过了语言的桥梁。神性写作就是与全人类的价值系统全面接轨。价值系统乃由神创，是神对人存在的一种万世不易的预先设定。神性写作就是让真回到诗中，让善回到诗中，让美回到诗中。就是让博大、宽厚的道德感回到诗中，让真善美在诗歌里合一。 神性写作，就是承认人性的缺陷，直面人性贱的一面、丑陋的一面 人性不如神性，因为人受欲望指使，是欲望的人质。神性写作就是承认人性的缺点，承认人性的盲目、不自由和苦，不为人性的缺陷而讳，同意给人性加上必要的限制。神性写作认为，纯粹的人性很丑，几乎等于兽性，如果不加以修炼，是绝不可以成圣的。最好的人性，顶多只是一毛坯，不能发光，也不可能自动成为好的器物。成器的过程，就是将它的杂质剔除，为它赋予必要的形状。对于一般的人，成圣的道路布满了荆棘，也太过遥远，且于人在当世的功名利禄不会有任何好处，他们拒绝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可是身为诗人，为什么要拒绝呢？有一次成圣的机会，难道不是很好！在诗歌的历史上有过许多诗人，企图在诗里用兽性置换神性，可是他们都失败了。他们失败了，他们的诗也失败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好的诗歌，都不是将神性放逐以后产生的。我们所找到的最好的句子，都是神性写作的句子。我们找到了那些足以点燃和照亮灵魂的东西——乃是中外诗歌里万世不易一颗神性的光芒四射的神圣内核，乃诗心！只有这样一颗伟大的心，才能使我们与诗歌的纯粹保持同一；并使我们因了自己的努力，在人类历史的又一个重要关头力挽狂澜，促进人类得救，最终使自己得救，并使自己得以避免见证现代艺术沦落的惨烈黄昏。 神性写作三指标：向上、有益、尖锐 向上 这是神性写作在文学坐标上的根本指向，就像指南针一样，神性写作的价值指针将始终指向天空。它不能用平面的思维把握，只能用立体的思维把握。神性写作准备把地面留给后现代主义，而自己向上。那里是什么？天空！我提请诸位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一片伟大的所在！——那里，无数奇迹所在的地方！那里龙和神的舞台，宇宙的多变的面部，清清一色，你却看不透它！那里有多少星体在闪闪发光，而白天你却看不见它！那里有成片的几千万亩的云朵缓慢移动！那里下雨，行走日月！那里风云集会，可以容纳亿万人群眺望的极限！一大片新大陆一样的所在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诗歌的陆军前去占领？而这正是神性写作所要做的！神性写作准备与地上的存在至少在十到二十年之内拉开距离！神性写作效法昆鹏，神性诗歌只与天上的大神齐名，并肩！从英雄写作，再到神性写作，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回答！也是我对诗歌的回答！为什么要向下？向下本来不难，难的只在向上。地球上的物体，自己就有向下的力量，因为有地心的引力在。向下人人都会，向上却需要作功，伴有能量的消耗，意味着对困难的克服。向上意味着对平庸状态的叛离，意味着高难度的动作，意味着在没有梯子的情况下攀登青天。向上，意味着一种对于高度的需要，自从创世以后，上帝就从那个方位看宇宙，始终一语不发。向上，就是要取得尘世之外、乃至宇宙之外的第二眼光。如果真正要比向下，我建议看看谁能够下得最低，到地层以下，到几百公里的深处，那里岩浆奔流，能在那里体会一下地球心脏的热度，也未尝不是一桩英雄的壮举，——我是说，那样的话，也就通向了神性，可是千万不要只在“下半身”那里停下，也不要在垃圾堆那里停下，永远不与生活取一个平面，不和生活里最没有希望的那一个层面呆在一起，甚至眉来眼去，打成一片，更不要与生活里的浊流同流合污。让诗成为一种净化的力量；让诗成为与人间对照的世界，成为照耀人间的第二重天。向上意味着飞动；向上，却永不脱离对人间的关爱，仍然看着它，以神的无比明晰和透彻的语言与它交谈，引领它保持住那些该保持的。向上，因为光来自空中，再返回空中，诗歌的非凡的大幸福、大欢乐在空中，所有飞行的翅膀在空中。神性写作与人间拉开了距离，但它并不离开，因为它最终属于人间，它的锚就留在那里——存在之海的深处。 有益 诗歌可能有一千种标准，一千种标准都对，各有道理，可是神性写作在这里只强调“有益”这样一个标准。这是一个简单的指标，也是最低的指标，也是最好用的指标。诗歌写作在当代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它们都必须是有益的，即有益于当世，有益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持续生活。所有的神性写作都是有益的，是与人类价值完全接轨的，它不是断裂的，因为有这个接轨而与全人类息息相通。