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李云雷：底层文学，或一种新的美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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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现在不少人对底层文学持批评的态度，尤其是一些比较活跃的评论家。而我认为底层文学是一种“先锋”，如果说1980年代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只不过是简单地以一种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英阶级的既定美学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学，那么在今天的底层文学中，则蕴含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可能性，这种美学原则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是人民大众的，而不是精英的，是容纳了各种创作方法而不只是现代主义的。这样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当然还处于萌芽状态，需要历史与作家去创造。我们从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能够感受到文学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比如关于《那儿》，有不少评论家批评它的“艺术性”不高，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认为它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谈论这部小说时充满了欣喜和激动；另外如《色戒》，有一些人认为它的艺术价值很高，但另外一些人看了却极为愤慨，认为是对烈士和民族情感的一种侮辱和亵渎。而我自己，在历史与美学之间有时也是矛盾的，我跟曹征路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我在理论上“还不够彻底”，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也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你怎么看？ 李云雷： 我所理解的“底层文学”是这样的：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底层文学”是开放的，但也有其较为清晰的内核，现在有些人把底层文学当成了一个杂货铺，什么都往里面放（笑）。 李云雷：讨论底层文学既要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出发，也要充分考虑到它与历史以及所处时代的关系，否则只能越说越糊涂。从文学史上来看，比如田间的“鼓点诗”，在抗战时期是时代的最强音，再比如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是在公开场合朗诵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不能欣赏这样的艺术了，因为我们的公共空间日益缩小，只能在狭小的私人空间、在被隔绝的人际关系中来理解艺术。打破艺术的等级，让艺术不再是那些“胖得发愁”的人欣赏的小玩意，而让它成为一种更多人接受的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左翼文学”大众化的一个追求，这一追求在1940—1970年代进行了探索，并没有成功，但其出发点却存在着合理的内核，而且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汲取。正是在这悲壮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努力，而在今天，我们的文艺界几乎完全认同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适性”，匍匐在一种既定的美学标准之下，而失去了超拔的想象力，这在总体上不能说不是一种失败。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所谓“主流”，是指1990年代初以来鼓吹和推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而“非主流”指的则是近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持批评和质疑立场的经济学家，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新左派”。我觉得，文学界的情形也同样如此，比如现在对底层文学基本持否定态度的那些人士就称得上主流批评家，而持肯定态度的比如你，可称为非主流批评家。这当然只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但不可否认的是，透过对待底层文学的态度，的确可以窥见当代中国文学以及思想界存在的分歧和裂痕。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当代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一种表征，但这种“多元化”其实应该打引号的，因为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跟整个政治经济一样，走的是一条完全西方化的道路，用主流学者们的说法就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秩序”，这个“世界主流文明”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表述。也就是说，这个进程是以不断剥离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本土经验为代价的。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个进程欢欣鼓舞，至于在这个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困境，都被他们作为必须付出的代价轻而易举地忽略和过滤掉了。比如你们北大的张颐武教授提出的“新新中国”论，就是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典型表述。在他的描述中，中国似乎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物质繁荣、不同阶层和个人的权利都获得了充分实现，几乎可以跟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中产社会。这样的论调跟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几乎如出一辙。在他们眼里，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如城乡差距、贫富悬殊、利益冲突等问题压根儿就不存在。这无疑是王晓明先生曾指出的一种新意识形态幻觉。而底层文学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暂时撇开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谈，单就认识层面来看，底层文学首先是一种撑破国家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设置的话语雾障，勇于揭示和描写出我们时代的真实图景，站在人民立场，以批判的姿态面向现实发言的文学，这或许就是它跟此前的新写实小说乃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在价值选择上存在的根本区别。 李云雷：我们北大中文系比较好的一方面，就是还残留着一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不仅有张颐武教授，还有洪子诚、钱理群、韩毓海、曹文轩、陈晓明等教授，这些老师的观点不同，但都是相关领域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都能给我们以启发，对于张颐武教授，我比较佩服的一点，是他思想上比较敏锐，对最新的作品与事件都能做出及时的反应，但遗憾的是，在学术观点与具体作品的看法上，我与他往往相反，比如你提到的“新新中国”论，我就不赞同他的看法。 李云雷：“不仅仅是一种美学趣味的差异，更是一种思想认知的分野。”这句话说得很透彻。其实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界就有一种倾向，强调感觉而忽视思想，作家所关心的范围越来越小，到最后只能是形式、语言和技术性的东西了，甚至有的以“没有思想”而夸耀，这样的结果是作家与思想界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回答的还是20年前的问题，还以为是新的发现，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对中国现实与思想界的状况简直是完全陌生的，远远地落在了一些人文学者、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后面。