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清生：三清主义的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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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英时的史学及儒家文化论述，迎面扑来一股文字明快、清爽明澈的清新风，沿着文字的指向深读下去，余英时的思想清晰、逻辑和史学脉络畅通的表述，又给人以进一步的晓理之乐。我以为，再读下去，即获得余英时式对中华史实的深刻清醒，然这样的清醒，给当代的中国读者重新打量中国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 中国人在当今的困惑，显然有很大的文化承传的困惑，中华文化优秀吗？文化传统需要我们承传下去吗？这好像没有疑问，即使我们主观试图超脱文化传统，事实上已经不能够，我们无法切断文化传统的血脉。然而，五四以降，渐行西化的世界文化融合性潮流，以至令我们深刻地检讨文化传统，它果然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羁绊？是乎也是。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不免要进行停顿式的反思再反思，此间诸多深含偏激主义情绪的思想碎片便如历史砂砾铺陈，令人无以言状。 至少，余英时清新、清晰和清醒式对中华历史和文化传统思考与表达，给了我们一个打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通道，我们在这里获得一个走向。诚如余英时议及儒学时，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为什么儒学的困境和社会解体的程度有这样密切的关联呢？这首先要从儒学的性质说起。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我们常常听人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句话如果确有所指，则儒学绝不仅限于历代儒家经典中的教义，而必须包括儒家教义影响 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类似余英时这样的表达，可以让我们千千万万普通读者，即未经专业史学或文化考据专业训练的人，得到更多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且非读后更糊涂，这是读余英时的获益所在。我一直以为，在中国读史有些时候是更令人糊涂的一件事，很多时间，我也是满足一种知道主义的文人心理，且疏于去逼近历史，悉心清理。因此，对于余英时，便也给予一种现时比较珍稀的学识上的信任，我以为读史，对史学家的信任为第一重要，尤其未曾专业训练，便易偏信。然轻易偏信，其后果更为恐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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