诗歌不可能救世，但必须确保不使自己有害，在复杂的当代条件下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神性写作强调道德感，——诗歌不等于道德，但必得有道德，道德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从神性写作的字里行间透出，就像气体将空间充满，你却看不到它，有时还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只是在危急的时候才感觉到对它的需要，可是它已经在那里，——道德在神性写作这里不是空置的，是神性写作的先在条件。神性的诗歌，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写作的有道德精神支持的硬朗的诗歌，光明正大、可登大雅之堂的诗歌。神性写作不是要在人间恢复神的统治，而是要强调神性在人性这片土地上对兽性的绝对领导地位，把诗歌从精神暴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欲望的人质状态下解放出来，使它自由、健康和富有生机。神性写作不是一个流派，但是倡导一种有益的共同倾向。神性写作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将高贵的艺术创造纳入人类在这个美丽星球永续发展的宏大背景，力争成为这个背景的一部分。神性写作决定让真回来，让善回来，让诗歌有益，成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特殊知识。同时让美回来，让崇高回来；让上帝回来，让神圣的事物回来，在诗歌里全面重建对于神圣事物的绝对敬畏。神性写作准备让比赛在价值的平台上继续，因为有价值判断的比赛是美丽的，可信赖的，能在这场比赛里获胜是光荣的，因为有价值评判的比赛规则大方向绝对正确，比赛指向的地方是诗歌最高级别的荣耀。能继续这场比赛，表明我们没有因为私心而逃避，也没有因为胆怯而退却，甚至是一种神圣权利的象征，——因为只有那些有准备、有德行的好人才得到了特殊的召唤。神性写作不认为一个生活的忤逆子真的能够在真理的道路上走到很远，并且不认为这样的忤逆子果然会有多大的才华和能量，真的能够拉人类一起同归于尽。神性写作决定让诗歌成为拯救的力量，令所有恶势力胆寒的力量。神性写作决定向诗歌里一切正直力量倡议，大家都起来为反后现代主义的美丽事业添砖加瓦，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有才出才有钱出钱，神性写作决定在诗歌里来一次大扫除，将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生硬语词从诗歌里清除出去，将那些似是而非的诗学观念从最显赫的位置上全都清除出去，连同它们的毒素；神性写作准备心情愉快地为中国后现代主义在棺材盖上敲上最后一颗钉子，以便拯救世界，首先拯救被后现代主义劫为人质的一代中华民族新人。神性写作是异端的异端，对破坏的破坏，对否定的否定。神性写作的口号是：从生到死，永远不为快感写作，不为任何时髦的主义写作，也不为任何鸟人的眼色写作，仅仅为永恒的生命写作；并且为生活里永恒的爱写作，为人类惟一家园——永恒的自然写作，为支持人类站立于天地之间的不朽信念写作。为人类从古到今一切美好的情操写作！写作一切的美好，从而使写作美好，并使写作的人美好！如果这个世界确实没有一点美好，神性写作准备让它至少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保有一种美好——这就是写作。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神性写作的具体步骤是：先做人，再做诗，做很多很多的好诗，做很多很多有分量、能传世的大诗，然后——成圣。 尖锐 尖锐包括了新和锐。神性写作正是在这里不满于知识分子写作和回归写作，因为他们没有神性写作必不可少的尖锐和强度。但我不想用“先锋”二字来对神性写作作出描述，因为这两个字被伪先锋们盗走，用作欺世盗名的专利产品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了解这两个字，可是霸占了这两个字，强奸了这两个字，让人一听见这两个字，就头皮发麻非常恶心。神性写作准备让尖锐成为必要的状态。神性写作向存在发问，执意要击中存在的要害部位。神性写作认为，诗不单单是一个技巧问题。诗歌的力量来自诗人的人格，是诗人的人格使诗歌强大和有力。神性写作建议放弃纯诗的幻想。神性写作将不拒绝政治；神性写作有时站在时代的前面，有时站在本时代的反面，有时站在时代身旁五百码的地方，完全以时代与价值的关系调整方位和角度。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当代，——面对当代的乐，也面对当代的苦。神性写作认为当代是每一个诗人从命运那里领有的一份财产，当代是诗人灵感的源泉和写作资源的宝库，是诗人打磨诗歌宝剑的硎石，是诗人成圣的惟一平台，其炉膛的温度，恰与成就神性写作必不可少的要求相应。