我认为这对当代文学是极大的伤害。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不能只关心技巧之类，还应该具备一种关心广阔世界的能力，但在当前的中国作家之中，有能力对当代问题发言的似乎只有你与张承志、韩少功等极少的几个人。 我最近看了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金色笔记》，颇为感慨。莱辛的这部写于40多年前的长篇小说，在今天的许多中国批评家看来显然是一部类似于伍尔夫、杜拉斯的典型的女性主义和先锋派作品，多半会津津乐道于小说用笔记本结构全书的形式实验，可就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的眼光和笔触经由一位女性的生活，深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既充满个性解放、又弥漫着意识形态纷争的光怪陆离的英国乃至非洲和整个欧洲社会，视野之宏阔，思想之深邃，几乎可以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提并论。联系到中国的一些满足和沉溺于那种私密化的个人经验和形式实验的女性主义作家和先锋派作家，二者之间的差距的确判若云泥。所以，中国的某些批评家对底层文学如此“不待见”，以至于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乃至敌意，实在是顺乎自然的。因为多年来，他们所接受的现代主义文学趣味一开始就是片面的、偏狭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小世界”。他们已经习惯了学院、沙龙和茶社酒吧里培植出来的精致艺术口味，五谷杂粮早已不适合他们的胃口了。所以他们才喋喋不休地指责底层文学作品在艺术上多么粗糙，精神取向多么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反复告诫作家们不要停留在具体的物质生存上，要深入表现普遍的人性和灵魂。好像作家们揭示的底层民众那种艰难的生存状况跟人们的灵魂毫不相干，人的灵魂可以脱离具体的时代境况单独存在似的。包括他们大肆指责的所谓“苦难焦虑症”，在他们看来，这些苦难并非我们时代生活的一种真相，而是作家们夸张出来的一种用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煽情手段。殊不知，作家们描写出来的“苦难”是现实生活中和媒体上每天都在发生和报道的。这些批评家似乎可以容忍甚至欣赏包括那些先锋派小说家笔下的抽象以及历史中的苦难，而对底层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正在发生着的现实中的苦难却觉得难以忍受，以至到了犯“心绞痛”的地步。这当然不是他们神经过于脆弱，而是长期以来只注重纯粹的内心冲突和所谓个人的隐秘经验，丧失了广阔历史视野和人文情怀的结果。 李云雷：不少人在研究底层文学时，注意到它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觉得，在当前的底层文学中，真正能够继承左翼文学传统的，只有你和曹征路两个人（这也仅限于你们的部分作品），其他更多的作家，则是以人道主义的视角来表现“底层”的，这才是底层文学的主流，这也是我曾经用过后来不再用“新左翼文学”这个概念的原因，而我认为，仅仅是人道主义并不能支撑底层文学，我们应该继承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更多的思想、艺术资源，才能使之有更加开阔的发展空间。但在今天，“人性论”已经成为了一种最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并且成为了一些评论家批评底层文学的重要武器。最近媒体和网络上争论得很激烈的《色戒》便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们以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来抹杀具体的、有差异的人与现实问题，抹杀了人的阶级性，通过抽空具体的历史内容，宣扬一种抽象的人性之爱，他们张扬的实际上是一种精英阶层的主体意识或阶级意识。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这在很长时间里被一些作家奉为圭皋，但他们对“存在”往往是从个人主义或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特别注重对孤立的人的精神状态的描写，这是对人的一种抽象化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注重在人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人”，如果我们将之与昆德拉的话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拓宽我们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也可以拓宽我们对小说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今日的底层文学可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至于“新左翼文学”是否存在，或者说它跟底层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这需要作具体分析。但你说的底层文学应该包含左翼文学的价值立场，我完全同意。底层文学的作家们在思想认知和美学趣味上的确比较含混、芜杂，这也是目前不少底层文学创作在质量上良莠不齐，缺少更多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和思想洞察力的作品的主要原因。这不单是底层文学作家存在的的缺憾，而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一直处于某种暧昧的状态有关。我看过日本著名学者尾崎文昭在一篇题为《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的文章，他说：“根据阶层分析论的所谓客观的‘社会底层’其表现形式而言，是总带着贫困的这样一类负面形象，是同情的和慈善事业的对象，甚至是被侮辱的对象。另一方面，文学景观中反复表现的‘底层’至少包含有‘同情’的情感，伴随着对社会不平等而愤怒的伦理意识。它还与以前所使用的‘人民性’概念有重合的一面，最后还被赋予‘忍受苦难’、‘真实的’、‘纯粹的’、‘崇高的’等正面含义。”他显然意识到了底层写作和左翼文学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差异的关系。 李云雷：阳燕在关于你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刘继明对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张扬并不妨碍他对自己‘诉求平民和穷人的利益、主张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左翼立场的强调，事实上，独立意识已成为刘继明左翼文学思想的一个核心，二者并行不悖。”我认为这不仅是对你的小说的一种概括，而且应该成为底层文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具有“独立性”，有了独立的思考与探索，才能使文学获得新的发展。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底层文学与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不同的地方，鲁迅、胡风等人都曾批评过这一点，这虽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涉及到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但这也是我们应该正视与总结的教训。 但这些显然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描述，作为一个正处于生长过程的创作思潮，底层文学究竟怎样发展，还取决于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乃至于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对其他文学现象的讨论。比如有人把“先锋”当作一个静止的概念，以为“先锋文学”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探索和试验，并且将先锋文学的某些艺术模式当成一种典范来衡量甚至要求创作，却完全忽略了特定时代的精神处境，而时代精神总是跟历史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又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时代对会产生属于她自己的“先锋派”。