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对中国小说的优雅的质疑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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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对恋人都是怀疑主义者，相恋的过程中他或她变成警觉的狐狸，世界布满混乱暧昧的信息，吸引着他或她的也许原是一个陷阱，或者一个机关重重，无法攻克的堡垒。 作为小说家，潘向黎承担着双倍的怀疑：她和她小说中的人物一起，为怀疑所苦；同时，她必也注意到，在她周围、她那一代的很多小说家们，有一种本能的怀疑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人是“俄罗斯套娃”，而世界是“中国套盒”，表象之下必有阴险的本质，而小说家们，他们是聪明人，他们力图证明自己是那只绝不上当的狐狸。 而决不肯信的人注定孤独，而且会渐渐气急败坏、愤世嫉俗，要是他足够聪明，他就会把不敢信的怯懦转化为对世界和人性的负面论述，这使他看上去很“深刻”。这种时候，他就比较近于一个小说家了——我是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小说家单面的怀疑倾向使得他们很像习惯性失恋者：两个相互评价极低的人是不可能相爱的，而小说家们总的来说对人评价甚低，他们不相信情感、激情、勇气，不相信人的身上存有一些令人引以为荣的品质，他们在小说中通常致力于告诉我们：什么都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是白忙。这样的小说取消了恋爱的理由，当然也取消了写小说的理由。 廉价的、流行的虚无主义正以“写实”和“深刻”之名贬损小说、贬损人。而潘向黎恰好是一个自尊的人，她动员起她的自尊顽强地抵抗那双倍的怀疑，她的小说既是警觉的又是天真的，一册《白水青菜》，固然是灯也红了、酒也绿了、俗世混浊了，但她的根本信念、她想象和书写的理由却是为了“澄澈”——她几乎全部小说的主题是：信与守，因信而与生活、与人相守。 一个小说家，他毕生的众多作品可能都是一部作品，而潘向黎迄今的小说都是有关人世间的“大信”。当然，让她自己和她的人物信、让我们信，这绝非易事。潘向黎面对的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世故的读者们。她在小说中证明，她的浪漫并非没有头脑，她警觉着人类生活的可疑之处，她对人性的易变、软弱有灵敏入微的把握，精明于风声鹤唳。 这种信由何而来？《白水青菜》附有一份关于潘向黎的评论目录，我注意到，不少论者谈及她的小说之美、之清正醇厚、之闺秀优雅，所有这些赞词实际上都是在说潘的小说、她的语言是有来历、有底子的。这不仅给了她感受和表意的能力，更要紧的是给了她一种有信的态度。一个人，被我们传统中那些柔软善好的因素所涵咏，她必是难以做到披头散发、刻毒凶狠，她必要相信这世上有些事需要呵护体贴，要有分寸，要得体、有礼——要对人与物存一份敬重，因为她信这人这世界终归值得敬重。 但困难依然存在。《永远的谢秋娘》就让我们看到了优雅的限度。这篇小说的问题是优雅过了度。在那种近于《红楼梦》的语言中，谢秋娘变成了一个来路可疑的影子。小说中一个根本关节潘向黎未能作出解答：谢秋娘何以如此？她何以在暴力、死亡、贫困、荒凉的塑造下养成和维持她的优雅身姿？潘向黎只留下一团迷雾、一段空白。 ——这是潘向黎力所不及的区域。她的底子成就了她也限制了她，她确实做不到特别深刻，她确实不能对人性之宽阔复杂、对我们这个时代激流滚滚的经验做出强劲和透彻的表达，她不得不回避事物的某些层面，那些无法得体、有礼地应对的层面。 潘向黎也许比任何人都明白她的限度、她所看到的人生的限度，她明白，她如同在冰上舞蹈，而冰之厚薄、冰之下水有多深多凉她“说不清楚”。这个时代的优雅竟不是从容而是紧张，潘向黎小心翼翼地在薄冰上滑行、起舞，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关于人如何能够相爱相信相守，关于坚持对人性和人类生活的公正看法、关于小说如何对人抱有幻想的热情——如果我们完全皈依所谓的“生活逻辑”皈依所谓的“现实感”，那么这世上本来不会有小说，小说关乎人的现实，更关乎人的希望。 ——这一切构成了对中国小说的优雅的质疑和提醒。 《白水青菜》潘向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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