这份遗产的领有，将使你的写作成为有话要说的，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将使你的诗歌与历史上任何其他世代的诗人区别开来。当代是诗歌发生的惟一现场，神性写作认为，任何对于当代的漠视，都只能造成对诗歌的损害，从而失掉诗歌发生之根和当代经验的原汁原味。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心灵，倾听心灵的召唤；强调重建诗人的人格力量，认为在诗歌里坐着的，只有诗人的灵魂，那是使一首诗所以震撼人心的根本原因，此外别无所有。正如我们在小说里找到命运，神性写作不在艺术里寻找语言，寻找语感，寻找其它好看的东西，却希望看到诗人强大而又与众不同的主体人格。尖锐必然要求新，但神性写作首先强调思想的新，思想的前卫，首先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永不以诗歌说谎，渺视一切将思想抽离以后的形式上的离经叛道，决定让诗作为一种有效的载体，表达诗人对于一个时代的预言、评价和忠告！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决定永远站在一个时代的弱势一边，确保艺术的冲击力携带着本时代的道义力量，从而达到最大，辐射到最远。新，同时又是充盈的。——我不说美，而说充盈。美这个字也已经被人们滥用，许多人不了解美，却在谈论美。充盈是一种饱满的状态。首先是诗的充盈、诗味的充盈，是诗人主体人格的充盈，是诗歌元素的丰沛与饱满，是诗歌感觉的自由与活泛，——饱满而且圆润，鲜活欲滴。让诗在最自由的状态下，保存一个诗人的全部生命信息。充盈与干枯相反，与概念化相反。神性写作不写干瘪的诗、苍白的诗、矫情的诗和观念的诗，不为任何时髦的主义写作，不为特定的时代气氛写作。神性写作不准备让诗沦为寓言，而是要上升为寓言，但却成功地避免了寓言的笨拙和枯涩，显得率意天成，因为它里面充满了人性、人情的丰厚内涵。神性写作也准备在诗歌里保留意义。神性写作是飞动的，有足够张力的写作，既有直线和生硬的锐角，有几何体，也有更多的曲线；在神性写作里，将有更多晦暗不明的异质物质出场。神性写作力主诗是多棱的，有多个不同的侧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打量，经得起高智商的二次发现；是合声的，有多个不同的声部，可以经得起反复倾听。它是单纯的，清澈的，可是你看不透它。它因为神性的充沛而丰满，因为有效地保存了诗人的生存信息而鲜活。神性写作决意继承以往全部写作中一切有益的成分，并把它们向独创推进，为当代诗歌艺术增添一些全新的东西。 价值不需要复辟，只需要诗人重新面对 价值不需要复辟 周伦佑们很快看见，价值它本来就在那里。不在于反价值事业遭受了多少挫折，而在于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如果说这是一次在文化后宫里发动的政变，这个政变是失败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价值并不因为周伦佑们起劲地反对而羞愧满面地自动退场。价值作为一种历经生活几千万年积淀而形成的事物，具有超稳固的结构。价值其实就是神性，是文化中那些核心部分，是人类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人类有价值，可免遭迫害。价值存在的意义在于，即使是终究没有天堂可上，毕竟还可以确保有一个差强人意的人间可住，反之则只能自蹈绝境，最终是走投无路。事实上，反价值的工作很难做，反的结果，仅仅造成了混乱。价值不会失败，这是价值本性使然。如果你看到价值失败了，一定是伪价值失败了，而真价值却完好无损。真价值的“复辟”甚至比反价值者出手还要快，还要有效，它以不变应万变，习惯于后发制人。作为后现代主义中国版本的非非主义们，其实内心很自卑，知道自己的反对完全是竹篮打水，他们其实是羡慕价值，只是后来在那里遭到了冷遇。事实上他们很难把反价值进行到底，反到金钱面前就停下了，反到性面前也停下了，反到空气、阳光和水面前也停下了，反到美味食物面前也停下了，只要有美味的食物，这些人一定比谁吃得都香，而且食量惊人，吃相难看。事实上，在完成了为中国后现代主义代言的反价值的神圣使命后，周伦佑很快人去楼空，不见了踪影。——他回到了“红色写作”，又回到价值（也许他死死抱定了价值，根本就没有离开），强调建设“走向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强调走向本土，深入当代，面对生存；并在《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一文中，对后现代主义表示了强烈质疑。 