其实，在上个世纪30年代，普罗文学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所以，你认为底层文学就是今天的“先锋”，从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笑）。 李云雷：这是不是跟中国这么多年的思想状况有关？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待历史采取轻率的态度，随意取舍和阉割，在一种“新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我们不仅对50—70年代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对1980年代的反思也很不够。钱理群是我所尊敬的老师与学者，他在刚刚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中，结合自身的经历，对自己20多年来的治学思路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双重性”的反思，这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在时间上，这些反思包括80年代对50—70年代的反思，同时也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对80年代的反思；再次是对当前思想立场的反思，钱理群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同样持一种双重性反思的立场，他既对50—70年代的激进思潮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意识到了80年代对50—70年代的批评遮蔽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从而试图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在现实中艰难地确定自己的思想立场。 另一方面，钱理群的“双重性反思”，不是在自由主义与左翼思想内部展开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是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框架中加以反思的，而对于左翼思想及其提出的命题，他只是有限度地加以认同，而不是将之作为思考的起点与方法，这或许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没有将80年代以来的思想框架“相对化”，则限制了他更加开放性地将二者加以“切磋”的可能性，同时他没有在更广阔的思想视野中对这两种现代思想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而只是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复杂的态度，这虽然是必要的，但也造成了他所说的“犹疑不决”，而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当前思想界与学术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一种思想与学术“范式”的转换，需要我们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面对与解决。 钱理群最近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中明确表示，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个“永远的批判者”。更重要的是，他身上还具有一种可贵的平民情怀，不像我们熟悉的某些人，一旦跻身于精英阶层或爆得大名，就把自己的出身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前不久我写了一篇《鲁迅的爱与恨》，引用过先生的一段话：“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救济不起从前一切贫苦的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我还谈到鲁迅对待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态度，最著名的当然是他对萧红的热情赞誉，相形之下，当今那些对底层文学百般责难的批评家们是不是应该有所反思呢？ 李云雷：2004年—2006年，第四届“鲁选文学奖”评奖的时间段，正是“底层文学”从兴起到兴盛的时间，但令人惊讶的是，在获奖的十篇中短篇小说中，竟然没有一篇属于底层文学，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只能将这样的结果理解为一种刻意的回避。但为什么要回避底层文学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底层文学已经风起云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实绩，是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底层文学是在现实生活、思想界论争与文学界反思“纯文学”的进程中生长起来的，是“人民文艺”在新世纪的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先锋性的文学，并已经产生了一批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和艺术影响力的作品。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作品，竟然没有一篇能够获奖，不能不让人对此次评选的趣味与标准产生怀疑。 评论家牛玉秋在《为中篇小说创作注入新的审美元素——兼议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一文中指出，“在这次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评奖过程中有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现象：在初评入选的22部作品中，有关底层的作品占了11部，但最后全部落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在审美意向上趋于雷同。而当选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个人张灯结彩》虽然也用了很多笔墨去写底层，但却在精神追问的方向上注入了新的审美元素，从而脱颖而出。”在这里，有意味的并非“底层作品在审美意向上趋于雷同”（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而在于它们没有表现抽象的人性与爱这些“精神追问的方向”与“审美元素”，也即底层文学被接受的界限在于是否导向这样一些抽象的命题。我觉得，这样一种评奖标准，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回避与粉饰，也是对鲁迅精神的偏离与背叛。 前不久我看到一篇网文，大意是说如果鲁迅先生申报鲁迅文学奖，多半会落选。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个以鲁迅冠名的奖项（包括其他一些所谓权威性奖项）较真。我还是那个观点，当精英文化同权力话语、商业霸权联手，形成一种“新意识形态”之后，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强势力量，将会天然地拒绝那些处于劣势和边缘话语的挑战，对一切异端声音具有超常的整除、消解和改写能力，并且总是能够巧妙地将其纳入到其掌控的话语体系当中去。底层文学目前遭受的苛责和排斥，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底层文学的真正价值，正在于它试图召唤和激活一种被宣布已经失效的现实主义和左翼美学传统，在于它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和批判性；而一旦这种异质性和批判性被消解和收编，它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底层文学的作家们丝毫也不必瞻前顾后，而大可沿着自己选择的人民美学道路走下去，就像一棵树那样，只要牢牢把根须扎在广袤深厚的中国大地之上，任何风霜雨雪都无法摧垮它。而作为一股尚处于发展当中的创作思潮，底层文学也无须担心外部的干扰，关键在于这些作家自身的力量是否能够使他们走得更远。我相信，正如鲁迅先生在评价当年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时说的那样，作为一种正在复活的“新的美学原则”，底层文学是属于未来和“别一个世界”的。 （原载《上海文学》2008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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