价值在哪里 价值的确是在文化里，是文化里最核心的部分，可是文化它只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也没有藏身在语言里，语言比文化还要表相。周伦佑自以为找到了价值的藏身之所，其实并没有找准。他看到他的敌人一闪身走了进去，可是并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根本下落。人类价值固然以语言作为物理外壳，它的根却并不在语言，而在人性的深处，被人类的祖先以秘密的语码写进了基因，植入了人性的黑土。人性不灭，则价值不灭。这才是价值的后宫所在！价值的后宫甚至与世界王者的后宫一样深，在同一个位置，而且完全重合！周伦佑们自以为身负时代重托，挺枪跃马冲到了文化的后院，要逼价值让座，可是他们不可能得逞。他们开列了一些词，试图从语言里清除一些字，可是留下了更多的字；他们开列了代表价值的词语黑名单，以为这样价值的家就可以给强行拆除了，可他们不知道价值虽然居住在词里，可它只是寄居，它的根并不在那里；即使能够侥幸成功，价值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重新为自己创造一套语言系统。价值是人性里的东西，就是人性里那个叫作“神性”的部分，亦即是与兽性相对的那个部分，要反价值，除非重置人性，甚至意味着重置世界的性质，而这是肉体凡胎的周伦佑们绝然办不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宣布：反价值不过是一次超级做秀，一次后现代主义坏小子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胡闹。价值甚至不必要出场进行回答，因为周伦佑们根本达不到价值所在的高度，以及它的广度。价值是大尺度的事物。坦白说来， 我有时候真为周伦佑感到难过：当中年周伦佑看着早年写下的这样一篇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章，一定会感到脸红。 占有价值首先是为了诗歌自己 说来你们可能不信，天下所有自以为是的文化人、各类权威、名流、大家的所有的不朽事功，他们虽然顶着一颗权威的头颅，却都必须依靠价值背书，——当然包括诗歌，否则就不能生效。神性写作认为，诗歌不自外于人类主流进程，即使再怎样不济，可以没有诗歌，甚至一个时代也可以有诗歌的完全绝收，决不能让诗歌成为反人类、反生活的力量。即使有一千种理由，比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外国理由，诗人也没有权利让诗歌写作成为精神暴力的特别出口。诗歌必须爬升到价值的高度才有出路。一片价值虚无的废墟是没有办法建筑诗歌荣耀的，诗歌找到了价值，才是找到了生发之所和诗歌运动的目的之地，也才是获得了赖以立身于世界的不朽基石，任何诗歌的高层建筑都将因此而得以建立，不用担心因为没有可靠的基础而被轻易摇动。价值是生活的定海神针，是诗歌面向世界、取得定力的根本。与价值背离，将使我们的诗歌不被终极价值认同，被世界从根本上排斥。与价值保持同一，将使我们的诗歌最终成立，获得生命，价值使诗歌充实，因充实而成为有重量和有色泽的，就像秋天时候大地上丰盈饱满的果实，归于生活中劳动的人们。 简短的结语 在对一些有害的诗歌倾向进行清理的时候，我曾经饱尝胜利的喜悦，也曾一再身陷重围，后来发现我找错了对手 我面对的决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一两个诗歌的小派别，而是面对着一种有理论、有实践、有一定声威的时髦主义。我必须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因为尽管它们在私下里相互倾轧，斗得很厉害，可是它们都有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灵魂。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敌人必须以一个时代的名义出场，任何一个单个的诗人，都不配是我的对手。可是，在一个同样色情、无耻、醉生梦死、有奶便是娘、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的、权力中心消失以后的礼崩乐坏、无法无天的时代里，有人会停下来一小会儿，听见你的声音吗？人们会不会只报你以轻蔑的一笑？会的，一定。然而，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一种悲壮的情绪顿时涌遍了全身。时代病入膏肓，可是，难道不同样是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才配给了你这样一个为神圣诗歌说话的机会？——恰恰是我、而不是别人，感觉到了时代远方的召唤，并在别人之先作出了必要的反应！ 神性之光是人类最终得救的光 从古到今，每当人类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关头的时候，总有一些智者站出来，试图为人类找到出路。佛教把这叫作“普渡”，佛的理想是，要“普渡”众生。“渡”到哪里去，“渡”到没有苦乐的彼岸世界去。基督教许诺一个灵魂极乐的天国；伊斯兰教把安拉的话奉为神旨，相信《可兰经》为他们描绘了一个灵魂不朽的最后归宿。每一种宗教都是救世之道，也各有各的好，可是从俗世生活到成圣的理想困难重重，不具有全方位的可操作性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谁能为人类找出一条适合尘世特点的救赎之道呢？华盛顿？华盛顿那一套人权理论，经由法律小心界定、并成为层次繁复、等级森严的权利法律体系，直到现代西方文明，都不能挽救世界，阻止现代主义走向危机。爱因斯坦？霍金？爱因斯坦和霍金当然是天才，上帝派来的启示者，可是他们并不拯救灵魂，只是技术理性的代表，不可能为人类最终得救指出方向。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当然也很好，对于奉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中国，还特别亲切，可由于先天的不足，他的救世学说已经在全世界遭遇重创。现代主义？曾经是现代主义经典之作的美国，今天已经沦落为一个极端利己、只知追逐国家利益最大化、只信奉暴力的、在世界恐怖主义袭击中焦头烂额的流氓国家，正如某外国观察家所形容，就像一只暴怒的猴子，抡圆了手榴弹，却不知道该扔到哪里。在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那里，现代主义更是引起人神共愤，一片谴责之声！正是现代主义不可解决的危机，直接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人类社会已无可救药，一切都已不可逆转。那么有没有方法使世界毁灭的速度减缓，直到真正的救世者忽然出现呢？这些都是我写作本文的时候所想。这些问题此刻就在眼前，挥之不去，它们远远超出了一篇诗学理论文章所能承受的极限。但我想，在决定性的救世之道出现之前，我们所能依赖的仍然只有神性。它从人性里出来，是未来世纪投向我们的第一道光。这光就在我们灵魂的内部。如果人类能够得救，一定是获救于自己内部业已被现代理性和后现代主义非理性完全遮没或蒙蔽的神性之光。神性写作不是要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破产之后，再提出一种救世的假说，乃是要在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废墟之上，创造一种通过自救、最终达到被救的成功事实。因为神性不是别的，乃是那些由神融解在人类心灵里的高级真理。 高级真理与低级真理 高级真理，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旦成型、永不失效的真理，一时说不清楚，不能拿到现代科学的实验室里去作定性定量分析，但是却可以靠神性一面去深刻把握的真理，是只能感觉和顿悟的真理，是说了一万代、还要再说一万代的真理。高级真理是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低级真理，是那种一眼就能看透的真理，那种清晰的真理，可以量化、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眼里容不下一粒砂子的真理，可以批量复制的真理，过了一段就会被后来的真理超越的真理。高级真理是在起点的真理，它是一步到位的，后来的拓展，只是一次次偏离那个原在之点的过程，因而每过了一段就不得不向起点回归，它回到了起点，也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而低级真理，是单向度的，永远指向一个方向，是单向推进、不必向起点回归的，回到起点立即失效的真理。高级真理没有实用性，专门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低级真理有实用性，解决人类的一些暂时性的问题，满足人们一些暂时性的需要。孔孟之道是高级真理，《道德经》和《易经》是高级真理，市场及其实践是低级真理；宗教是高级真理，而一切世俗的经验和技巧，如麻将技法、处世秘笈、厚黑学、电脑程序设计法、克隆术等等，是低级真理；中医是高级真理，西医是低级真理；东方人文科学是高级真理，西方自然科学是低级真理。这两种真理是并行的两列车，不能互相说明，高级真理拿到低级真理里来，完全讲不通；低级真理拿到高级真理里面来，也很难贯彻到底。在西方人那里越结越深、永远也不可能再解开的现代主义死结，也许可以在中国东方智慧这里轻而易举地打开。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极度张扬个性的，不强调利己，强调利他；不强调个人，强调群体；不强调对立，强调和谐；不强调极端，强调节制和控制；不强调异，而强调同；不强调与自然对立，而强调天人合一；不强调小，而强调主体人格的中庸和大，通过正人正己正心明意治国平天下；西方智慧强调清晰、实证，中国智慧强调含蓄、模糊；西方智慧强调权利，倾向于分裂、制衡，强调武力得天下，中国智慧强调和，强调过犹不及，强调得民心得天下。事实证明，以中国智慧为核心的东方文化，虽然一再被讥为保守，但却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指向人类根本福祉的文化，不仅应当、事实上也能够为全人类自救做出贡献。中国的根本出路，只能从东方智慧出发，在继承全部现代主义优秀遗产、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再加以批判和创造才能找到。中国的得救，不可能离开现代主义这个基础。中国固然不可能提出现代主义世界的救世之道，但是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将现代主义的危机大大缓解。当前中国也许没有这样的思想家，但如果需要，不排除首先在中国当代诗人群里产生。 写神性之诗，写让世界得救之诗 百余年来一直充当落井下石可耻角色的艺术，你们落井下石的事情做够了。将近二十年来一直在进行大破坏的后现代主义写作，你们的破坏性诗歌活动也该到头了。后现代主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精神艾滋。作为人，你们是自私、阴险和不负责任的，作为诗歌，你们是全面失败的。当你们在振振有辞地批判现代主义毁掉我们赖以托身的家园的时候，你们自己正在更彻底地连同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一并摧毁！后现代主义的结果，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活。幸而后现代主义到今天，仍然只是一批思想文化人内心疯狂的阵发性痉孪，在社会运动的层面，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甚至也不是一种思想的现实，因为在它刚一出现的时候，就遭到了西方众多有识之士的激烈批判，后现代主义之在今天，只是作为一个问题存在。否则，按后现代主义这一套，诗歌的最高形态，只能是没有诗；小说的最高形态，只能是没有小说；绘画里，只能是最终取消绘画。在社会政治领域，到最后只能是什么社会也组织不成，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最后大家完蛋。后现代主义必须终结！一个神性写作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要建立一种与后现代主义截然相反的诗歌，这就是神性写作！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与人类的永续发展相抵触的文学及其没有任何希望的种种试验。你们将会看到，真正的艺术仍然站立在原来的地方，反而更加高贵和光彩夺目。它不是以往伟大诗歌的重复，将比它们更高！这是一次伟大的回归，而且也是一次伟大诗歌在后现代条件下最具决定意义的凯旋！是诗歌生命在新世代全新条件下的自然延伸和生长！ 中国得救是世界得救的一部分，中国诗歌得救是世界诗歌得救的一部分 全中国神性写作者联合起来！全世界的神性写作者手拉手，在神性的旗帜下集结，重新站队！现在正是时候！当中国诗歌成功地排除了后现代主义毒素，坚定地抱持着人类终极价值，以对时代现实坚决面对和对人类根本利益坚决负责的态度重新出场、并将诗歌的指针指向人类价值重建的时候，它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力的，具备了一切艺术品必不可少的庄严法相的，在艺术上也才是配称之为美的事物。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以欣慰的语气谈论汉语诗歌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面无愧色地站出来，说：我们无愧于伟大的东方传统，曾经在后现代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艺术，刷新了东方艺术的古老辉煌，——这也是后现代主义。 2002.6-2004.5.酝酿构思、断断续续写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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